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共产国际指示及乱码电报
————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欧阳龙门 司马清扬
杨奎松先生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的指示，而张学良对于苏联的态度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旧没有真正得到解决」（１）。而他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他断言：「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中共中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２）。对于共产国际在１２月１６日发给中共的指示，杨先生认为「没有能够被译出来」（３）。
杨先生的主要根据如下：
１）毛泽东、周恩来都说：２０日以前没有收到过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还说：共产国际１６日的来电是乱码，「完全译不出」；
２）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是「由张闻天负责的」，所以如果共产国际有指示，应该不止毛泽东一个人知道；
３）斯诺所说的宋庆龄在西安事变时「曾经利用她的电台向陕北的中共中央‘转发’过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以及张国焘说的「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只是「不确切的」「传说」。
本文考查了杨先生的资料来源，本文参考了其他一些资料来源，本文认为：我们虽然不能肯定中共中央在这段时间里肯定收到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杨先生关于中共中央在这段时间里肯定没有收到过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断言，其根据是靠不住的。正所谓「说有容易，说无难」，而杨先生要说的是「无」。
再有一点，中共中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等于毛泽东没有收到过共产国际的指示。杨先生承认：「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电报译不出来的情况？是不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前此对策与苏联不同，因而有意利用这一点搞了一个‘时间差’？」，对此杨先生认为「这种怀疑是缺少根据的」（４）。
本文认为，这种怀疑并非缺少根据，倒是杨先生的断言缺少根据。
以下本文对杨先生的根据逐点进行分析。
一、毛泽东、周恩来的说法是不是真的？
杨先生列举了如下事例：
１２月１６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电报指示给中共中央，但是「没有能译出来。中共中央１８日曾就此给共产国际发电称：接连两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就是所谓的「乱码电报」（５）。
１２月１７日，毛泽东说：「我们对远方（即指苏联——引者注）政府已做几个报告，尚无回报。」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从西安「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他已告诉张学良还不知苏联的意见」（６）。
１２月１９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７）。
这里，周恩来的说法实际来源于毛泽东的说法。于是，所有关于２０日前共产国际没有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共产国际的来电是乱码的说法，都来源于毛泽东。那么毛泽东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对于乱码的说法，张戎在《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质疑道：「毛后来称莫斯科十六日的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称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发。这不可能是事实。中共核心的收发报员告诉我们，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８）。这里所说的中共核心的收发报员为康一民（９），以后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１０）。
所以，我们可以对杨先生的说法提出质疑：会不会是毛泽东收到了电报，谎称是乱码，进而说「国际指示还未到」。尽管杨先生认为「共产国际十二月十六日来电偶尔出现搞乱电码和译不出来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１１），然而这么重要的电报为何要等两天才要求重发，确实是无法解释的。
杨先生又认为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是「由张闻天负责的」，所以如果共产国际有指示，应该不止毛泽东一个人知道。于是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
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谁负责？
杨先生说：「就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分工来说，需要弄清楚的是，党的总负责人还是留苏学生出身的张闻天，而非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也是由张闻天负责的。」 「这一点与四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因为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不得不严格控制中共中央与共产
国际联络电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１２）。
毛泽东曾经长期严格控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络电台，不容其他任何领导人插手。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争论的，杨先生也承认这一点。
那么，这种控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则有不同的说法。
高华的说法是「从１９３５年末开始」：「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１９３５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１３）。
杨先生的说法则是「四十年代以后」。
高华的说法来源于当事人师哲和张国焘。杨先生没有列出他的资料来源，但是与师哲的说法是一致的。师哲这样说：「１９４０年末，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是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１４）。「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据我所知这类文件一直没有传达过（指作为文件传达），只是涉及到重大问题时，由毛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就是说，他认为有必要时，才在上述两种会议上谈谈，否则作罢」（１５）。
由此可以看出控制的严密。
师哲说是从「１９４０年末」开始的。因为，师哲是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５日才从苏联到延安的（１６）。在此之前是什么情况，师哲没有说。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师哲说是从「１９４０年末」开始，就得出结论说：在此之前并非如此严密。
在此之前的情况，张国焘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和各地红军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包办」（１７）。
比较以上各种说法，可以认为：师哲和张国焘是当事人，杨先生基于师哲的说法得出「四十年代以后」的结论，而高华则基于师哲和张国焘两个人的说法得出「从１９３５年末开始」的结论。
如果杨先生认为张国焘的说法并不足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事人叶子龙的说法。
叶子龙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底，调军委机要股任译电员，不久后升任机要股股长，此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２７年。１９３６年５月，机要股升为机要科，叶子龙任科长，同时兼任毛的机要秘书。这些情况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１８）都有记载。
１９９７年，叶子龙在接受采访时专门指出：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
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
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与叶子
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１９）。
同时叶子龙还说：在收到西安事变的电报之后，「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中央其他领导人阅看」（２０）。
综上所述，如果有共产国际直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者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那么这些电报是直接交给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即使张闻天当时是当时的党的负责人，更大程度上张更是一个政治局会议召集人的角色而已。
所以本文认为，毛泽东是有条件向中共中央其他人隐瞒共产国际的电报的。并不是像杨先生说的：「绝不可能出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被个别人扣押起来而拖延向政治局传达的事情」（２１）。
三、宋庆龄有没有可能向中共转交斯大林的电报？
杨先生解释说：「中共中央早期或许曾经试图与宋庆龄的电台建立通讯联系，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宋庆龄的电台功率不大，所以两者之间的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２２）。
首先，这个功率小绝对不是联系不起来的原因和理由。关于无线电问题，当时的宋庆龄设在上海的电台功率是１５瓦，而后期的海南岛的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游击队，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络的电台，其功率不是１５瓦，而是５瓦，但在夜深人静之时，仍然能收发与陕北联络的电报。这是因为半个世纪前，电讯还不发达，空中电波相互干扰的状况远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的１５瓦电台，在夜间或早晚，很容易就能与陕北电台通报（２３）。
其次，陕北的中共中央当时也并非没有大功率电台。对此，我们可以参看张震的回忆：
「中共上海中央局通过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买到了一部大功率电台，
并且通过地下党运到了陕西韩城，由国民党第１７路军的团长阎揆
要转交。．．．１９３６年１月中旬，我们４师奉命和军团部骑兵
团一起，南下韩城接受电台。．．．因情况不明，电台未能接到。
后来，这部电台由兄弟部队接回」（２４）。
所以，杨先生所说的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因为「电台功率不大」「始终未曾建立起来」，是「缺少根据的」。
我们再来看宋庆龄是否接到过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如果接到过，是什么时间接到的；接到以后是否向陕北的中共中央转发：
第一，本文认为宋庆龄在１２月１２日深夜或１３日接到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因为，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孔祥熙曾会见宋庆龄并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２５）。然而到了第二天，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宋庆龄拟请胡子婴陪其到趟西安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２６）。
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是无法解释宋庆龄前后的态度变化的。
第二，本文认为斯诺所说的宋庆龄曾向陕北中共中央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并非没有可能。
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介绍了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中得知，宋庆龄在西安事变时曾转送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同时斯诺还记述到，毛收到这封电报时勃然大怒，一遍咒骂一边跺脚（２７）。
杨先生引用了斯诺的以上说法，认为「要证明这个传说的不确切应该说并不十分困难」（２８），杨先生的根据有两点：其一是「中共中央与苏联有着直接的通讯联络，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其二是因电台功率不够大「宋庆龄这时与中共并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络」（２９）。
「其一」不能算作一个可靠的根据，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并非不能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认为共产国际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指示到达中共中央，而且实施之。「其二」我们已经说过，电台功率并非杨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问题。
对杨先生来说「十分困难」的还有：特里尔在《毛泽东传》是这样描述的：「正当中共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 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毛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３０）。
特里尔虽然也是引用了斯诺的叙述，但是他在采访黄华的时候，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证实了这一点（３１）。
最后，本文认为张国焘的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莫斯科的回电」，并不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指示，而是在保安接收的《真理报》和《消息报》评论的无线电广播译稿，而张国焘误认为那是共产国际来电，这也可以看成是毛垄断电台通讯的一个旁证（３２）。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缺少直接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０日之前接到过来自共产国际的电报，但是像杨先生这样如此匆忙的肯定「在十二月二十日前，中共中央没有收到来自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却是「缺少根据的」，
而怀疑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其他人隐瞒共产国际电报并非毫无道理。
注释：
（１）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页３２２
（２）同（１），页３２６
（３）同（１），页３２７
（４）同（１），页３２７
（５）同（１），页３２７
（６）同（１），页３２６
（７）同（１），页３２９
（８）Jung Chang and Joh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
（９）同上，页６７９
（１０）王凡：《叶子龙的往事回顾》载《知情者说（２）》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２４０
（１１）同（１），页３２８
（１２）同（１），页３２７
（１３）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６０
（１４）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师哲回忆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２０１
（１５）同（１４），页２０３
（１６）同（１４），页１４９
（１７）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第三卷，页３４５
（１８）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９）同（１０）页２２５
（２０）同（１０）页２２７。这里要指出微妙的一点：
１９９７年叶子龙在接受采访（１０）时的说法，和２０００
年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１８）的说法有些不同，前者
要比后者「出格」，后者更为「官方」。本文估计是有关方
面进行了干预。例如：后者删除了以上所引的（１０）中第
２２５页的内容；后者在说到西安事变的电报时，把说法改
成了：「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
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会有好消息！’」
（见（１８）页３９），删去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中
央其他领导人阅看。」
（２１）同（１）第３２７页
（２２）同（１）第３２３页
（２３）毕万闻：《毕万闻《英雄本色 —— 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页３１３
（２４）张震：《张震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０８；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北京：人民出版社版，２００５），
其中说；「１９３６年６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设法送到了陕北。」
（２５）傅绍昌 ：《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载《民国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２６）胡子婴 ：光耀日月气贯长虹 ―― 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
载《宋庆龄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页１１２
（２７）同（１），页３２２；
又见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２８）同（１），页３２２
（２９）同上
（３０）特里尔（Ross Terrill）著，刘路新 高庆国 译《毛泽东传》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１７７
（３１）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Colophon, 1980）449
（３２）关于张国焘对于「电报」的回忆的具体论述非本文所讨论，可以参阅《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