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唱了几十年了。在国内听这首歌，很为海外侨胞的爱国心所感动。到后来自己也成为广义的海外侨胞时，才知道那颗中国心实际上是由中国胃决定的。具体到我，是那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薄或厚或园或扁或酸或辣柔韧韧颤巍巍香喷喷滑溜溜的面条在我的中国胃和中国心之间建起了一条劈不烂砍不断炸不毁的锁链。
我是北方人，爱吃面食尤喜面条。脑海里有关美食的记忆不是山珍海味，不是鸡鸭鱼肉，而是再平常不过的面条。弗洛伊德有个理论说人的童年时的经历影响人的一生。他说得有道理，至少我对面条的喜爱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
我的童年是在山西度过的。山西山多平地少，又干旱少雨。麦子产量低。有名的山西大寨主要是靠着玉米高粱获得高产的。记得那时市民的粮食定量，白面只占15%。这么少的一点白面，为了让那难以下咽的粗玉米面稍微好吃一点，常常是掺在玉米面里蒸二面馒头。就连太原的饭店里也卖这种二面馒头。美其名曰“金银馒头”。吃一顿全白面的面条不是过年也是过节。我妈是陕西人，会做陕西的拉条子。那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拉面。比一窝丝的兰州拉面要好吃，因为面里不掺灰（掺灰是为了增加面的弹性，但破坏面的口感），所以只能一根一根的拉。我家有九口人。我妈五、六分钟才能拉出一碗面。每个人吃一碗要等一个小时。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儿，但那时的饭量特别大，没有两大碗是吃不饱的。等到轮到第二碗时，吃下去的第一碗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就这样，如果午饭吃拉条子，就差不多从中饭吃到晚饭，感觉上还是没吃够。所以就落下了一个毛病 -- 吃面条没够。童年的经历还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面条最好吃的定论。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吃了什么山珍海味，都觉得不如一碗面条来的好吃痛快。记得98年游览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驾着车在美国转悠了十几天，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遍地开花的中餐馆，吃美国餐吃到怕。回到多伦多进家门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是煮面条。当那热乎乎滑溜溜的面条划过喉咙时，感动得只想哭。当时想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愿做个地道的美国人。
此生吃过的面条种类繁多。山西是面食王国，仅面条就有许多种，刀切面、切拨锅（把白面搅成膠糖那样粘稠状，铺在一个平铲上，用一根铁筷子往开水锅里拨）、一窝丝拉面还有刀削面。要说刀削面，最著名的应属山西，但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刀削面却是在南京。忘记了那家饭馆的名字，只记得它的刀削炒面举世无双。那面片厚薄均匀，长短适度，嚼起来韧性十足。炒料也不怎么特殊，但不油不腻，爽滑可口。人口难忘。那次去南京出差，招待单位很热情，大鱼大肉没少吃，但是，只要是自己出去吃饭，我一定是直奔刀削面。
清华校门南面的五道口有一家刀削面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有一次我与一位同学谈起那家餐馆的刀削面，同学嘲笑说，那哪是什么面条，是椽子。同学眼里的椽子，竟成了我的美食，面条于我真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情结。
随着年事的增长，吃过的面条的种类也在增加。北京的炸酱面，上海的阳春面，四川的担担面，西安的裤带面，甘肃的浆水面，陕西的哨子面，兰州的拉面都一一尝过，最爱吃的还是拉条子（又是弗洛伊德式的情结在作怪）。此生吃过的最好的拉条子是在新疆的天山脚下的一间小饭馆。那是1989年秋，被邀请去乌鲁木齐讲课。讲完课之后，邀请单位派人陪同我游天山。早上爬山，清凌凌的水配着蓝格映映的天，再加上悠悠白云茵茵碧草幽幽松林皑皑白雪，美得令人销魂荡魄不忍离去。午饭时就近找了一家门脸矮小破旧的小饭馆将就将就。都说秀色可餐，大自然的美景不但是我视野的圣餐，也让我忘记了饥饿。当时没怎么多想就点了他们的拉条子。记得是一盘羊肉西红柿洋葱炒拉条子。那个香，洋葱头的香；那个鲜，西红柿的鲜，那个美，羊肉的美（这才明白为什么“羊”字加“大”字组成“美”字），还有那拉条子的韧、滑、劲道，每当想起它就口水直流。从此后自己常常用洋葱西红柿羊肉炒面，但总是比天山的差许多。一个月前看见多伦多新开一家新疆风味的餐厅，想起了新疆拉条子，遂进了餐厅，菜单上果然有新疆拉条子，大喜，随即叫了一份。吃到嘴里，好失望，比天山脚下的差远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天山的那家放了鸦片了？细想，忽然明白，在天山那种洁净的环境下生长的羊，加上那时种植的无污染、无转基因的洋葱西红柿，能不香吗？在这发达的西方国家，就算是所谓“organic” 的植物，能有多少真正的农家味道呢？
我的祖国，哪怕仅仅是为了这些美味的面条，我也要大声地喊：“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