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党文化
作者： 谢盛友
“党”、“黨”在古代是两个字，现在“党”是“黨”的简化字。从黑，尚声。本义：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只用于贬义。
党：不鲜也。（见《说文》）
党：善也，美也。（见《广雅》）
党：元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见《荀子》）
党：知晓，解悟。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见《荀子》）
党：偏私，偏袒。子党于师人。（见《韩非子》）
古时的党与现在的党大同小异。古时党有集团、纠集的意思，可以是名词，如党锢之祸、阉党、东林党等，这与现在的党派有些相似，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可以是动词意思，就是团结、纠集，如党同伐异。现在的党，多指政党，有自己的政治纲领，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织在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行动的团体。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
为什么我说中国没有党文化，因为中国是国养党，西方是民养党。民养党才有政党文化，国养党是党国专制。
中国政府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方面，中国政府确实在鼓励民间力量为社会做奉献，要它们多做事情，特别鼓励企业和企业家多捐钱。每年什么“排行榜”、“光荣榜”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制度设计上防范多于鼓励，渠道确实不畅通。在国内，民间组织最头痛的事就是找挂靠单位。一个血癌协会，非得挂靠卫生部底下一个什么局，但人家说它已经挂靠了一个协会，指标已经用掉了，就不要你了。找婆家很难，只好工商注册，要工商注册就必须交税，结果明明是非营利组织，还是要给政府交税才行。
在西方国家，公益捐款，自然就享受免税。
中国政府防范太严，老怕人干坏事。如果法制健全，人干坏事并不可怕，干坏事就可以依法治之。用挂靠的办法，用权力监督权利的办法来防人干坏事，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很可能永远没有意义。国内的现实是，干坏事、贪污腐败、真出大问题的，倒是跟权力勾结密切的。我今天又多一个想不通！
制度设计要有一个思想基础，而不是整天埋怨说：一不小心，社会主义就被颠覆了。
专制制度最根本的弊端是，权力无法贯彻下去。中南海的手，再长也无法伸到黑龙江、海南岛。古人说“天高皇帝远”，而我说“处长专政”。上个世纪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处长专政》。有感于在国内每星期二下午政治学习时听传达中央文件，最后经常听到有这样的一句说明：此文件传达至县团级。县团级就是处长级别，中国的处长掌控他手下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所以，我说，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处长专政。
处长离中央太远，对上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压力，对下因为他不是民选的处长、他是土皇帝，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压力。所以说，在一个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养党”里，中央的权力无法贯彻到最下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处长专政。处长是土皇帝，处长可以有能力成立“国中之国”，任意行使处长的土政策。“我是皇帝我怕谁？！”。
上次我写《中国人玩不过人家》，海内外基本被误读。可能国内的学者读懂了，有些话不方便表达，海外的读者没有读懂我的根本意思，就非常遗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其俱乐部都不发达，社团怎么发达，社团不发达，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社团慢慢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也就慢慢成为了政党。
西方人的党是民养，我们中国人的党是国养。就拿德国来说，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镇，也有很多很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费用全部是民资的，社团成立时有章程，章程若被内政部、税务局通过，社团得到的捐款就被免税。比如，我每年给国际艺术之家和律师协会的欧元，得到捐款证明，在年终可以从税务局那里要回来。
一个社团的成员一般都是志同道合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舍得出钱。志同道合者，大家是朋友，如何使用、如何管理这些共同的钱财，也很容易达成谅解，所以发挥最大效益。
一句话，西方德国民养社团。我们中国人是国养社团。都是这些税收，都是这些钱，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偏偏要先收税到税务局，再由国家拨款下来“照顾”社团呢？简单地取之于民用于民，不就更加简单吗？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了。再说，上面拨款，反正不是自己的钱，就很难管理，弄不好还被贪污掉，怎么能发挥最大效益呢？我就搞不懂，国内为什么一定要使钱、使税绕道，而不让它直接发挥作用呢？
悲哉！我们中国人由于税收方向混乱，以致于俱乐部不发达，社团不发达，造成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政党文化。
写于 2008年3月25日，德国班贝克
关心政治的人可能注意到了习近平前几天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幕式上的讲话。他说，我们党的政治很有发展，其中一条讲到建立集体负责任的党中央。我们要注意他的这句话。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提倡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体制，防止个人专断，并且现在的确实行了许多措施。大家注意一下许耀桐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专门讲中国的政党建设。他说，中国共产党这30年有非常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它已经不能由个人做主。这为实现了党内民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小集团的民主，无论怎么样都不意味着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一党专政时代，它不愿意开放社会民主的时候，它只好开放党内的民主，首先是开放最高层的党内民主，这有可能使利益集团更加地固化，从而更好地保护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一定能保护社会的利益。但终究而言，它摆脱了个人的权威的绝对统治。
我强调这一点，是想表明中国的政治是有发展的。这30年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的移交，是最平和的移交。毛泽东时代不存在领导权的移交问题，毛泽东是到死的时候还在想掌握最高权力。华国锋是通过类似政变获得政权。以后的交接，相对而言，拥有政治上的持续。例如，1980年９月，邓小平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9年11月９日，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90年３月21日，辞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此为邓小平的最后一项公职。1989年和1997年，江泽民两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和1998年，他两次当选为国家主席。2002年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2004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002年，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当选国家主席，2004年当选中央军委主席。这种最高权力的和平移交对中国社会稳定是有影响的。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战争，许多是由于太子——接班人没有确定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分析中国社会的时候，要想一个问题：还会不会有人站出来挑战这个制度？
公务员制度也是目前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中国的“公务员”，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的界定，大体上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领域，即国家行政机关干部近650万人、党派机关专职干部和主要人民团体的专职干部之和，近三年规模约为1100万人。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1）“干部”，是个身份概念，主要指“党、政、军，企、事、群”这六大领域，也即党政军、人民团体和公有制事业企业单位工作的所有脑力劳动者，约为3600万人；（2）“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两者的工勤人员和退休人员、农村部分领补助的村组干部，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
这个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的。当然，这个制度也有一些漏洞和缺陷，但它终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给了社会下层民众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政治社会的机会。只要通过努力攀援到权威阶层的道路不被堵塞，制度化地吸收和容纳更多的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就不至于使他们走到反体制的轨道上去。昨天我在讲到中国社会哪些人容易出现不满的时候，我讲到了底层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就是现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人。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对体制最具有批评精神的人，也是最具行动能力的人。这一点，共产党的一些官员认识到了。公务员制度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消解他们的反体制的行动。当然，公务员并不是好考的。但这种相对公平的体制使得个人因自身经历的坎坷和情感的挫折不会发展成为对现有体制的批判和反抗。所以，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对中国政治的稳定可能会起很大的作用。
很多同学非常盼望中国下一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这样的理想固然非常美好。然而，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政治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事业。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单独决定整个中国的命运。不是干脆回到文革，谁都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直接过渡到宪政民主，同样没这个能力。当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以共治的方式掌握中国社会的主导权时，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宪政民主的实践者，还是极权政治的鼓吹者，不能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他们必须根据政治自身的逻辑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什么叫政治的逻辑？政治的逻辑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政治必须审慎，必须小心翼翼。别以为领导人高呼改革就不会导致麻烦。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是现代化引起了动荡，不是现代性引起了动荡。他的意思是，成熟的宪政民主社会不会动荡，最落后的社会也不容易引导动荡，转型期间的社会、也即现代化中的社会才最容易引起动荡。昨天我做讲座时，就有人问我，于老师，中国多久才可以实现民主制度？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因为这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而定，因为目前中国强调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党内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