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明云南人。成祖时为太监，赐姓郑，航海至南洋、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处，开中外交通最远的航路，宣扬威德， 助马来西亚建国，海外诸国争来朝贡。时人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盛事。
在公元一四○五至一四三三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三十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
但中国没有！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十五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当公元一四九八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和他那支由三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绕过好望角，于东非登陆时，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小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么了不起。村中的长老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
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八十年。或许有人想知道：如果他们相遇，会发生什么事呢？了解大明帝国海军超凡的力量，达伽马以他八十五英尺到一百英尺长的小船，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见过葡萄牙的破船，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那些挡路的蜗牛，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
中国人绝非在历史上时常被述及的陆地民族，中华帝国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练又爱冒险的船民。甚至在「中国」或「中国人」的名称出现以前，来自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也就是大洋洲各种不同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征服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地。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新大陆已经有了亚洲人的踪迹，而且许多证据显示：他们曾屡有来往，而非仅接触过一次。
为什么中国不在那时开拓殖民地？
为什么当中国在海上有绝对的霸权之后，放弃了强权？长久以来，中华帝国的皇帝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不单对城邦小国如此，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是全天下的统治者。早在基督纪元出的几世纪，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概念：天下之大，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没有所谓疆界之分所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假如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超越了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万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中国皇帝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从明成祖身上当然也看不到这种观念，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提升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度，这种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来的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明朝皇帝得到的结论，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因此明朝的皇帝从来没有作过这种尝试。而欧洲各国殖民强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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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大航海发展了崭新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郑和大航海时代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现代实测，长约500余米，宽约 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18丈尺寸复原制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 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
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郑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邸外国诸番图》，全图使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配上所记的针路和过洋牵星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东非肯尼亚的慢八撒，到南纬四度左右为止，包括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亚非诸国约占300个，相当准确地记录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详细纪录了郑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开辟的众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点有20余处，主要航线有42条之多。它充分证明郑和大航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发达的航海事业、丰富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 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 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 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时平 摘自交通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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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