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伊甸园之门 ◎ by 苌苌

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人们则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
影片《大门》开始那一段，是一根划破黑暗的火柴。那火柴烧了40年，点燃一支香烟，放到莫里森的墓前。迪克斯坦在他的名著《伊甸园之门》中轻松而武断地定义了两个年代，他说，鲍勃•迪伦1965年在新港民歌节上的演唱表明，民歌时代已经结束，摇滚乐的时代开始了。他把1974年1月迪伦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音乐会，看做是60年代结束的标志。“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不朽点燃了一支蜡烛。”如今这样的仪式还会在各类演唱会上出现，但许多人用荧光棒取代了打火机。荧光棒没有温度，没有攻击性，这些亮晶晶的东西只是一种点缀，所以如果你听的是让你激动的音乐会，那最好还是带上你的火。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14岁到24岁的年轻人有40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他们的人数和富裕的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全美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250亿美元，商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孩子。《青少年》杂志的编辑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由青少年左右。他们是最热爱音乐的一代”。
1968年1月1日到6月15日，美国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超越以前所有的道德底线，青年人对政府失去幻想，逃避兵役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原则。“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于是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写道。校方几乎不加干涉，还声称有权管辖自己的地盘，政府无权过问。在可以想象的一切方面，学业要求都放宽了，由于乱打高分，很难让学生不及格。
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指出了当时的美国困境:“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很贫乏……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在社会道德缺失的时代，父母对孩子也失去控制，代替他们的是一些行为举止惊世骇俗的男青年——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米克•贾格尔，当然还有吉姆•莫里森。大学生不看书，他们甚至鄙视图书馆，把它视为某种沉重的历史记忆或者维护既定体制的传统知识堡垒，与民主时代的自由精神格格不入。在60年代造反运动最激烈的时刻，大学生甚至想放火烧掉图书馆，但他们显然听音乐，这一代人对音乐的沉迷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摇滚明星与唱片公司结成联盟，前者具有窥测大众初露端倪的欲望的天赋，后者则是想在摇滚乐中挖金矿的新贵。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吉姆•莫里森青少年时代的精神读物，其实这本书的全名叫《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尼采赞同柏拉图关于音乐的分析:与舞蹈相伴的节奏和旋律是灵魂粗野的表达。这种方式虽然粗野，但并非出于兽性，音乐是充满惊奇和恐惧，最心醉沉迷状态下的人类灵魂的媒介。尼采认为，酒神的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就算是面临最奇异与最艰巨的问题，也要肯定生命。生命的意志即便在最高的牺牲之中，亦因其自身的永无匮乏而欢欣——这就是我说的酒神精神，这是我所理解的通向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消除，而是为了让人超越一切恐惧和怜悯，感受存在的永恒欢乐”。
60年代革命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并充分享受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老资产阶级所拥抱的贵族文化不是其阶级属性应该拥有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喜欢的文化才是真正资产阶级属性的文化。五六十年代创造了一种专属于青年的音乐文化:老资产阶级流连于古典管弦乐，他们坐在音乐厅里，四周坐满了人，但每人都感到自己是单独坐在那里聆听音乐——这是资产阶级的隐私权、私有制、社会礼仪的一种变相表达;露天摇滚音乐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台上台下全在唱，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的群体中，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孩子。
酒神精神也是摇滚乐的真正意义所在，在当时没有其他精神食粮可与之抗衡。摇滚乐对大多数年轻人的吸引力来自它表面的野性和喧闹，这也是让追求艺术和思想性的音乐天才最无可奈何的地方。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一方面肯定了摇滚乐的魅力，一方面认为它毁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真正同艺术和思想建立情感联系，而艺术和思想是通识教育的实质。他形容摇滚乐就像毒品，人为地诱发狂喜，践踏那些原本是属于人们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情感，例如正义战争的胜利、圆满的爱情、艺术创造、宗教献身以及发现真理。无需努力，无需才华，无需美德，无需能力的发挥，三教九流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他们的成果，而使他们无法怀有热情和远大理想。
可是当时那些在音乐会上陷入狂欢的青年，却以为自己正在撞击着一个美好世界的大门，或者他们凭借迷幻药就直接进入了伊甸园。1970年，珍妮丝•乔普林在她因酗酒和毒品去世前不久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
列侬在1968
“披头士”4位成员中，约翰•列侬最有政治倾向，这一点，从1968年开始清晰起来。“披头士”成立以来，给人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4位成员充满青春朝气的一面，他们高唱爱情歌曲，风靡全球，他们的歌曲老少咸宜。每当人们谈论起“披头士”，最先想到的都是他们那些朗朗上口的抒情歌曲。
主笔◎王小峰
1968年之前
事实上，从1965年《橡胶灵魂》开始，“披头士”开始走出青春期，像一个成年人去思考问题了。这一变化来自列侬而不是另外3位成员。“披头士”成员中，麦卡特尼/列侬组合造就了乐队的灵魂，他们的音乐决定了乐队的风格和方向。麦卡特尼喜欢写一些爱情歌曲，人们能记住的那些旋律大都出自麦卡特尼之手，问题是，他只喜欢写这一类歌曲。从1963年一直到今天，即便麦卡特尼能写出《把爱尔兰还给爱尔兰人》（Give Ireland Back to the Irish）这样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也是很幼稚的。另2位成员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一直中规中矩扮演着乐手的角色，他们在丰富音乐色彩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在音乐方向方面的话语权却不多。他们俩从某种角度上加强了乐队的稳定性，如果他们介入的色彩更浓一些，大概乐队早就闹翻天了。列侬其实从小受黑人节奏与布鲁斯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列侬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带有黑人歌曲的韵味，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曾一度认为是在演唱上，而不是在思想上。但是鲍勃•迪伦改变了列侬，迪伦与很多歌手不同，他用音乐表达思想，而不是情感。“我想，是迪伦帮助了我，不是通过什么讨论之类的，而是通过我听他的作品，他帮我明白了一点，即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一个专写流行歌曲的职业写歌人的态度。”（《列侬回忆》）
职业写歌人的态度是什么？1968年，列侬在《朱莉娅》（Julia）这首歌里写道:“如果我不能唱出我的心，我就只好说出我的思想。”
列侬的政治倾向在1968年以前被压抑了，当他们还是偶像“披头士”的时候，他们每次巡回演出都会被经纪人布赖恩•爱泼斯坦提醒:不要谈论政治。1964年，“披头士”去美国演出，拉开“披头士热”的序幕。每次接受媒体采访，都会有不少记者问他们关于“越战”的看法，乐队成员噤若寒蝉。但没想到列侬还是闯祸了，1965年7月，列侬接受英国《旗帜晚报》记者莫林•克利夫采访时说了一句:“我们现在比耶稣基督还受欢迎。”这段列侬关于耶稣基督的论述被记者歪曲了，列侬的原话是:“基督教将会消失，它会渐渐衰弱并消失……我们现在比耶稣还流行。我不知道哪一个会首先消失，是摇滚乐还是基督教。”被曲解的话出口到美国媒体之后，给“披头士”和列侬带来了灾难性打击，基督教派和三K党联合抵制，他们的演出门票很快一售而空，却没人去现场观看。爱泼斯坦不得不让列侬面对美国媒体做出诚恳道歉，但这样的亡羊补牢却于事无补，这直接导致“披头士”从此放弃了巡回演出。
这件事让列侬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更坏的影响是对经纪人爱泼斯坦，由于没有巡回演出，爱泼斯坦的权力受到削弱。面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4个人，他有些失落，这也导致他的抑郁症加重，1967年，他服用安眠药过度，死于家中，当时只有32岁。
爱泼斯坦的去世让“披头士”少了一个主心骨，尤其是对列侬影响很大。在列侬的眼里，爱泼斯坦有时像他的父亲，少了这个人，他有些迷茫，更严重的问题是乐队财务上的混乱。1968年5月，乐队成立了“苹果唱片公司”，但用的都是乐队成员的三亲六故，经营一塌糊涂，连月亏损，麦卡特尼想把女友的父亲拉进来管理公司，遭到其他人反对。列侬想把小野洋子拉进乐队，也遭到其他人反对，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披头士”的传奇开始走向终点。1970年，他们貌合神离般地录制了最后一张专辑《随它去》（Let It Be），然后，麦卡特尼宣布离开乐队，并且马上发行了他在离队前背着乐队录制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我看到了:是的”
爱泼斯坦去世后，乐队为了能让自己放松，决定去见一个叫马哈利希•马赫希•尤济的印度大师，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解脱，当乐队成员和家属鱼贯登上去班戈的火车时，列侬的妻子辛西娅•鲍威尔突然被警察挡在了后面，没登上这趟火车。事后，辛西娅说:“这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象征——我该在这里下车了。”1968年，当辛西娅从希腊度假回到英国，推开房门，发现列侬和一个日本女人盘腿坐在房间里，这个女人身上还穿着辛西娅的睡衣，她就是小野洋子。
辛西娅当初是众多“披头士”歌迷之一，在一次演出后，列侬用很暴力的方式把辛西娅弄上了床，也许在列侬看来，辛西娅不过是他眼中众多骨肉皮之一，但是他们相爱了，并在1962年结婚。第二年，辛西娅生下了朱利安•列侬，但是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6年。
列侬与洋子相识于1966年，一个叫约翰•邓巴的画廊老板一天带着列侬去参观先锋艺术家洋子的画展，洋子有一件艺术装置是一个白色的梯子，列侬登上梯子，看到了天花板幕布上有一个放大镜，通过放大镜他看到了一个词:“是的”。这让列侬对洋子产生了好感，他们开始交往，后来，辛西娅在无数歌迷的来信中发现了洋子给列侬写的信，说她很想念他。
列侬与洋子走在街上，会有歌迷喊：“约翰，辛西娅适合你。”英国媒体把洋子描述成“一个丑陋的日本女人”。的确，辛西娅是一个典型的美女，她与列侬结婚后，一直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不希望列侬没完没了地演出，她也知道，作为一个摇滚歌星，他身边一定围着很多女人，但她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下去，不管列侬在外面有什么风流韵事。
是什么让列侬抛弃了辛西娅，投入到洋子的怀抱？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耶稣基督事件”后，列侬开始缺乏安全感，在他看来，摇滚歌星跟政治家几乎就是一墙之隔，哪句话没说好就会带来灾难。当初他拿英国女王调侃不过是演出的一个噱头，逗观众一笑，拿宗教说事儿则给他带来无限麻烦。一个英国歌迷曾经对着列侬喊:“你别去美国了，他们会杀了你！”一个美国歌迷干脆给列侬写信:“约翰将在美国被人用枪打死。”这一切问题，辛西娅无法给予他帮助。第二，爱泼斯坦死后，列侬的生命失去了重心，换句话说，爱泼斯坦在列侬心中远远比辛西娅更重要。列侬与麦卡特尼决定着乐队的音乐与方向，爱泼斯坦是他们的羽翼，没有爱泼斯坦，“披头士”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这让列侬萌生去意。但下一步怎么走，他需要一个人指引，可在辛西娅这里没有答案。第三，从1965年开始，“披头士”开始接触毒品和迷幻剂，迷幻剂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尤其是它跟音乐创作或打开灵感有关。这些致幻剂的突然流行，跟一些知识分子推崇有很大关系，而且当时使用致幻剂并不违法。列侬确实希望通过这些毒品摆脱他们青春偶像的形象，创作出另一种成熟的音乐。《橡胶灵魂》、《左轮手枪》也确实让歌迷感受到了另一个“披头士”，《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让他们的迷幻音乐达到了一个巅峰，甚至麦卡特尼希望以后乐队就叫“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但这种尝试并没有让列侬达到他真正的目的——说出他的思想。毕竟“披头士”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应该找到下一个起点。当洋子质问列侬:“为什么你们老是演奏那些无聊的4/4拍的东西？”列侬明白了，他找到了一个能帮助他突破的人。而且洋子那种敏感、脆弱让列侬像是看到了自己。所以，道德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力也无法改变他与洋子在一起。列侬说:“她是老师，我是学生。她把我知道的一切又他妈的重新教了我一遍。”
1968年11月8日，列侬与辛西娅离婚，离婚之前，列侬专门为洋子搞了一个艺术展“你在这里”。3个月后，列侬和洋子因为非法拥有大麻被警方拘捕，由于洋子没有英国护照，列侬把所有责任都承担下来。
“摇滚史上第一张双唱片”
“披头士”以平均每年两张以上的数量出版唱片，1968年他们只出版了一张专辑，实际上这张双唱片是两张专辑的容量，一共30首歌。应该说，这是“披头士”最后的辉煌，之后虽然又出版了《黄色潜水艇》、《修院路》、《随它去》，但都比不过这张叫做“白色专辑”的唱片。这张唱片出版时封面没有任何图案设计，全白色，只印有乐队的名字，这是摇滚历史上第一张双唱片。虽然在3年前“披头士”还是靠单曲取胜，但现在他们是一支真正的摇滚乐队，一次拿出30首歌，足以满足众多“披头士迷”的需要了。
这张唱片的录制背景并不太好，这让他们无法真正团结在一起，制作人乔治•马丁对乐队的控制能力也被削弱。此前，鼓手林戈•斯塔尔宣布离开乐队，所以有很多歌曲斯塔尔并没有参与录制，但后来他回来了，并创作了两首歌，哈里森也贡献了两首歌，剩下的26首歌曲虽然都标出了“列侬/麦卡特尼”，实际上大部分歌曲都是由麦卡特尼独立完成的。列侬在这张专辑里的贡献并不多，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此时的心思已不在这张唱片上，而正在跟洋子一起创作一张更能展示他音乐自由的唱片。此外，哈里森与麦卡特尼也出现了矛盾，录音的时候，列侬希望洋子能进录音室，被麦卡特尼和哈里森拒绝。另外，苹果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让他们焦头烂额……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录制出了一张让人惊讶的唱片，它是集摇滚、布鲁斯、民歌、乡村音乐、实验音乐、雷吉音乐于一体的唱片。如果说《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融合了很多音乐风格，那么《白色专辑》不是融合，而是相互独立，但又非常平衡。更主要的是，这张唱片一改前几张“迷幻风格”，告别了嬉皮，重新回到了正规摇滚乐的道路上。
列侬更多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我如此疲倦》），回到自己的童年（《哭吧，宝贝》、《朱莉娅》），回到了摇滚的根源（《你的布鲁斯》）以及关于他与洋子的歌曲《每个人都有所隐藏，除了我和我的猴子》。
《白色专辑》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而在两周前，列侬与洋子的专辑《未完成音乐第一号:两个处子》正式发行。这张充满实验性的唱片，可以看成是列侬与洋子结合在一起后互相探索对方心灵的不成熟作品。事实上，后来列侬并没有按照这个实验方向走下去，洋子只是替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已。当然，这样的唱片听众是无法接受的，但至少让列侬很舒服，他尝试了自己想要尝试的。其实在《白色专辑》中就有一首带有电子实验色彩的《革命》，很明显受到了洋子的影响。但是更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唱片里刺耳古怪的声响，而是这张唱片的封面，封面上，列侬与洋子正面一丝不挂，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也许到今天都没有人能记住这张唱片里的两首作品的印象是什么，但绝对记住了封面。当然，这张唱片在销售时被放在一个棕色的口袋里，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正面全裸的唱片被禁止销售，封面换成了背面全裸，再后来干脆变成了两个人的头像。
“你们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从列侬一生看，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很难说清楚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作为一个摇滚歌星，免不了都会带上理想主义色彩，而列侬尤为典型，这似乎跟他从小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充满天真的童心有关。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希望参与到政治中去。1968年对他来说不仅是感情、音乐上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立场的凸现点。在《白色专辑》里收录了一首《革命》，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跟欧洲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有很大关系，那看上去确实像一场革命即将来到人们面前。可是列侬并没把那种对音乐的激进写进这首政治宣言性的歌曲里，相反对这场山雨欲来的革命提出了质疑:“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列侬的这番“政治言论”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连“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都上街游行了，变成了街头战士。而列侬遭到了左派的攻击，他的“革命观”显然不是阿Q式的“同去同去”，他认为群体革命应该先从个体开始，否则谈不上革命。在列侬看来，是因为人的脑子有毛病了，这个社会才出现了问题，不把自己的脑子解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可是革命又带有群盲特征，又如何解决自己的头脑问题呢？这是列侬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他仅仅是一个摇滚歌星，不是政治家，即便他后来到了美国，上街带着人们高唱《权力属于人民》，他还是一个摇滚歌星。
列侬仅仅是个旁观者，或者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有益于理想社会的事情，随着他政治立场越来越明显，他以一个知名人士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理想化。他说他应该像甘地那样采用非暴力和平方式进行革命，因此就有了“床上和平”运动，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让列侬在一周内受到了各方关注。1969年3月，列侬与洋子结婚，结婚后要度蜜月，列侬想到蜜月期间他们肯定会被媒体关注，索性干脆把蜜月公开，用“床上和平”的方式度过。他们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邀请媒体记者来聊天，后来又把“床上和平”搬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因为这里离美国更近一些，可以给美国政府施加一些影响。在蒙特利尔，列侬在床上录制了一首反战歌曲《给和平一次机会》。
最能体现列侬理想主义的歌曲是《想象》，这似乎是任何一个革命者头脑里都会虚构出来的一种家园，一个乌托邦。列侬是否受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不清楚，但在这首歌里描述的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至少在他和洋子搬进纽约的别墅之前他是这样想的。■
迪伦在1968
只有时代的先驱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预言家，因为他只要描述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就是大众的未来。
◎袁越
1968年，世界大乱。新年的钟声响过后，传来消息说鲍勃•迪伦（Bob Dylan）将出版一张新专辑。美国的年轻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迪伦的消息了。自1962年出道以来，迪伦一直以一个青年领袖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么，这一次，迪伦将把大家引向何方？
1968年以前的迪伦
迪伦1941年5月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1961年他还不满20岁时候只身闯进纽约，在格林威治村的民歌咖啡馆卖唱为生。次年他就被传奇制片人哈蒙德相中，签约哥伦比亚，录制了一张名为《鲍勃•迪伦》的专辑，收录的大多是翻唱的老民谣。
1963年，迪伦以一曲《答案在风中飘》横空出世，带动了一大批歌手尝试自己创作反映时事的新民歌。可一年后，迪伦突然出版了一张《鲍勃•迪伦的另一面》，向政治告别，唱起了儿女情长。没等大家适应过来，他又于1965年为吉他插上电，“背叛”了民歌传统，自创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民歌摇滚。这一年出版的《回到根源》和《重游61号公路》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一时间效仿者无数。
与此同时，迪伦结交了一大批“垮掉派”诗人，并开始吸毒。他写的歌词逐渐变得不知所云，充满了晦涩的意象和场景。他在纽约和来访的“披头士”结为好友，从此迈入摇滚明星行列。他到处开演唱会，在机场、音乐厅和豪华旅馆之间穿梭。根据他1965年的那次英国巡演为素材制作的纪录片《别回头看》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形象:极度消瘦、神经质、烟不离手、精力旺盛。可这一切，都是由各式各样的兴奋剂在支撑着。
……
在心里听到你歌唱
“我想我已经厌倦了人们塑造出来的我的形象，而我自己也在扮演这个角色，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下意识的，这对我来说太难以忍受，于是就在一个辉煌的夜晚把这一切彻底结束了。”
◎苌苌
第一次到巴黎是在一个冬夜，第二天中午醒来，先不管卢浮宫、大铁塔，坐地铁6号线直奔拉雪兹神父公墓。为了不走错路，在门口买了张地图，因为这里埋葬着许多名人，王尔德、肖邦，还有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中提到的公社社员墙。在地图上先找到吉姆•莫里森的名字，到了附近，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嬉皮士聚在那里，知道就是了。一个站在后面的女孩认真地哭着，问她哭什么，她说，“今天是他的生日”。除了玫瑰，他的墓地还供着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香烟、啤酒、写在纸片上的诗歌、涂鸦……唯独在这儿，生死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庄严。
音乐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那些令人难忘的歌曲，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出现的音符，就成为生命的配乐。90年代中，郝舫带着奥利弗•斯通拍的电影《大门》的录像到我们学校来做讲座，那时大学里这类文艺讲座很多。之前不久刚在收音机里听过大门乐队的《风雨骑士》，一听到就傻掉了，不知道摇滚音乐还可以这样富有戏剧性，像宗教音乐那般辉煌。
现在，吉姆•莫里森已经去世37年，大门乐队也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中，他把吉姆塑造成一个沉溺于酒精的浪子，但在文本传记《此地无人生还》中，则对他有比较全面的展现，可以看到他的才华、敏感、教养、哥们义气，他的阅读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以及贯穿他生命始终的反叛精神。这本书在他去世后完成，建立在对其他乐队成员以及他家人和朋友大量采访的基础上。两位作者是杰里•霍普金斯和丹尼•萨格曼，前者曾经是《滚石》的撰稿人，给吉姆做过长篇专访；后者13岁就在大门乐队的办公室出入，从帮歌迷回信做起，一直跟随乐队多年。
吉姆的整个人生是各种极端性矛盾的集中点。他出生于一个美国海军家庭，父亲47岁成为美国海军史上最年轻的上将。男性军人“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激起吉姆强烈的对抗情绪。他从小喜欢阅读，对各种疯狂的文艺理论敏感，读尼采读到了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已经桀骜不驯和自我放纵，青少年时代喜欢绘画和写诗，在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电影之前，都不曾表现出对音乐有什么特别的热情。但是在加州海滩和后来“大门”乐队的键盘手瑞•曼扎克的偶遇，使他成为一个自我创作的歌手。他既羞怯又有表现欲，舞台表演给了他的疯狂一个出口。当一份音乐杂志问他是怎样为成为明星做准备时，他只是答道：“我不再理发了。”然而他没有说出来的是“我开始嗑药了”。他用这种手段来实现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找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知的大门，乐队的名字就来源于这个典故。在6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以超速度向人生的终点狂奔，不过本来他们在意的可能也就是生命的强度而非长度。这一过程也释放出吉姆内心黑暗的一面，成名后他和家庭彻底断绝来往，把自己视为革命性的人物，但他又不愿意领导革命，他们的歌词从来没有像披头士那样，有“让我们来改变世界吧”的煽情。尽管他说自己的一些歌曲是以图像的形式进入脑海，但他却一直都很清楚那些图像中的反抗与启示录般的本质——做一个殉道者。当他的歌迷与摇滚界开始把他当做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带头人时，他表面上不为所动，内心还是高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相信专辑能发挥与早期革命中的印刷品一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