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子尘报：抗震救灾，今天你又捐了吗？
周末看了央视的赈灾晚会，感人！历经大难的绵阳小姑娘在镜头前的坚强，绵阳籍主持人李家明的坚忍，和各界人士对于赈灾捐款中的热情。
今天再看新闻，网易再追加捐款到 1200 万
泸州老窖再向灾区捐款 2680 万
央视爱的奉献大型募捐晚会收到捐款 15.14 亿
苏宁电器捐款 5000 万
国美电器捐款 6000 万
加多宝捐款 1 亿
证券期货行业捐款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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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有这样的讨论，年销售 100 亿的万科才捐了 200 万，
SOHO 捐款 200 万，
阿里巴巴只捐了一元，
… …
巨大的灾难之下，国人的爱心流露让世人感动。听到邵逸夫，李嘉诚，成龙，王菲，以及各界明星纷纷解私囊献爱心的时候，，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当听到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纷纷慷慨解囊，甚至不断追加的时候，我除了感动，还有别的一点点想法。
Corporate Philanthropy 和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RS ）
Corporate philanthropy ，或者叫 corporate giving ，在美国是个潮流。有规模的公司大多有这个 policy 。然而潮流的同时，它也是一个 controversial issue 。对于企业捐赠的问题，业内人士现在基本上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下理解，就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RS ）。 CRS 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定义，据我了解，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的社会责任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企业对股东的责任。这个责任，现在有很完善的 corporate governance 立法和职业规范。
第二个方面，就是企业对员工的责任。这个责任，现在也有很完善的 labor law 和 practice 。
第三个方面，指的是企业对社会 / 环境的责任。社会涵盖比较广泛，客户、社区、环境、国际等等都包括在这个社会概念之下。除了客户责任、环境责任立法越来越清晰和严格之外，企业对社区的责任基本没有系统的立法支持。目前的救灾捐款，就是这一范畴的问题。
在 CRS 成为潮流之前，管理界经济界对于 CRS 的看法，基本是否定态度的。企业的存在是追求利益，或者说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增加 CRS 的投入，比如各种捐款，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加强环保投入等就会吃掉企业的利润，从而损害股东利益。后来立法上对员工待遇和环保有了明确的规定之后，普遍的认识就演化成只要达到合法操作的范围，不应为提高本企业的 CRS 水平而增加成本。这是传统的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理论的衍生观点。政府和法律部门负责监管和立法企业自由市场行为。企业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就可以自由的追求本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应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对于很多由管理层，而不是股东掌控的企业来说，管理层的代理权职责，也要求企业不得乱花钱做经营外无回报的投资。
近年来 CRS 逐渐成为潮流。赞成一方首先从道德角度为 CRS 正名。他们认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员工会更积极的工作从而达到较高效率。客户会更愿意购买企业的产品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而由于企业在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善举，使得企业及其所生存的社会都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下存在，而那些不注意社会责任企业将逐渐被淘汰出局。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企业，由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该为股东提供更高的长期回报，而相反的企业，尽管短期可能省了些成本，但长期生存却不会更好。
CRS 的理论评价说法不一
80 年代后，赞成和不赞成 CRS 的学者，后来不断有理论研究来证明或反驳 CRS 水平较高的企业会给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上市公司的 ROE （ return on equity ）分析上。大家基本上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率，然后与各企业的社会行为评价对比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来。应该说赞成与反对的结论对存在。但是这样的研究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研究者们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和数据。 一个年捐款 100 万的企业，是否就应该比捐 50 万的社会责任水平高呢？应该说， CRS 评估目前还在一个非常不科学的状态。只能在 0 和 1 之间做出评估选择。 90 年以后有一家公司叫 KLD 开始编制一个 DSI 的股票指数。他们把 SNP500 的公司通过一个有 90 多个项目体系进行评估，然后综合率选出其中 400 家，组成一个 DSI400 。这个评估体系目前看来是最完善的一个，但其仍然不可量化。因而在社会评估上只能停留在定性的 水平上。
其次，双方的研究方法都存在明显的 bias 。 大部分的研究是参考某些社会效应的评估结果后，选出一组较好的企业，然后和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对比，比较其在一段时间的股票表现。这样的研究存在 survivor bias 。就是说，研究的结论，无论是正是反，都只能说在任何一个时刻的幸存企业中， CRS 好的企业比其他企业股票回报率高（或低）。而不能说明任何企业，只要 CRS 好，就能长期回报率高人一头。也许 CRS 好的企业，更容易被淘汰，根本无法幸存下来。问题是，那些被淘汰的企业，研究者们已经无从查询他们当年的 CRS 记录，更何况当年可能不像现在，有没有 CRS 纪录还要另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DSI400 指数在其诞生以后，长期的回报率比 SNP500 的 performance 要好一点，但有若干时期 DSI 的确相对 SNP 较差，比如 2000-2002 年后的 recession 中。有人针对 Russle3000 研究，其中考虑了 survivor bias ，在考察了 KLD 公司对 3000 家公司的 CRS 的纪录后，与 Russle3000 成份股进行对比，然后选出 94 年后都有记录的 2300 家公司，研究他们 94-02 年的股票月回报率。发现的结论是 CRS 好的公司的确有较高的月回报率。不过这项研究也是基于定性的 CRS 评估，因而统计结果可信度较低。
企业捐赠的现实规模
虽然 CRS 在理论上还没有定论，但实践上却一直在发展。公司捐赠的规模逐年扩大。从 87 年到 04 年之间，美国的 corporate foundation 数量从 1300 个增加到 2700 个。这些基金会的年捐赠总额也从 10 亿美元帐到了 36 亿美元。除了通过企业的基金会赠款，企业也有直接赠款。两项总和的赠款数量为 120 亿美元，大约是企业含税利润的 1-2% 左右。但是每年中美国的私人部门捐赠总额是 2500 亿美元，这样看来，企业的捐款只不过是寥寥 5% 而已。大部分的捐款，约 75% 左右，是个人捐款。另外还有非企业类的各种基金会，捐款总额与企业相当，也是 120 亿。
捐款并不一定对企业有好处，企业在捐款上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原则和战略。很多企业目前把捐赠越来越看作企业形象营销的方式，从开始调整捐赠策略。比如沃尔马基金会，以往有很多直接向社区投入的小额捐赠，现在，他们的投向则转化为向更大的项目捐赠一起获得足够的社会影响。这种好处，可以说是企业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了。纯粹以高尚道德观念为诉求的捐赠，在企业界少之又少，不过在私人领域则很常见。
另外企业捐赠的政策，也常见有额度的限制。企业并非慈善机构，故而不能在道德驱动下过渡捐赠。于是，成立企业基金会，也就是有效可行的方法。基金会一方面每年从企业的经营利润中分到一定数量的拨款，从而转化为基金会的资产。另一方面，靠经营这些资产的获益来支持捐款的长期性。以上这 2600 个企业基金会目前总资产数量是 160 亿美元，而每年的获得的新投入 30-40 亿。也就是说，目前支撑每年捐赠的还是每年的新增投入，还不是投资收益。
相比较美国企业而言，国内企业的捐款行为从规模和做法上还有很多不足。一方面，企业的慈善意识还很不够。所以整体规模很小。去年中国公众慈善捐款总量是 220 亿人民币，包括个人和企业的捐款，不到中国 GDP 的 0.1% ，与美国 2.5% 的比例相差还很远。另一方面，捐款的行为显得偶然性和突发性，而不是长期性的行为。比如这次救灾，由于自上而下的宣传力度，这次地震的捐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个别地方出现相互攀比的情况也未可知。
最后，社会对慈善的整体认识不足，应该是我们的不足之不足。人们习惯以道德的绝对是非观来衡量捐款行为。似乎捐少了就 不是好人。对于拿个人财产出来捐献的，那是最无私的行为。拿企业的钱捐款，就必须要有限度，要符合股东整体意愿，不能凭企业家追风或行一时之快。而且，捐款者需要树立长期的捐赠观念和企业政策。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对于那些捐款的企业，也不应以捐了多少来衡量他们的好坏，或者他们当家人的好坏。严格意义上讲，王石是个好企业家。社会对企业家的期待，可以是慈善家，但一定不能是道德家。
对于万科，大家还是放他这一马吧。特别是那些买了万科股票的人们，你们应该感谢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