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政府的侵华计划书是如何公之于众的
2008年04月20日 今晚报
田中义一[资料图片]
大连档案局馆藏《田中奏折》来源：大连档案信息网
《田中奏折》是《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的简称，也即日本政府准备侵华的计划书。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在此奏章中明确表示：“过去发生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区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国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共6706字，有5大章节和1个附件，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着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经曝光，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那么，这个奏折是怎样被公之于众的？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与《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在日本长州的一个士族家庭。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官职亦由陆军参谋逐步晋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他一直都在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可谓一个“中国通”。早在1913年，他就公开鼓吹侵华，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迅速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政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
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他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了外务大臣与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还任命了主张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
田中义一担任首相后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研究侵华政策。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和驻蒙特务机关的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词隐晦，其主要内容就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之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
1927年底，田中义一又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上呈以后，田中义一即公开宣称：“中国内乱很可能会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因大日本帝国在满蒙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益，故不论乱自何方，大日本帝国决予以适当之方式处理。”
田中义一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警觉，都预料日本将占领中国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一时间，各国情报人员云集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特增加了外事警察3000人，严密监视，邮局、海关亦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900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以武力吞并东北。其后，外电又有传田中密奏已被一俄国人从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获得，代价是30万日元。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立即秘密派员前往哈尔滨，拟出价50万现洋，从俄国人手中购买《田中奏折》。又传美国也愿出资20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但《田中奏折》还是被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中国义士获得。
蔡智堪夜入日本皇宫，密抄《田中奏折》
蔡智堪，原籍台湾省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曾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20年代，他应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军方的动向，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情报。他还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后。张学良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很快做出归顺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定。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田中奏折》。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接到汪家桢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的字。
王家桢是黑龙江双城人。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后来他又当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5年，他曾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又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给了王家桢。一周后，王家桢便电汇了5000元钱来，并附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需赴欧美继续医治，余担保负责。”蔡智堪接电后，马上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牧野看后也感到很高兴，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准备于次日夜间潜入皇宫，抄写《田中奏折》。
后来，蔡智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我携带着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补册工人，手执牧野交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七十二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了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又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的‘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约六七十张，每页的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一只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亲手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到了王家桢的手上。王家桢见后大喜，立即将此抄件送至张学良将军府上。回来后，他才顾上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张学良命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智堪则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了东京。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国民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国民政府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了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刊登了出来。《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田中奏折》被曝光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他们一方面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被免职，蔡智堪也因此而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获得自由，并返回台湾定居。
1932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的阴谋企划。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于台湾台南市，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颁发了褒扬令。（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