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探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了！
评影片《天安门》
王春生
（纽约新世纪论坛）
五月十八日下午我到亚洲协会剧场观看了CarmaHinton所制作的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这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第二部影片，据说比较有真实性。
Carma 的影片是由天安门和学生运动的历史意义来介绍天安门事件的，她穿插了很多个人访问，和纪录片段；对于整个学生运动的发生原因、运动过程，和最后解放军进城后的冲突，有比较完整的描述。
对我，和美国的进步人士，天安门事件始终是一个谜。当然，从我们自己和美国媒体、美国政府的经验，我们是绝对不相信电视上报导的新闻。但是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发生了，他们要求什么？坦克车是开到天安门广场上了，中国政府为什么把解放军调动出来，是没有经验，还是逼到没办法对付了？
美国媒体用巧妙的剪接手法把天安门事件报导成中国解放军坦克车在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对峙、杀害学生的事件。这些电视影片在美国重复的播放，在一般美国人民中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从一九八九年以来，「天安门」事件成为美国反共、反华的媒体、政客，攻击中国的口实，成了一个代号，近年来，美国一部份人惧怕中国强大，「天安门」事件又成了围堵中国的感性基础。
学生和工人为什么要示威
从对年轻工人的访问和学生集会的纪录片段，我可以了解到这个学生运动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改革开放以后知识份子的地位下降，不但工资相比较的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这就使大学生对前途感到惶恐，加上当时，政府正在决定不再替大学生分发工作，这就引起了学生运动的爆发。在开群众大会时学生不断的提出读博士无用论。
二、工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之下也有同样遭遇，原来有的工作保障（铁饭碗）已被打破，很多工人在工厂厂长重组，或以提高工作效率为名而被解雇，而在职工人也因为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不断下降，这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的中国是很难接受的，韩来生，一位年轻工人就在访问中说，中国正在走着资本原始累积的过程，工人阶级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剥削，成了改革开放的牺牲品。
三、工人学生和市民反对贪污和特权阶级的形成。对一些干部和高干子弟滥用权力和关系变成新贵、发财致富，使他们大为不满。
从这三个因素来分析，天安门事件的学生运动不是西方媒体报导的是一个要求改革开放，要求空洞的民主、自由的运动。而是反对改革开放政策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学生运动提出来的民主和自由是用来表达他们对改革开放政策不满的方法和手段。
吾尔开希要求什么自由？
吾尔开希在学生开会时和个人访问时提出他的要求，他第一，要求有穿Nike球鞋的自由，第二，要求有更多的时间带女朋友去溜跶的自由。他说外面（西方）的世界在他看来是太美好了！
我看到他的讲话，不禁痛苦的失笑起来，吾尔开希这些要求就代表了中国学生运动当时的理想吗？这叫作什么理想呢？
今天，吾尔开希身在美国，体重增加了几十磅，穿着和美国青年人没什么两样。他的愿望应该已经达到了。
今天在中国，只要买得起，你可以穿Nike球鞋、牛仔裤；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都是很普通的事！可是，这些自由的代价是什么？中国的软性饮料，以前每一省都有好几家的，今天全国只剩下「健立宝」一家还在苦撑着。土布还是抵不过洋布，健立宝也拚不过全球性的「可口可乐」。去年国庆，在天安门的广场天空上，一个麦当劳的招牌高高的竖立着。我就对国内的干部说，在美国一般受教育的中上阶级是不喝可口可乐的，因为里面糖份多，而且有兴奋剂（Coke）。我们从来不买可乐，小孩子长大只喝果汁和白开水。至于麦当劳，是速食餐，是最难吃的，只有小孩子和一般平民大众才经常吃，怎么能把麦当劳的招牌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简直太失国家尊严了！
吾尔开希所追求的自由和西方大资本家追求的自由，不约而同。这表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可怕性！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爱用国货」，土布胜过洋布，东风压倒西风，不得不提倡经济和政治改革。
侯德健追求「个人」的表现
侯德健这位台湾回大陆定居的红歌星，在天安门广场上也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他在访问时说得很直接，他说大陆上讲究多数人的自由而忽略了少数人，忽略了「个人」，他所追求的是「自我」和「个人」的表现。
做为一个红歌星，做为一个年轻人，他说这些话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他这样的人物，这种言论来领导学生运动就有很大的破坏性。
侯德健讲求「个人」和「自我」，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经济还在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对个人是有一定的限制。个人是家族、村镇、生产单位，和国家的成员，个人不可能存在于这些基本组成单位之外的。这没有好或者不好的价值，而是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以一定物质基础出发的。
今天，在美国，极端个人主义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在教育界和政界都有大批文章、书籍来批判个人主义，Hillary Clinton 最近出了一本书It Take a Village 就代表了克林顿总统竞选的理论基础，七○年代的反叛和八○年的「Meism」个人中心的主义已经得到普遍的否定。「自由主义」已经被草根性的宗教运动判了死刑。美国有识之士公认只有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才能根本的解决美国的问题。
然而，这个已被美国人唾弃的极端个人主义却在中国找到了市场，西方媒体用年轻人的反叛心理，推崇这种把「自我」和「绝大多数人」对立起来，只要追求「个人」表现「个人」快乐就可以了。
但是在人口众多，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的中国怎么可能满足所有的「个人」快乐？如果不把个人放在历史和具体社会来了解，一味追求个人绝对自由，是很容易造成很大的害处的。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语「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ary 」只有认识和掌握到对自由和必然限制才能超越这些限制而争取更大的、实质性的自由。
柴玲要学生流血「唤起人民」
柴玲要学生流血的事实，是在去年《纽约时报》「纪念」六四的报导里第一次揭露出来的，当时，《纽约时报》说学生领袖「可能」犯了错误。
从柴玲的个人访问中，我可以看到她强调一定要流血，才有可能唤起人民这种冒险性的激进言论，是在五月时被记者访问就说出来了！当时，柴玲还说，她很快就会躲入地下，会离开中国。
在对王丹、梁淑敏和刘德培的访问之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在学生领袖中，除了柴玲之外，绝大多数在四‧二七对话后，决定要离开天安门广场。
在中国政府和学生「对话」之话，王丹、梁淑敏等人都主张避免再继续占领天安门和政府对抗，应该带领学生回到校园，继续在对民主自由方面做建设性的工作，改变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
但是，每次大家同意的决定都被柴玲后来推翻了，因为她控制麦克风，就有发言权，王丹等其他学生领袖就只好离开天安门，回学校去了，到了五月中以后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已不是原来的学生，百分之八十的群众是流动性的，已经失去了一个「固定的群众基础」。
柴玲不断推动激进手法和政府对抗，延长占据天安门的合理性，合法性，「饥饿运动(Hunger Strike）」就是手法之一。而在天安门毫无民主可言，很多派系斗争和打斗，完全是乌合之众，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为了个人权力欲望，一个主张流血的毫不尊重民主的柴玲就成了一个西方媒体钟爱的历史罪人。
在处理整个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先是僵硬，而后是软弱，犹疑不决，缺少对付群众的经验，最后不得已只有叫进解放军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逼回去。前前后后有三个多月时间。
在四月初中国政府据报导，在《人民日报》上断定学生运动是「动乱」，遭到学生很大的反感，而后又拒绝接见学生代表。这两件事表示出政府缺少敏感性。
但是在四月之后，就有李鹏接见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又有政府官员访问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对话，保证不处罚学生运动领袖，要求学生离开广场。但是这一连串的对话都被学生领袖漠视、拒绝了！
解放军进城是在香港输入大批营帐和金钱，在天安门又再度有大批人群拥入之后，军队和民众的冲突多数发生在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路上，而在天安门广场本身反而很少冲突。学生领袖看到坦克车开入广场就急急忙忙的讨论，投票集体离开，所以，中国政府一再的声明，在天安门广场没杀人，是有他的正确性的。
我经历过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对美国的国家机器运作有些感性认识，在美国反战运动高峰时期，只要学生占据校长办公室，就马上在一周之内会被逮捕，进入监牢。在华盛顿示威，通常都不能超过一天。只有一次「Poor Peoples' Campaign」也是在白宫以外几里地方搭了营帐，历时不过一周，那些胆敢公开指责中国政府是刽子手的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应该自己反省一下，美国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家有可能容忍学生占据白宫或国会山庄前的广场吗？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政府是太缺乏经验了，太过犹疑不决！太民主了！国家机器在那里？
Carma Hinton的影片，当然带着她的偏见，她还是崇尚群众运动、学生运动的，而不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这个运动的性质，和提出的具体要求。然而Carma毕竟还是比较诚实的，她暴露了学生运动和学生领袖的问题，总的来说，对天安门事件的了解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已经不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已经度过了一个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机，海外民运份子也早已丧失了他们的合法性，暴露出了很多原来就有的人格问题。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和社会经济的全盘破坏混乱，也是历史事实，我再看天安门事件，再看这一批民运领袖，深深觉得是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了。
六月四日格林威治的喉舌《村民之声》（Village Voice ）头版登载了Richard B. Woodward的特稿, 文章标题是：「本年度最富爆炸性的影片」──韩丁女儿Carma和丈夫RichardGorden导演的TheGateofHeavenly Peace（天安门）。Woodward这篇文章不但对天安门这部影片做了一个影评，更重要的是，他更深入的解剖了一些事情：（一）Carma 从自己文革的经验的反思来批评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二）柴玲期待以流血来「唤起」人民和美国Weatherman的雷同。（三）美国媒体、人权份子吹捧出来的「造反派明星」。
今年六四《纽约时报》一反往常，不再用大型篇幅来向中国政府声讨，反而比较避而不谈，这是很反常的，并不是《纽约时报》突然自知无理，主要的是美国的进步人士中自由派人士，已经开始对六四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去年六四《纽约时报》不得不报导Carma 电影里柴玲的访问，在这以前一面倒的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开始有了一个缺口，有一个问号？或许这些学生领袖犯了错误？或许事情不是像电视上，或《纽约时报》上所报导的。由于这个背景，才产生出今年六四《纽约时报》的沉默，和《村民之声》的仗义执言。
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Carma 崇拜学生群众运动，或认为在广场的时候是如乌托邦的美好。但是，Carma 至少对学生领袖所犯的错误有比较真实的报导，和比较诚恳的批判。在这点上，是难能可贵的；而RichardWoodward更进一步的把柴玲和美国反战后期的Weatherman放炸弹的心态做了一个比较，他以谴责性的口吻揭发了美国媒体巨子如RobertBernstein ，人权观望的负责人和亿万富翁John Klupe把李录塑造成造反派明星的丑闻。
从反思文革来批判天安门学生运动
Richard 报导Carma 在文革时是个年轻人，高中学生，她当时参加群众运动非常兴奋，因为看到当权的领导被谴责；而且，也高兴的认识到共产党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文革同时给Carma 带来了一个深刻的经验，她是用这个经历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天安门的学生运动。
她说：「柴玲和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叫的口号和文革时的口号相似，态度也几乎完全一样。文革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从事建设。当时没有学校，我们完全自由自在，就像开一个大庆祝会一样的。我们学到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发言权，但是有发言权之后，又能怎样呢？我们从来没有做出一个架构、组织，我们除了攻击、打倒之外，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接下来Carma 又说：「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同样的，他们只会再次的叫一些革命口号，这是他们唯一能了解的语言。每一个都要一直冲上最高阶层，要介入国家当局最高政策；而不愿意在地方上和学校里，做一些艰苦的、实际的工作，来增进民主。……」
任何一个参加过群众运动的，不管是反战、民权、SDS（Student forDemocratic Society）、Pro-choice、Pro-life（妇女运动）……往往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是应该冒着有极大后果的危险继续向前推进；或是，我们应该妥协，接受一部份的胜利成果。而又可能陷入虚假的陷阱。这批中国学生错估了！至少有三百人被杀伤，这部影片重演了我们所熟悉的片段，但是，它更尖锐的记录下当一个政权向造反群众拱手让步之后这些群众的狂喜，这些学生领袖中内部的分裂和斗争，以及当这个梦死亡之后的痛苦和揣测；Richard 把天安门运动和美国群众运动的经验做了比较之后做了以上的结论。
柴玲和美国的Weatherman比美
Carma 电影中最具爆炸性的片段是柴玲在五月二十八日，天安门事件的前六天的访问，这个二十三岁的研究生，天安门广场的总司令，对美国记者Philip Lunninphan 诉说了她的绝望。
她在访问中表示其他学生领袖在等着争夺她的权力。并表示需要拒绝妥协，反对那些背叛的人，她对学生运动的失望使她相信，「你们中国人，不值得我为你斗争，不值得我为你牺牲」，这代表了柴玲对中国人民的态度。
Richard 觉得她的言语非常熟悉，就像反战后期的Weatherman，在反战运动将近尾声时他们躲入地下，认为要用炸弹，炸几个政府和资本家的大楼，才能暴露出法西斯美国政府真面目，如出一辙。柴玲在访问时说：「学生们一直问，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能成就什么？我觉得很悲哀，因为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们真正期望的是流血，当政府不得不镇压、屠杀人民，只有当天安门是用血洗之后中国人民才会睁开他们的眼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团结。」不是实实在在的去向群众做教育工作而是要用暴力、流血来唤醒他们。这种做法是注定失败的。
柴玲自从逃离了北京，在Boston住下来，主持一个基金会（不知是什么人出钱支持的）。她拒绝了Carma 和Richard 几次访问的要求，她先是藉口太忙，而后推说她不愿意给卷进这件事。柴玲从事于「人权」运动，是给Hillary Clinton 到北京参加世妇会出主意的人，Weatherman在美国放炸弹时都不得不隐名换姓，走入地下，最后还是被抓，判了很多年徒刑。柴玲在天安门领导学生运动，造成了死伤，却能到美国继续从事攻击中国的工作，至少，这个影片使美国人民认识到柴玲这位民运明星的真面目。
美国媒体捧出来的「造反明星」
Richard Woodward对一批中国逃出来的民运份子被捧为「造反派明星」甚为不齿，最令人痛心的和可笑的是New York杂志居然把李录和NelsonMandela 相提并论。Nelson Mandela为了南非黑人的斗争放弃律师职位，几次出入监牢，入牢有数十年之久，这种伟大的斗士，居然可以和李录齐名。Richard 愤恨的说，李录自从到美国之后就平步青云，拿了奖学金到哥伦比亚大学上研究所，为了他毕业，亿万富翁John Kluge替他大开排场，给了一个派对。他目前正在考虑接受华尔街大投资公司LazardFreres的高薪职位，这种靠美国媒体的亿万富翁捧出来，养出来的造反明星，令美国人民不齿，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
Richard同时报导Carma和Gorden的制片人Orville Schell屡次接到Robert Bercheim 打电话来要求他访问李录。Robert Beister是美国人权的积极份子，帮助过苏联的异议者如Sakhanov、Beistein，同时是蓝灯书屋（Random House ）的前任总裁，他自己发行世界上各种禁书。目前，他拥有魏京生写书的英文版权。他对《天安门》一片没有访问李录很不以为然，给了制片人Schell很大压力。
美国媒体和人权人士，把中国的「造反派」剪裁到适合美国人的胃口，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时髦。Barme ，一个在澳洲国立大学指导了天安门纪录片的工作，就找不到任何一些证明李录有任何强烈政治立场的。但在「Moving The Mountain 」这部片子里却把李录塑造成一个「圣人」，为了迎合制片人的需要就塑造一个聪明、有吸引力的、说流利英语的「明星」。
纸包不住火，美国媒体，人权人士，某些反华人士，自八九年用天安门事件来任意丑化、攻击中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美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一些真相。这批靠美国媒体、人权观察家和亿万富翁培养出来的「造反派」是中国人的耻辱，是历史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