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心不死——间谍、情报纪实集粹ZT

编者的话



《保密工作》杂志是国内唯一全面反映保密工作的刊物，自创刊以来，特别是
近几年，对国际间谍情报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介绍了新的间谍工具和方法，
分析了重大间谍案件的始末，揭示了冷战后国际情报活动的新特点。现将精选案例
重新汇编成册，奉献个关心国家安全和保密的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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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 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有三个人踏上了前往总统别墅戴维营的路途。
这三个人是老朋友了，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缓步行走，边走边说边笑。

走在右边的是李洁明，他刚从美国驻韩大使馆卸任返回，并即将出使北京。李
洁明文质彬彬，有足够的秘密工作经验。他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
的情报工作生涯，当布什出使北京任美中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已是新设立的中国
情报站站长。李洁明深得布什倚重。他的中国话讲得十分流利，中情局认为他是一
位冷静而又长于争辩的“考虑周到、机智敏锐、有良好职业素质”的情报官员。

另两位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奉召去总统府开一次特别
的会议。会上，中情局估计：中共政权面临的唯一威胁，是知识分子当中的与海外
有关系的“改革派”，不过，从整个国家看来，内部没有什么不和，几乎不可能发
生重大政治危机。

会议后不久，李洁明即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也认为当前中国发生动乱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他也认为并一再警告，在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1989年6 月3 日晚，李洁明在距长安街以东不到3 英里的美国大使馆里，听到
了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他知道，他过去几天一直十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从燕京饭店高层一个可以远眺的地方，美国情报官员看到，至少一千多示威者
正在和军人对峙，于是马上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10点多发回
了第一个报告。

四天以前，李洁明就对中情局北京站站长说：“我认为示威者将被赶出天安门，
军队会奉命结束抗议活动，必要时会采取断然措施。”

对李洁明的这番警告，站长先生却摇摇头，耸耸肩，表示不能同意。他对李洁
明说，中央情报局已得到最可靠情报，中国领导人不会马上采取行动平息动乱。这
位站长先生讲完这席话后没两天，就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中情局总部，作例行磋
商。临走前，还颇为自信地说，用不着担心，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事。

然而，站长这次回国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中国的秘密间谍网和在中
国内部设置的情报来源陷入一片混乱。更为糟糕的是，在“六四”期间，美国使馆
的一些要员，担心引火烧身，纷纷逃出北京。6 名国务院官员和一些情报局官员干
脆跑回了美国。只有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5 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去
对付这混乱局面。李洁明实际上成了美国在北京的首席情报官员。他派出几个监视
小组去观察情况。一个小组在燕京饭店，一个小组在北京饭店，还有两个小组分别
在京伦饭店和友谊宾馆。

随着冲突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朝着天安门广场的推移，李洁明也不断收到
这些小组的报告。当军队在广场西面行进时，广场东边还相对平静，尽管在外交人
员公寓附近可以看到军队与示威者在对峙。北京饭店也有军队布下的岗哨，美国大
使馆东边据报发生了小冲突。

李洁明后来来到了京伦饭店，和手下的人一起把准备离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安
排在这里。同时，李洁明顾不了许多，干脆通过公开电话线路频频向白宫和国务院
报告事态的最新详细情况，直到6 月4 日早上，他才停止了报告，这时他已精疲力
竭。

李洁明收到的一份报告令他十分感兴趣。报告称，中国有关部门的官员仍在学
生当中来回做工作，苦苦劝说他们离开广场。这份报告是潜入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
美国情报小组6 月4 日凌晨发出的。这个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部队进驻
行动之前就来到了广场，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减弱冲突的强度，阻止流血。

中情局情报人员还发现，中国有关部门安装了大扩音喇叭，劝说学生和平撤离
广场，还向他们指明了撤离路线。早上四点，作为一种警告，广场上的全部灯火熄
灭。最后大约5 点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广场。

中情局在北京最显眼的活动，是与广场上负责“安全”的小批示威者的接触，
特别是“敢死队”的接触。中情局利用以前在香港和大陆招募的许多特务，同“敢
死队”频频交谈，以期评估动乱头目的素质，以及他们最后成功的可能。在以后几
个月里，当“敢死队”成为叛逃行动的核心成员时，这些早期接触，被证明是相当
有价值的。

“六四”后的整整六个月，中情局启动了部署在大陆、香港和澳门的、由几十
名最有价值最为精于的特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这次动乱的最主要的头目们提供了
安全的避难所，并帮助他们逃离中国。

实际上，被布什政府严加保密的这次“黄雀行动”，在“六四”以前就开始实
施了。5 月下旬，李洁明在美国驻华使馆向二百多异议分子签发了签证，甚至供钱
给他们，让他们乘火车或飞机去香港。这笔钱从大使馆“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

“六四”那天清晨，两个最重要的动乱头目——吾尔开希和李录突然神秘失踪，
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而不得。6 月底，万润南和严家其也逃离了中国，来到了西
方国家。这四个人的逃脱，都是在中情局的精心安排和全力支持下进行的。中情局
为了达到颠覆中国的目的，不惜动用了大量的现金，并为叛逃者准备了身份证、伪
造的火车票，并指示他们沿着一条从北京到南方的“秘密通道”，最后或从陆路到
香港，或从海路偷渡到澳门。

“六四”后的第二天，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惶惶逃入美国大使馆。方励
之倒是很知道怎样利用记者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还曾躲进一个美国记者住的饭店房
间中。

“六四事件”后，中情局在文革后招募的特务，个个如惊弓之鸟，纷纷向中情
局告急，请求得到帮助。李洁明向其中最有价值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援助，帮助他们
逃离中国。用李洁明的一个同事的话来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当年撤出西贡时的情
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朋友不管。”

“黄雀行动”后来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技术手段，以躲避中国安全部门的追踪和
追捕，如使用了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信号装置，甚至动用了快艇和武
器。一名中情局官员证实，“大部分高技术装备是中情局提供的”，整个行动由设
在香港的特别机构来执行。

尽管“黄雀行动”启用了中情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并非由中情局
所“包办”。许多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参加了这次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英国和法国。“六四”后不到半个月，中国向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
由于西方情报机构的联合行动，只有6 人被捕，其他15人均已逃脱。

后来，中国的叛逃者出现在法国巴黎，向新闻界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
动阵线”。至此，“黄雀行动”并没有结束，中情局仍在帮助尚留在中国的动乱分
子，经过“秘密通道”叛逃到西方。

然而，中情局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这次叛逃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当国务卿贝克
喜气洋洋地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繁就简”地安排中国叛逃者时，中情局默默躲在
后面，对自己的“功绩”不置一词。这样一来，全世界都以为是法国在领导这次行
动。

规模巨大的“黄雀行动”。得到了布什全力支持。一名前中情局的官员说：
“这么说吧，‘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白宫的批准，中情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
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半年以后，“黄雀行动”首度曝光。布什政府不愿意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
因为它担心如果把中情局的活动公布于世，将会激怒中国领导人，并把中国推入苏
联的怀抱。但中情局认为并不存在这种危险，中苏不可能恢复原来的同盟关系。

为了缓解美中关系，“六四事件”几个月以后，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
特秘密出访北京。这可让招募了许多中国年轻的异议人士的中情局叫苦连天。其中
两名异议人士（目前仍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是中情局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特
务，他们遭到了逮捕。


摘自：陈南轩 主编 《谍心不死——间谍、情报纪实集粹》
（1995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