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之友------小平

 

“朋友啊,朋友,/> 你可想起了我!要是。。。。”, 每当我扯着脖子, 学着臧天朔的公鸭嗓喊这首歌的时候,女儿都会在一旁大笑。她笑什麽?是这沙哑的声音?还是那喊歌时梗着脖子,晃着脑袋的“黑豹“歌态?我没问过,也没想问。因为此时我正在回忆中,借歌发泄,发泄这生活中的对我儿时朋友的不平。

 

小平,大名余吉平,是我的发小, 比我长一岁。但他十几年前就“走”了。听说是死于酒精中毒的肝硬化。凭着我的记忆,从他那永远忧郁的眼神中,我想不出能有对酒当歌的他,那也就只有借酒浇愁他了。

 

我和小平住在同一个院里,打我能记住朋友开始,我们就是一起玩的朋友。院里的同龄上下的孩子有七,八个,可是能在我心里认作为朋友的唯他一个。他不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行侠仗义,拔刀相助“的铁哥们, 而是一种心地善良,有求必应,长兄式玩伴。

 

我很少见他透心地高兴过, 这也难怪, 他家五口人,做饭,吃饭,活动都挤在一间12 平米的小屋里。他父亲是位区税务局的小职员,母亲是个小学教师。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可家里的活却都落到了他身上。从二年级起,他就给全家做饭了。 我们去找他玩,经常要在他家等他蒸完窝头,洗完菜,才能得空。那时候做个饭,可没现在这麽容易。首先要生炉子,用纸和劈柴(小木条)点底火,然后一点点地往上加煤球,煤球加快了,或底火不够壮,炉火就起不来, 有时要点两,三回才能成功。这边点着火,那边就要开始用温水和棒子面。等炉子起来了,面也省到了时间。这时赶紧把蒸锅放到炉子上,然后开始撮窝头,等锅一上气儿,(就是锅里的水开了)再把窝头一个一个地摆上笼屉,蒸。 有时为了能让他快点脱身,我们就帮他干,但撮窝头,他从来不让我们插手,可能是嫌我们的手不干净?那时的北京冬天很冷,凉水洗完菜后,他双手冻得通红通红的,再让寒风一吹,手上经常裂着大口子,血赤呼拉的!要是哪天吃切面(直接到粮店买的),那他可算是解放了。可那年头儿,细粮的定量极少, 一个月也吃不上几回白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呀,天天如此,直到他十六岁离家插队去了内蒙草原。

 

小平的父母都抽烟,喝酒。“小平,给你妈(爸)点颗烟去“,“小平,上西口打点酒去“。这是我在他家常听到的吆喝。点烟吗,你必须抽上几口,那烟才能着起来;打酒,路上那个小孩不好奇的嘬几口。一来二去,小小年纪,他抽烟喝酒的习惯都沾上了。有一回,我看到家里有一瓶通化红葡萄酒,就请他到家来喝,哪想到这家伙把一瓶都灌了进去,倒在我家地板是睡着了,让我父母抓了个正着, 把他抱回了家, 我却挨了一通罚站。

 

毛主席畅游了长江,全北京市的学校就掀了学游泳热。一放暑假,他就起头带我们去什刹海,工体游泳池去游泳。他胆子大,是我们这帮孩子中,第一个自学“成才“,会游了蛙式和自由式的。

 

毛主席又表扬了打兵兵球的徐寅生懂哲学,孩子们就又轰轰烈烈的打起了兵兵球。 没球台,小平就带着我们在院里水泥地上打。

 

一放学我们就泡在一起,下棋,打牌,。。。。 下棋有时他也悔棋,打牌他偶尔也捣个鬼,但那都是为了搞个小“幽默”,而不是纯粹为了赢。不管谁家打酱油,买醋,我们都摽着一块去,连上一号都在一起。我平生抽的头几口烟儿,也是从他那来的。

 

小平在家干活的时候,他哥在家学习,看书,拉胡琴儿, 结果,他哥考上了当时北京东城区重点中学,他却进了一所东城最末流的中学。看来他哥哥是位命定的“天之骄子”;而小平则是个“灰小子”。

 

刚上了一年中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小平的出身不是红五类,入不了校红卫兵, 他就和几个同学自己组织了一个。 我那时在小学六年级,也钻进了他的战斗队,混个红袖章戴戴。记不清是在老毛的一个什麽最高指示下,小平还带着我们跑到了北京远郊的双桥,在当时的北京广播器材厂和工人们住了一阵子,贴了几条大标语,算是“郑重其事“地搞了一回革命行动。 

 

当时,全国都兴穿戴布的军装,军大衣,军帽,再高级一点的是“将校呢“的,那是一种时髦。 谁穿上它,就显得家里和革命粘了边, 有“份儿”。为了这个“份儿”,好多家中没有军货的中学生就在北京街头,抢。抢军帽,叫“飞军帽”,因为一般是抢劫者,高速地骑着自行车,从被抢人的身边,嗖地一过,顺手就把帽子抄走了。跟如今有人骑着摩托,抢女士的手包差不多。小平家里没有军源,也没有胆量上街去“飞军帽“,他选择了,偷!要说小平可不是什麽贪财之徒, 想当初,红卫兵抄我院的林教授家时,他在一只鞋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 立刻就上了交。当时在我们的眼里,偷军装好像并不是什麽大恶之事,和偷其他的东西不同,穷则思变吗! 四人帮搞得我们成天的不学无术,虚荣心可是天生就有的。 军装是偷到了,可没招摇几天,派出所的警察就进了门。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啦。

 

初中毕业分配,幸运之神又点中小平的哥哥,分进了北京的工厂,当了名当时我们所梦想的“工人阶级”。根据当时一家只能留一个子女在京的政策,小平只有远走他乡,/> 到内蒙去接受牧民教育的份儿。

 

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的1978 年。我上了大学,度暑假在北京,他已是一个离婚两年,/> 还有个儿子的父亲了。听说,他因家里没“路子“(就是后门),身体也没大病,所以还没能返城。而他那总是红运高照的哥哥去年考上了北京的经济学院。 有一次,我和小平在院中相遇。要说老朋友见面,至少应该寒暄上几句,但我们只是彼此笑了笑,没搭话。可能是都已耳闻了对方的情况, 经历,没有找到什麽交点吧。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仍然是忧郁的,善良的,微笑中带着苦味儿。我一直想像不出他开怀大笑时会是个什麽样? 他有过吗?也许在草原的婚礼上?也许在看到呱呱落地的儿子时?

 

后来听说他在所有知青都可以返城的政策下,终于回到了北京,先在一所中学当大师傅,后来升职管伙房, 又结了婚,女方也是个回城知青,这回生了个闺女。我想,这会儿他的小日子肯定过得还可以,酒自然也就越喝越多。我们又在院了照了两,三次面,看他抱着孩子,走的很急,新老婆还在旁边,也没好多问,只说:“还好吧?““嗯,/> 还行“,就匆匆擦肩而过,各走各的“独木桥“去了。

 

院子拆迁了,小平的父母家和我父母家各搬到了东西,从此,再没见过他。 最后听到的消息就是他因酗酒过多,走在他父母前头。听到此讯的不久前,我还在王府井撞见他哥哥一回, 穿戴得有模有样的,告诉我他在一家合资企业当CFO  幸亏,我当时没问他小平如何, 不然还真有点儿尴尬。

 

每当想到小平的早逝,我就替他不平,怨他父母吗?不好说,还是怨天吧。人的命,天注定,天又如此之不公。从小就使一个屋檐下的兄弟,一个上了阳关道,一个下了独木桥。

 

愿老天,愿天下父母都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平等的生存,竟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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