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眼里的达赖喇嘛及其宗教(转载)

西方学者眼里的达赖喇嘛及其宗教(转载)

??对Victor Trimondi 和Victoria Trimondi（德国）的采访
　　作者：James C. Stephens
　　九月十一日，2003
　　
　　Stephens：今天是九月十一日，是美国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大教堂的主要发言人不是美国福音教徒（evangelist）Billy Grahma,而是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的西藏神王。由五个来自于他在纽约的寺院的喇嘛陪伴着，他先进行了佛教祈祷仪式，然后对七千听众发表了“培养和平，消弭暴力”的演讲。我们今天在德国的专访对象是Victor和Victoria Trimondi（译者注：可能是夫妻或兄妹）。他们曾在欧洲推广达赖喇嘛的理念。他们合作写作了一本重要的欧洲畅销书《达赖喇嘛的阴影：藏传佛教中的性，魔法和政治》。你们是如何首次认识达赖喇嘛的？
　　
　　Trimondi：我们在八十年代首次遇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通过在我们的出版社，Trikont-Dianus-Verlag，出版他的文章而与他成为朋友。在和他以及其他著名的发言人组织关于跨宗教，跨文化的国际会议的时候，尤其是在确保他获得德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官方邀请的时候，我们开始认真地了解藏传佛教。但是，在多年的广泛研究和思考之后，我们严肃的质疑达赖喇嘛宣扬的密宗(Tantric Buddhism)的一些基本信条。最终我们成为他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
　　
　　Stephens：今天，达赖喇嘛受到了国家大教堂的神职人员的热烈欢迎。他被请来做主要发言人，并和其他藏传佛教的喇嘛们一起为911两周年举行宗教仪式。我们作为美国人应该怎么看他的到访？
　　
　　Trimondi：坦白的讲，达赖喇嘛有两张面孔。他在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的律条下与西方接触，然后非常有技巧的吸收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和理想（基督教的，犹太的和人文主义的）。在他现在的美国之旅中，他会见了穆斯林Mohammed Ali(译者注：拳王阿里)，旧金山大学的Jesuits，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人，然后还将会很自在地与麻省理工和哈佛的伦理学家与科学家们见面。
　　
　　通过富于外交性的容忍，他赢得了不可知论者和毫无戒心的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心。对这些人，他以和平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家的腔调布道，谈及“山中布道”中关于 “同情，爱，和非暴力”的段子。几乎所有达赖喇嘛在公共场合发布的演讲都非常的宽容，有人情味，和富于同情心。你只能同意。但是，在这张正义，慈善和友善的面具下，却有另一张面孔。这张面孔使人停下来深入的思考这个“和平主义者”的阴影。
　　
　　Stephens：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曾出席他在1993年芝加哥的世界宗教大会的新闻发布会。我有些被他对一个记者问题的回答所震惊。这个问题是， “您曾研究过耶稣的一生和教诲吗？”他评论了三十年代的藏文圣经译本，然后说道，“我从这些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我自己的朋友，Thomas Merton，那儿学到了更深刻的东西。”尽管这显示他和一个天主教徒有联系，但这也在当时显示他对耶稣或者圣经没有什么感觉的另一面。在你的第一本书《达赖喇嘛的阴影》中，你能够从你在德国的经历说明你对他的“阴影面”和他对西方的攻掠(foray)的担心吗？
　　
　　Trimondi：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的神王，是密宗佛教的最高代表。密宗佛教建于公元8世纪。它作为佛教历史（始于公元五世纪的印度）的最后阶段，是基于仪式和魔法公式的。和其他宗教没有不同，它也有“壁橱里的骷髅”。但是它在西方作为客人，仔细地把这一点给掩盖了。佛教密宗是一种对精神，魔鬼，秘密的性交行为，神秘主义，精神控制，和权力崇拜的信仰。与每一个民主的习惯相反，现在的达赖喇嘛在所有重要的国家决策上都求助于Nechung神谕，一个被蒙古战神附体的僧侣。
　　
　　我们对于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跨宗教仪式的最大忧虑，是西方天真的程度。在过去的25年，达赖喇嘛不事声张地对西方成千上万的宗教新人举行着时轮大法（Kalachakra Tantra）这一古代密宗所有灌顶（initiation）方式中的最高形式，把密宗信仰，秘密的性交行为，和魔法仪式整合进他的宗教-政治世界观中。他继续秘密地传播着时轮的预言，预言一个无所不在的佛教统治--香巴拉(Shambhala)。在这个佛教统治之下，所有精神的和世俗的力量都集于一人--世界皇帝（Chakravartin），而其他的宗教都不再存在。对于他的这种教诲，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
　　
　　Stephens：塞缪尔.亨廷顿, 哈佛大学战略研究院的院长，曾在他1993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中警告过，“人们最终关心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信仰和家庭，血缘和信念才是人们认同并为之战斗牺牲的东西。”如果按照这种看法，你对达赖喇嘛在时轮大法中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有何担心？
　　
　　Trimondi：在时轮大法中，预言了一个佛教帝国的建立和佛教的军事力量对非佛教的宗教所发动的战争。这就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时轮大法典籍》（Shri Kalachakra I. 128-142）充满激情地详细描述了一种为佛教的香巴拉大军所拥有的超级杀伤性武器，这种武器将被用来对付“佛祖教诲（Dharma）的敌人”。
　　
　　过去五年中，在德语国家里，喇嘛教的这些阴暗面已经引起了媒体中日渐增加的批评。去年，当达赖喇嘛在澳大利亚举行时轮灌顶的时候，电台，电视，和平面媒体都有激烈的争论。国际著名的报纸Der Standard发布了一篇名为“达赖喇嘛的武士仪式：时轮大法”（A Warrior Ritual with the Dalai Lama: The Kalachakra）的文章。德国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周报Der Rheinische Merkur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时轮大法中掩藏者什么？超级狂战士！”（What is hidden behind the Kalachakra Tantra? Supremely ferocious warriors!）
　　
　　Stephens：谁是那些在《时轮大法典籍》中提到的非佛教徒敌人？我已经在佛教杂志《香巴拉之日》（Shambhala Sun）和《Tricycle》中看到了穿着军事制服的喇嘛们。我过去曾以为佛教是一种平和的信仰？
　　
　　Trimondi：关于时轮的秘密典籍明确地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人提出来作为佛教的敌人：亚当，Enoch， 亚拉伯罕，摩西，耶稣，Mani, 默罕默德和Mahdi，并把他们描述为“邪恶的蛇的家族”（Shri Kalachakra I. 154）。那最终的，如审判日一般的战争（香巴拉战争）将以佛教徒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官方的“时轮大法翻译”Alexander Berzin公开地把伊斯兰圣战（Jihad）的原则和香巴拉战争的原则相比较。正如伊斯兰的烈士信仰一样，在最后一战中死去的香巴拉武士将获得通向（佛教）天堂的通行证。
　　
　　到现在为止，在某些佛教中心（例如已故的Chogyum Trungpa喇嘛的香巴拉训练中心）出现的军事场景还只有象征意义，但这些场景已被解读为对预言中伟大的香巴拉战争的一种精神准备。在某些喇嘛的想像中，所有时轮灌顶的参加者都有重生为香巴拉武士的可能性。他们将参加即将到来的末日大战。依据阶级，他们将成为普通士兵或者军官。某些血统的高级喇嘛已经被赋予未来的指挥职务。
　　
　　Stephens：最近，新闻报道了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中发生的***待丑闻。我记得许多年以前，我们曾和位于西好莱坞的Dharmadhatu的成员谈过话。他们公开提到他们的创建者Osel Tenzin曾故意用艾滋病毒去感染Dharmadhatu的很多成员，他们还提到九个喇嘛在科罗拉多首府Boulder死去。我们为他们在此事上的脆弱无助感到震惊。很明显地，他们感到被严重的侵害了。我们还曾在西雅图遇见过另一个基督妇女。她一度是一个当地的西藏喇嘛的性伴侣。她被她的经历如此巨大地伤害，以至于她从不肯详细提起这些经历。在十月五日，在洛杉矶郡的美术馆将有一个西半球最大的密宗艺术展，“祝福之轮—佛教冥想艺术”。公众应该知道关于密宗佛教性行为的哪些危险？
　　
　　Trimondi: 我们不应混淆密宗佛教中的性行为和一些喇嘛一般意义上的***待。一般意义上的***待在佛教社区中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待丑闻极大地震撼了佛教社区，尤其是当如Chogyam Trungpa Rinpoche这样的著名宗教领袖也卷入其中时。Chogyam Trungpa Rinpoche创建了科罗拉多的Naropa大学。他被指控与自己的女学生发生了性关系。1993年，21个西方的佛教教师与达赖喇嘛在印度相会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某些（佛教）教师“与学生发生错误的性行为，滥用酒精和药物，不适当地使用资金，和不恰当地使用权力。”他们敦促信徒们正面地反对并公布这些教师的不适当行为。
　　
　　在欧洲这里，最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讨论的案例中包括苏格兰佛教徒琼.坎贝尔（June Campbell）。她的老师Kalu Rinpoche，一位受人尊敬的八十岁的老喇嘛曾对她有过性侵犯。英国报纸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曾在1999年2月10日刊登头条：“我是一个密宗性奴隶。”
　　
　　但是坎贝尔在她自己自白性的书《空间的旅行者》中提到，对女性的性侵害不但是(喇嘛教)一种应该被我们谴责的态度，更是喇嘛教的核心。一个喇嘛对女性的性行为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把女性的性能量传入男性伙伴的灵与肉中。这些性仪式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在时轮大法的更高级的灌顶仪式中，也可以看到带有魔法意味的性仪式。这些仪式的书面描述可以做象征性的解释，也可以做字面上的解释。两种都行。原文说11岁的女孩子可以用来作为性伴侣。
　　
　　Stephens: 真是让人震惊！尤其是我们的社会有如此多的儿童***待发生在宗教界。我们还感到忧虑的是，在文化的旗号下，公共款项被用于宣传促进它（译者注：藏传佛教），尤其是在有许多孩子去参观这些展览的情况下。美国的另一个忧虑是新纳粹运动的兴起。据我了解，你们还合作写了另一本畅销书。这本书讲述了亚洲宗教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基本意识形态的影响。显而易见，这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些争论的原因是什么？
　　
　　Trimondi:在我们的历史性书籍《希特勒-佛祖-奎师那（Krishna）:一个从第三帝国到今天的不神圣的联盟》之中，我们揭示了党卫军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其他一些著名的新纳粹分子都受到了不同的亚洲宗教的深刻影响。这些宗教包括吠陀教，佛教，和喇嘛教。我们还揭示了著名的德国禅师，Dürckheim 和 Herrigel都是虔诚的纳粹信徒。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SS-Ahnenerbe”(党卫军的智库)，海因里希.希姆莱公开地与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东方学家讨论建立一种新的印度-雅利安纳粹宗教。在二战后，这种讨论为主要的新纳粹主义分子所继续。我们的两本书激起了关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源头和关于文明冲突的大辩论。
　　
　　Stephens:我还记得在1996年，Simon Wiesenthal 宽容博物馆授予了达赖喇嘛“Simon Wiesenthal和平奖”。当时，馆长将达赖称为“亚伦，我们的和平者。”从你对他和纳粹主义的联系的研究来看，犹太社区应该对什么感到担心？
　　
　　Trimondi: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时轮大法关于世界战争的意识形态于历史上已经在亚洲和宗教法西斯主义及新纳粹主义中导致了过激的行为，妄想，和阴谋论。在作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纳粹宗教诞生地的SS-Ahnenerbe(党卫军的智库)，时轮大法的内涵曾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和文化哲学家 Julius Evola在神话般的香巴拉世界中看到了一个神圣的武士种族的中心地位。这种构想至今仍然在国际极右运动的宗教观念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光是这一条就足以要求达赖喇嘛和鼓吹战争的香巴拉之谜保持清楚的距离。
　　
　　但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与诸如布鲁诺.伯格（Bruno Beger）和海因里希.哈尔（Heinrich Harrer）一类的人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其中布鲁诺.伯格是前党卫军，被定罪帮助谋杀了超过86个犹太人人；海因里希.哈尔是《西藏七年》的作者（《西藏七年》讲述了他和达赖喇嘛在达赖流亡去印度之前的七年间的经历）。西藏流亡政府的网站显示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站在布鲁诺.伯格和海因里希.哈尔之间。伯格是著名的党卫军西藏探险队在1938-1939年间的成员。这个探险队的主要目的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找到一个古代失落的印度-雅利安宗教的痕迹。党卫军中的一些头目相信西藏喇嘛们掌握着这一印度-雅利安之迷的关键。伯格作为西藏在上一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政治独立运动的主要见证人，被西藏流亡政府高度尊敬。
　　
　　直到最近才被揭露的还有达赖喇嘛和Jean Marquès-Rivière的联系。Jean Marquès-Rivière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时轮大法专家，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因为与党卫军合作，将犹太人交给在法国的盖世太保而被缺席定罪，判为死刑。一个秘密的希特勒运动的创始人，前智利外交家Miguel Serrano也曾与达赖喇嘛会晤过四次。Miguel Serrano是一个基于密宗和关于香巴拉武士的想法的极端种族主义社团的鼓吹者。
　　
　　众所周知的还有他与日本恐怖分子麻原彰晃的联系。他把麻原彰晃描述为他的“朋友，尽管不完美”。这已经是在东京沙林毒气袭击之后。直到后来，他才与麻原彰晃疏远开来。麻原彰晃的末日论主要就是受到香巴拉意识形态和藏传密宗佛教的影响。
　　
　　Stephens: 看起来这种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于我们这些在加州的人来说，如果联系到最近在加州对“终结者”施瓦辛格和奥地利前总理瓦尔德海姆的纳粹联系的攻击，这种讨论就变得很有关系了。但在深入调查之后，我们发现施瓦辛格实际上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教育纪念活动和Simon Wiesenthal宽容博物馆是最大的捐献者之一。相比之下，一旦了解到达赖喇嘛和某些著名新纳粹分子的联系，我对Simon Wiesenthal宽容博物馆对达赖喇嘛的毫无批评的接受就感到很担心。
　　
　　Trimondi: 是的，犹太社区为什么能够对达赖喇嘛如此毫无批评的面对让人震惊。瑞士报纸Neue Zürcher Zeitung在2003年九月四日曾经报道，这位西藏的宗教领袖在一次对耶路撒冷的访问中曾提到：
　　
　　“希特勒本来也有成为一个好人的可能性。希特勒并非生来邪恶，是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使他充满了恶意。我们应该与这种仇恨做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希特勒身上没有一丝善良在沉睡。一个邪恶的人明天也能成为一个好人。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
　　
　　如果这样的一种说法能够被理解为佛教博爱的一种表现的话，我们也应该想起因为希特勒的疯狂而被纳粹谋杀的六百万犹太人和数以百万计的战争牺牲品。如果是罗马教皇或者一个西方政治家对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做这样一个带有同情味道的评论的话，在全世界将会有一轮抗议浪潮，尤其是这样的一个评论是在以色列作出的，一个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和他们的孩子们生活着的地方。
　　
　　Stephens: 还有就是好莱坞关系。准确的讲，是什么让好莱坞对达赖喇嘛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Trimondi: 好莱坞电影是人类已知的最强有力的幻想。所以达赖喇嘛与电影世界和著名演员的广泛而又广为人知的联系就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武器。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西藏，西藏神王和藏传佛教就被最有名的电影导演们所神化，而对于西藏被一个专制的僧侣贵族统治所绝对控制的封建制的和血腥的过去，哪怕是一点点的批评也被忽略不计了。
　　
　　Bernardo Bertolucci的“小活佛”或者 Martin Scorsese的 “Kundun” 构造了一个虚幻的西藏，这个西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甚至美国电影里一直存在的反纳粹的传统也在Jean Jacques Annaud推出“西藏七年”的时候被打破了。这部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是对前党卫军 海因里希.哈尔的神化和英雄崇拜。哈尔在四十年代成为了年青的达赖喇嘛的老师。 Orville Schell在他的《虚拟西藏》（2000）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电影世界所制造的最有效的幻觉：好莱坞的西藏神话。
　　
　　Stephens: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Simon Wiesenthal 宽容博物馆的和平奖颁奖仪式上遇到了理察.基尔。我发现他的基金会资助了在美国大陆各地修建的超过三百个沙做的曼荼罗（Mandala）。曼荼罗到底是什么？这些和尚们的曼荼罗展览除了作为艺术展览之外还有什么目的？我们为什么应对此感到担心？
　　
　　Trimondi: 曼荼罗是一种神圣的图案；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魔力圆圈”。它被用来召唤密宗万神殿的神灵和魔鬼们。由于从现代西方的视角来看，宗教和艺术并非统一于一体，所以曼荼罗被视为一种艺术品。但是在喇嘛们的传统里，审美与神圣并没有区别，艺术总是神圣的艺术。相应的，曼荼罗被看作是一种灵塔，是神灵与魔鬼的汇聚点，是一种神殿，就象是一种精神电池，从其中可以发出强大的能量。在喇嘛们的观念中曼荼罗建立之地还被认为处于圣灵的绝对控制之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魔鬼“居住者”的绝对控制之下。
　　
　　在时轮仪式中，繁复的曼荼罗是用彩色的沙建造的，并象征着整个宇宙。在仪式结束时，沙曼荼罗将会被西藏喇嘛们摧毁。对沙曼荼罗的所谓“拆卸”象征着整个世界和宇宙的毁灭。这是时轮预言中关于末日理论的一部分，这一末日理论预言了一场最终之战和我们星球的毁灭。然而，曼荼罗的建造和毁灭却被达赖喇嘛包装成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尽管我们想要相信曼荼罗能够产生和平的能量，事实上我们却不得不接受在这一魔力圆圈在西方被建造起来超过25年之后，它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比它在西藏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欢乐。在我们的世界中，激进的和恐怖主义的能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宗教的冲突已经成为政治中每天都见到的问题。难道还不显而易见，你提到的遍布美国的超过三百个的曼荼罗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吗？与之相反的是，历史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正走在毁灭和战争的道路上。
　　
　　我们在研究中不安的发现，在1993年世贸大楼遭到第一次炸弹袭击之后，一个时轮沙曼荼罗在一号楼的大厅里被建造起来。在超过三十天的过程中，许多世贸大楼的工作者和游客被西藏喇嘛们邀请参与这个曼荼罗的建造。当达赖喇嘛在随后的几天中访问纽约的时候，我们想问：为什么911那样可怕的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尽管世贸大楼被所谓的“和平之轮”这一时轮沙曼荼罗所庇佑着？别忘了这些同样的曼荼罗并没有保护西藏的7500个喇嘛庙不被摧毁。在这一背景下，时轮大法专家，印度学者Shashi Bhusan Dasgupta 的一句话就显得令人震惊了：“Kala意味着时间，死亡，和毁灭。Kala-Chakra（时轮），就是毁灭之轮。”
　　
　　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当年世贸大楼的时轮大法仪式的参加者的话，这些话看起来尤其泄露了天机：“话题转换到一号楼的时轮曼荼罗上。我当时也在降解仪式上，大概是96年。喇嘛们把所有的来自一号楼曼荼罗的沙都搜集起来，放入一个瓶子里面，然后把瓶子通过冬园（the Winter Garden）带过通向世界金融中心的桥，然后郑重地把沙倾入哈德迅大河之中，祈求世界和平。当时河面上闪烁着午日阳光的光芒，我不由得哭了。五年以后，整座大楼都消失了，就象沙曼荼罗一样。”
　　
　　与此相反的是，Robert Thurman,“西藏事业的学术界教父”（时代杂志）做了一个梦（1979年九月）。梦中，达赖喇嘛作为绝对的王和时轮之神统治了纽约。“在他（达赖喇嘛）抵达纽约的前夜，我梦见他就在Waldorf Astoria大楼的楼顶上展示着时轮佛祖的曼荼罗宫殿。城市里各种各样的名人，市长们和参议员们，公司总裁和国王们，部落酋长们和苏丹们，名人和明星们--他们都随着三座钻石大厦的722个神而舞蹈着，就象一群细小的蜜蜂聚集在一个巨大的蜂巢上一样。最让人吃惊的是，达赖喇嘛的力量与美就如潮水般涌来，而他却毫不费力。我能感觉到这些力量与美的源泉，那就是他那宽广的心胸--平静，放松，充满了无限。”Thurman确实把这个梦作为了一个预言．
　　
　　Stephens: 从你在欧洲关于时轮大法的辩论的经验和对媒体对西藏浪漫化的描述的观察来看，哪些是对其他信仰的危险，包括佛教和这个日渐流行的香巴拉神话。
　　
　　Trimondi:藏传佛教，就如八十年代的“新时代运动”一样，成为了新千年的“时尚宗教。”但它远不止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和他关于同情，和平，和幸福的演讲。危险在于时轮大法的仪式为未来的“宗教战争”巧妙地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
　　
　　如果这个古代信仰充满问题的内涵不被公开讨论的话，它们也许会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文明和民主制度的正面遗产提出危险的挑战。毫无疑问的，在时轮大法的意识形态中提到的佛教统治的确立，一个世界之神，暴力，杀戮的自由，和发动佛教圣战，都是与释迦牟尼佛祖最初的和平教诲背道而驰的。关于时轮大法的过激内容和最初的，由历史上的佛祖教诲的，和平的大乘佛教的不同，我们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八个问题。
　　
　　Stephens: 关于达赖喇嘛在奥运会之前回到中国的严肃讨论正渐渐见于媒体。这将如何影响西方的未来呢？
　　
　　Trimondi: 我们真的感到很不安，如果你问我们，如果这种“佛教-圣战”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种新观点的话。更为和平温和的道家和儒家哲学会被这种“香巴拉武士教条”所取代吗？在三十年代，日本神道-法西斯分子曾用这个来动员满洲和中国西部的蒙古族少数民族。如果现在欧洲的形势是任何的指标的话，我们必须说，在我们目睹了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新法西斯分子，和纳粹知识分子，以及亚洲的恐怖分子（如日本的麻原彰晃）对时轮大法的香巴拉战争理念日益增加的兴趣之后，我们充满了戒心。应该有一个“Menetekel”（译者注：源自圣经，指自动出现于墙上的文字，预言了古巴比伦帝国的灭亡），那一“墙上的文字”来作为对西方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