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后，我们的考试科目从“不考外语”，经历了“考外语但成绩只以百分之十的比例计入总分”，以后逐年增加比率这一过程，最后到了百分之百。最近几年来，高考实行改革，搞“3+X”制，外语则成了与国语（语文）、数学并列的三大重要基础课程。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外语政策也随之出台：职称评定要考外语，从中级到副高、正高，外语不及格不评；专科毕业生外语要过二级，本科毕业生要过四级，否则不予毕业，拿不到学位证书；攻读硕士生、博士生要考外语，外语不上线，一票否决；硕士生、博士生不但要继续学外语，分别达到六级，八级，还要学第二外语，分别达到四级、六级，有的学校还要求博士生学第三外语。中小学的外语，也从高中开始设置，改为从初中，最后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全国兴起了外语“热”。校园里，家中，学生早晚诵读“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声音听不到了，而代之以英语:“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is best”的背诵声。到处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外语补习班，报名的人趋之若鹜；英语教师成了走红的职业，英语专业大吃其香，我们似乎就这样,与国际接轨了,走向了世界。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先进技术、先进文化，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倡学习外语，以便于我们对外交流，这本来是正确的政策，无可厚非。
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具体要求与措施。方向对了，不见得要求、措施就一定正确。如果要求、措施不对，必将影响决策，比如过去的“三面红旗”。而措施的正确与否，只能看效果，只能靠实践来检验。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这样的外语政策究竟如何呢？
不可否认，我们的外语普及率（只是普及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提高却是以我们的汉语水平及其他专业水平严重下降作为代价的；甚至还可以说，伴随它而来的还有国民崇洋媚外思想越来越重，而爱国情怀却日益减弱。这是每一个直面现实的人都看得到的。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旦一个学生开始学习外语后，他学习的全部精力，至少有一半是用在学习外语上的（我曾经多次向不少大学生调查，他们的回答是，还不只这个数字，不少人花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精力）。试想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为了适应就业，学习专业的课时大大减少了，而各种各样的课程增加了：以大大减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学大大增加了的课程，用在专业上的时间和精力能有多少呢？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专业学好吗？跑马观花都来不及，讵谈深入了。至少文史哲是如此。
以大学中文系为例，本科毕业生、甚至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以后不知中文是什么，应该具有哪些知识结构，他们自己也感到，什么都没有学到。至于他们的动笔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更差了。所以不少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去从事文科工作，还不如理科的。我这不是说，理科学生的文科知识能力就强；而是说，真正的中文专业知识，谁也没有具备；中文系学生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非中文系的学生也有；而遇到真正中文专业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推及其它文科专业，想来也是这么回事。
学校是这样，社会上呢？各个单位的工程技术科研人员，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放在专业上的，他们的外语成绩往往不好。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复习外语；而且工作与学习中绝大多数专业也很难遇到外语，经常跟外语打交道的人，毕竟是少数。可他们也不愿意仅仅为了职称，化大量的时间去搞外语，影响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发展中的国家，政府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任务，亟待我们去完成；老百姓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急需我们去解决。这样，结果就是：业务水平高的、责任心强的人，职称长期评不上去，因为他们的外语难以及格。而一些专业水平差的，责任心不强的，他平时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就要少些，甚至有的人还为了评职称，不惜牺牲工作，突击外语，结果外语考试及格了，他们的职称可能就上去了。因为评职称只有外语才是硬指标，专业成绩、专业水平的要求是可以随机变化的，标准就掌握在各级评委手里。这样，很多单位出现了水平低的指挥水平高的，工作负责的被不负责的所领导。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潜能又怎能发挥得出来，一流的成果又怎么出得来呢？一个单位，一个机构的业务又怎能搞得上去呢？我们又靠什么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赶超先进国家呢？
而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问题就更明显了。专业成绩好的，有培养前途的，外语上不了线，因为要时间，所以一票就被否决了。而专业成绩差的，由于外语成绩好了一点，就可以上总分线被录取。但入学后还是因为基础差，专业还没有学好就毕业了，毕业后没有用，仅仅是混个文凭而已。我有几个学生，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到漳州跟我学习专业，应该是有发展前途的，可是考了几年研究生，总是因外语几分之差而被刷掉，而与同期录取的研究生比，前者可以作后者的专业老师。
清华大学美术系博士导师陈丹青，因外语入学成绩限制，不能招收到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最后愤而辞职以示抗议的事，在全国广泛流传，引以为新闻。实际上这类事情在全国早已屡见不鲜，司空见惯，所不同的不过是陈先生有条件辞职，而其它先生想辞职也不敢，最多发点牢骚而已，社会上当然也就不了解这些事情。因为陈先生辞职后，照样可以私人招收学生，而且招的是自己喜爱的学生。他虽然发不出博士文凭来，学生也无所谓，因为美术作品已经商品化了，市场经济决不会是看它的作者头衔是什么，学位是什么，而只是看作品本身如何（抛开其它炒作因素），何况陈先生又有这么大的名声可以让学生沾光；再者陈先生辞职后，他的饭碗可能还会变得更好，因为他的时间也许更多，干扰可能会更少，可以集中精力，心情愉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得到更多更好的回报。
可怜的其它文科专业的老师，就不敢这么做了，比如学哲学、史学，甚至学中文的吧，如果他们辞职了，不但招不到一个学生，而且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你的那些文史哲论著比不得书画，谁来买呢？连出版社都因为赔本而不愿意出。
又因为发不出文凭，你的水平再高，也没有人愿意来当你的学生。何况，谁的水平高，又有多少人能分辨。同时，即使把学生培养成了高水平的人，又有哪个单位会要一个没有文凭的人？水平不如文凭，有文凭的人就业都难，何况没有文凭的。现在能作陈寅恪、华罗庚、顾颉刚、启功、陈景润的伯乐在哪里？没有！再说有，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卡死了。不要文凭要水平的学生有没有？也有，但太少了。我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学生，跟我已经三、四年了，我几次赶他们走，可他们就是不走。但同样吃饭艰难，现在已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要求社会支持吧？可是人们宁愿锦上添花，也不愿雪中送炭，特别是送这种雪的炭。无名无利的事，谁愿意干？这条道路，在现在的中国，难以走下去啊。古代读书人，穷途末路，还可以悬壶济世、设帐课人；可是我们今天的老师，满腹的文章充不得饥，只能违心地留下来，继续搞自己的应试，放自己的羊，作自己的无用功，苟且自己的性命。
所以大多数老师，虽然对目前的研究生考试政策极为不满，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他们要吃饭，还要养家活口，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在目前，在研究生教育被国家垄断了的情况下，他们找不到第二只饭碗，惟一的就是出国，这些年出国的也不少。诸君就可以想象一下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怎能搞得上去，导师的积极性怎么能发挥得出来。有人把过去的研究生教育比作人工活，手把手地教；现在的比作大机器生产，电纽一按，产品就成批成批的出来了，然而出来的却是次品。奇怪的是，对于这种次品，人们偏偏欢迎，首先是高薪招聘，其次是破格晋升，不问成果，不问年限，结果是三十出头，就当上教授，当上博导，当上处长，当上校长。这些人之所以吃香，就是有大大的帽子，人们需要帽子，崇拜帽子，虽然“帽子之下，其实难符。”
这样的人能否带好学生，管理好一个单位，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恶性循环，在我国教育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能完全怪人们用“博士多如狗，教授满街走”这样的贬损的语言来漫骂我们，我们自己的确有问题。大学研究生教育是这样，而中专、大专、本科教育，中、小学教育又怎样呢？那分别叫作牧羊式教育、应试教育，是国人皆知的事情。专业如此，而教育的核心——德育，更是早就落空了。我们的教育在哪里？
这十多年我们也看到，考中文系硕士生的人，相当一部分是外语系的本科毕业生；考博士生的人，也有不少是外语专业的硕士生，他们的中文基础都不好，可是一考就录取了。为什么呢？因为外语好。而中文专业，只要掌握点基础知识就可以应付了。仅以去年为例，硕士生全国统考专业录取线仅为80多分，这是150分制的；折合成100分制，也就是说，只要50多分的成绩就可以录取了。按本科毕业生应有的程度来看，本科专业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也可以考上研究生，因为试题标准在中等以下，这样就造成了考研究生就是考外语的局面。这种怪事也许只有在我们中国才有。读者也就可以想一下，这样的学生以后能创造什么一流的业绩了。
由中文推广到文科（理科暂且不谈），我们是培养不出人才来的，试看一下，包括我们重点大学在内，这几十年究竟培养出多少个大师级的人才？而这在过去，如二、三十年代，可谓比比皆是，层出不穷。
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几十年了，再下去，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仅看我们的邻国日本吧，他们的人才素质和专业能力，就比我们强得多。一个国家能否强大，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他的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根本，在于教育。在一个教育出了问题的国家，国民素质是难以增强的。
所以我们说，当前我们的外语政策，是弱国政策。一个人用了一生的主要精力去学外语，结果外语还是学不好（不如外国初中生的水平），并且学了大多也用不上；而自己长期所从事的专业，专业知识却学不好，专业上不去。诸君想想，各行各业（主要指文科）专业长期上不去，又怎能强国？有人说，我们是全国陪同少数人学外语，最后把自己的专业都荒芜了，不是没有道理。
再看那些学外语学得稍好的人，不是跑到外资企业中去，为外商作掮客，站在他们立场上跟我们作生意，赚我们的钱；就是跑到国外做二等公民去了。他们外语虽好，但是中国学没有学好，缺乏爱国主义情怀。试想一下，现在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还有多少？还像解放前和解放初那么多吗？学好外语，为强国服务的人究竟有多少？倒是解放前、解放初有不少爱国志士仁人学成归来，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许多被称作大师级的人物更是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敬重。
再进一步，甚至可以说，在这种外语政策下，实际上学外语也学不好。为什么？试剖析之：
在这种重外语轻国语的政策下，学生不重视汉语的学习，汉语水平大大降低。你想，国语学不好，外语又怎么上得去？因为对于我们用汉语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学习外语，是通过汉语进行的，是与汉语比较而学习的。汉语不好，外语又怎么可能学得好呢？试以前些年上海外语翻译大赛为证，大陆参与数百人，是人数最多的，但却没有一个获奖。而大奖都被参与人数不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人拿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重视汉语学习，而我们自己的汉语水平却太差了。这也是我们当代产生不了像傅雷、满涛，甚至像鲁迅、郭沫若等那样的外语大师的缘故，因为毕竟他们青少年时期都受到过严格的汉语、国学训练。
作为中国的一个本科生，外语必须过四级，汉语则无需过四级（假拟标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笑话；评职称，要考外语却不考汉语，甚至教中文的人也可以不考汉语，这种事也只有今天的中国才有了。我们就没有见过哪个国家，以此种外语标准来要求读书人，也没有哪个国家，对它的专业人员说，你汉语不过关我就不给你评职称，也不让你读大学，考研究生。
在这样的外语政策下，人们重外语，轻母语，国民国语水平严重下降，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严重有碍国瞻（另文讨论）。而更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由此引出的后果：
举世皆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因为她以勤劳、勇敢、聪明才智、爱好和平、胸怀博大称著于世；同时也因为她有自己历史悠久的、博大精深的、几千年延续至今的文化。这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典文化，她是一种非物质文化，是一种高层次的精英文化。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这文化如果衰落或中断，在这个意义上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因此继承和发扬此经典文化，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任。然而由于这种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古汉语，现代汉语水平低下的人们，又怎能继承呢？他们看见古汉语就头疼，对这份文化已经失去了信心。不能继承这一文化的后果，这十几年已经显露出来了。长此以往，不可想象。
因此，不要小看了语言，他是一个民族的主要标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语言衰，则民族衰；语言亡，则民族亡。所以，法国等许多国家，就明令国民只准说国语，不准说英语等外语，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前几年，李阳英语风靡大陆，连强势媒体也为之摇旗呐喊。声称：汉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鸿沟，英语是人人必须学习的世界语。国人不知道这类卖国言论的利害，也随声附和，至今流毒甚广，贻害无穷，不再详述。
人们把英语捧为世界语，无非是英语国家经济发达，有几个钱。如果中国经济赶上去了，汉语更有理由成为世界语，因为汉语使用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把汉语搊成世界语，因为国家、民族、语言，不分大小、众寡、流通与否，一律平等，谁也甭想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人。现有的任何民族的语言永远也成为不了世界语，中国人民将永远不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但也告诫那些有奶便是娘的人，中国也永远不会成为英语殖民地。这方面，法国是我们的榜样：热爱自己的语言，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去年初，我参加了联合国世界母语日北京纪念会，会上，联合国教科文官员介绍了联合国的语言政策，放在第一位的是母语，即各民族的语言和方言；其次是官方语言，对我们来说，就是普通话；最后是沟通语言，诸君，你说，沟通语言是什么？大概你也不会想到，它就是外语！外语是老三，不是老大！联合国法定用语，就不只是英语；其中一种就是我们的汉语。联合国官员并告诫说，要大力保护母语，母语亡则民族亡；现在，世界上每年有数百种弱小民族语言消失，其宿主随之被异化；中国有的少数民族也面临此危机，必须大力保护。设立世界母语日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是何等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
可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恰恰相反，我们实际上是把沟通语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官方语言，最后才是母语，完全颠倒了。五十年前推广普通话时，提出了什么方言将会最后消灭的错误理论，致使人门不重视方言的学习与传承，至今后继乏人。很多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料永远丧失，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造成极大的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他们不知道，所谓汉语，只能存在于方言之中。方言亡，则汉语亡；普通话也随之亡。因为普通话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之上的，并且它要随时靠汲取方言营养来维持、发展自己。
因此，我在此郑重地向国家提供几点关于调整语言政策的建议：
首先是把“语文”课的名称重新改回为“国语”或“国文”课，因为语文一词是普通名词，不是专有名词，它不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都可以使用它。比如，把“语文”和“英语”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说，就不通，别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语文？语文？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文？英语难道不也是一种语文吗？而国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汉语；称为国语，就是强调她的地位，以引起人们的对她的重视。国语对外就是华语或汉语。
其次，要逐步理解与落实联合国的语言政策，把母语教学放在第一位。这母语对我国汉族来说，就是方言；对少数民族来说，就是本民族的语言（含方言，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民族普通话）。这就是说，如果只学一种语言的话，只能是这种母语；而不能蔑视甚至于禁止汉人学方言，只学普通话。现在有的地方，比如说厦门，已经把学习方言纳入小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实验，并且不但有用方言播送的广播电视频道，还设立了学方言频道，走在了前面。
学习语言的第二位才是普通话，我们提倡说普通话，以利在公共场所交流；但我们不能禁止人们私下谈话用方言，那怕是在学校。我们提倡学好方言，学好本民族的语言，也提倡说好普通话。
最后才是外语。任何把外语凌驾于母语、普通话之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也提倡学好外语，但这里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所以，现代的人们，至少要学习三种语言或方言：母语、官方语、沟通语。学母语是为了保护种族，学官方语是为了交流，学沟通语是为了发展。首先应该是保种，其次才是发展。在保种基础上的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保种。我们坚决反对那些弱种、毁种式的“发展”，实际上那最终也发展不了的。
同时，我们要延请汉语专家特别是要请古汉语专家来参加制定汉语标准，幼稚园达到几级，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几级，中级、高级职称又该达到几级。要严格考试，汉语不及格者一票否定（对汉族及国家公务员来说），只有这样，我们的国语水平才能迅速上去，逐渐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包括外语水平也会上去，民族、爱国意识得到加强。
我在这里不是反对学习外语，我也提倡学习外语，我从小就知道：
但凡事必须讲条件，即注重实际。学习外语也是这样。
学习语言，特别讲究语言环境。二千多年前的孟子所说：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
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强调的就是这种环境，而中国目前基本上不具备这种外语学习环境；
要达到一个目的，必须有相应的资源设施，这资源，就是师资，目前，我们不是缺乏师资，就是师资水平较差，那怕是大学外语系；
第三，必须有一个运用环境，学有所用；“学而时习之”，方能巩固。目前，除了外语专业外，我们也基本上不具备。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学外语要比别人付出多倍的努力。因此，对非外语专业的人士，我们要求不能过高，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二十多年，外语政策给我们国家培养和使用人才上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很多早应该上去的项目，就是上不去，副业严重地影响到主业。这种形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明显错误的外语政策会被制定出来，而且制定出来后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为什么又长期得不到纠正、完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制定这些政策的人究竟是谁？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遗症吗？外行决定内行的事再也不能干了。
最后，我们呼吁：放宽外语政策！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不要作茧自缚！要彻底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管是考研，还是评职称，要么把外语标准大大降低，要么就是只作参考。只以专业成绩取人，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同等专业成绩者，外语好的可优先。对那些专业突出者，那怕外语不行，也要破格，否则会产生钱三强、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吗？一个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重用，不能用外语甚至学历、职称来限制人，要才尽其用。各行各业人才要纳入社会竞争机制，参与社会竞争。国家组织各级社会评委（非单位评委），能者上，次者下。彻底打破国有机构变成部门所有制的现状，反对搞近亲繁殖，搞裙带风。试以北大为例，如果蔡元培先生当年没有面向全国不拘一格地延聘人才，能有一流名校的北大吗？过去的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现的北大成了北大人的北大、近亲繁衍的北大，成了二、三流的北大。北大人事制度如果不彻底改革，要办成一流名校，只能是唱高调。
如果以上这三点些建议能得到采纳，将会极大地调动全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那么，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将是不久的事，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屈指可待。如此，国民外语水平也会得到空前提高；而世界对汉语的热情，将远远超过对于英语。
于漳州孔子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