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随笔

No one else defines your life. Only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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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愈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愈来愈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 康德

今天友人推荐了一篇对越南钢琴家邓泰山 (Dang Tai Son) 的专访文章,当记者问他:“苏联解体前,你无法在西方世界登台,苏联解体后,你的北越护照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你1995年入籍加拿大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巡演。越南身份真是很拖累你的艺术生涯啊。” 邓泰山的回答让人非常感动:“这个问题得从多角度来看,要是我野心勃勃,可能确实会觉得受身份所累。但是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艺术造诣,必须接受老天赐予的人生体验,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名望不是最重要的,做人的真谛是为了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我已经很知足,所以至今还是保留了越南国籍。即便是经历人生的痛苦,乐观地看,同样是演奏悲剧作品时的内心素材。想要演奏出感人的音乐,这不是老师所能传授的。”

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近年来关于Positive Psychology 的研究也是逐年增多,快乐不仅对健康有益,研究证明保持快乐的心情,更富有创造力。那么影响幸福快乐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Authentic Happiness 一书的作者 Martin Seligman 认为除去受遗传因素、个人状况影响,和个人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有很大关系,由于前两部分个人可塑性较小,因此他主张努力培养个体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不论你的遗传素质和所处的情况如何,都有可能过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

Martin Seligman 有一个观点很引人深思,即人们对于 Pleasure 和 Happiness 的理解,他认为很多人错把短暂的快感理解成为真正的幸福快乐,因此很多人创造了这类捷径,比如看肥皂剧、疯狂购物、性开放、使用毒品等,这类体验往往都是停留在感官刺激,烟花一般短暂,而最糟糕的是,每一次快感的消失,都会让人们期待下一个更强烈的刺激,好像饮鸩止渴、吸毒上瘾。真正幸福快乐的人生,来自具有高尚目标的行为,是一个人 Strengths and Virtues 的体现。因此当你发自内心地帮助别人,与一个品德优秀的朋友进行了一次充满思考的交谈,进行了一场棋逢对手的比赛切磋,全力以赴、顽强执着地认真做了一件事,才会体会到持久而深刻的幸福快乐。

无独有偶,哈佛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泰勒·本-沙哈尔开设的选修课《幸福课》持相似观点,这门课从最初只有8人报名,最后多达850人,超过了《经济学导论》,文后附有转自《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

这些天我又重读了一遍《大学》,仿佛喝着沁人心脾的明前茶,心中涌动着人生诗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寂静的夜晚,琴声如诉,优美的文字带着远古的昭示,熠熠闪光,引领着我抵达高尚的人生境地,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幸福!

背景音乐:David Oistrakh 演奏的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47 )

I. Allegro Moderato

II. Adagio Di Molto

III. Allegro, Ma Non Tanto

飞扬的青春 发表评论于
回复小九~的评论:
我应该给你一大把鲜花,欢迎归来!:-)
小九~ 发表评论于
谢谢飞飞的启蒙幸福课
好象遗传很重要哦
查铺的 发表评论于
没了?抗议!目无组织、目无平民百姓,目无查铺的。
飞扬的青春 发表评论于
附一:《专访第十届肖邦钢琴比赛冠军邓泰山》

1980年,年仅22岁的北越青年邓泰山在第十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一举夺魁,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跌宕起伏、历经磨 难的人生经历,可能要比他指间流泻而出的动人音符更具吸引力。10月12日,邓泰山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再现肖邦”钢琴独奏音乐会,并接受了本报专访。
  文/蔡宸亦
  谁都知道,成为一个优秀的钢琴家,除了苦练,没有其他捷径。但是苦到邓泰山的程度,恐怕当今世界上成名的钢琴家里,要算是绝无仅有了。
  诞生在越南这个100多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的国度,邓泰山练 琴的经历、过程和别人真是完全不同。他的好耳力据说是年幼时为了躲炸弹练出来的,因为需要辨听美苏飞机不同的轰鸣声,如果是美国飞机,就得赶紧钻地道,如 果是苏联的,就可以继续练琴;学校里只有一架钢琴,每个学生每天仅轮得上20分钟,大部分的指法练习,他都要在画了键盘的纸板上完成;即便仅有的那架钢 琴,踏板也已经烂成了老鼠窝,每次弹奏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棍子把老鼠从钢琴里赶出来。1980年,年仅22岁的邓泰山在第十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一举夺 魁,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对当时的西方世界来说,这位来自依然硝烟弥漫的破碎小国的青年,如何能够练就一手钢琴绝技,简直就是一个谜。
  然而战争还不是全部的苦难。就在邓泰山出生前1年,他的先锋诗人父亲被打为“反革命”。童年的邓泰山跟着母亲学钢琴,只是因为这门手艺“政治风险”低一些。他从来没想过要成为“钢琴家”,更没想过要出国、获奖、成名。
  1977年,前苏联著名钢琴家伊萨克-卡兹(Issac Katz)访问越南时慧眼识英才,不仅指点了邓泰山,更推荐他赴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从此,邓泰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转变。1980年的获奖不仅改变了全 家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挽回了父亲危在旦夕的生命,事后看还大大促进了越南古典音乐事业的发展。10月12日,上海音乐厅。邓泰山戴着细巧的金丝边眼 镜,留着小山羊胡子,身着小立领中式西装;下身则是一条军绿色的裤子和一双黑色高帮皮靴;这身风味独特的“越式打扮”在通常西装革履的古典音乐演奏家中 间,显得颇为另类。
  聊起童年的艰辛,操一口“越南英语”的邓泰山一脸轻松,不时开着玩笑,倒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跟自己关系不大。他一再表示,经历过连年战事的越 南人,早已把战争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忆山区7年的逃难生活时,他甚至有些“陶醉”:“在满月的月光下练琴,这种体验对演奏印象派作品帮助可不小,农 家乐般的田园生活,更不是如今城市里每天练琴的琴童们享受得到的。
  B=《外滩画报》
  D=邓泰山
  战争是家常便饭
  B:你小时候学琴非常艰苦,得在防空洞里练琴?
  D:越南很少风平浪静,加上与法国、日本、美国的连年战事,其实咱们对防空洞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笑),所以在我看来弹钢琴也并非多了不起。 为了躲避战祸,我在山区生活了7年。当时,通往山区的桥都已被炸毁,钢琴是用水牛驮着过的河,那是我们学校唯一一架钢琴,当然要放置在安全的地下防空洞 里。等卸下来时才发现,键盘、弦都已经散得七零八落了,外表更是体无完肤。后来这架钢琴还成了老鼠安家的理想之所。是的,可能别人会觉得那时候学钢琴是件 疯狂的事。
  B: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对钢琴的执著?
  D:事实上,当时的越南并不像现在那么自由,对于未来的职业,人们并没有太多选择空间。中国也有过类似的社会阶段,政府为你安排一切。既然进了 音乐学院,你就一门心思弹琴,这是终身制的选择,反正将来就平平稳稳当个音乐家,至于弹得好不好,关系并不大。所以我并不是凭着雄心壮志在练琴,而是凭兴 趣,半推半就地混着,也想不到很远。算起来,我真正专业地开始学琴是到莫斯科以后,17岁,真是非常晚的。
  B:据说你在防空洞里练就了一副好耳力,能分辨轰炸机的声音?
  D:哈哈,这又不是什么特长,我们那儿人人都可以,算是被战争训练出来了。美国的轰炸机速度快,开起来比较吵,听到就躲地洞,而苏联的是巡逻机,越南也买过几架,速度比较缓,听上去基本就是一个频率的。
  B:儿时对战争的记忆使帕瓦罗蒂尤为珍爱生命,你对战争的印象如何?
  D:战争对我来说真的挺日常化的,不可怕。不过回顾往昔,战争确实影响了我的艺术生涯。一般的琴童先学技术,再学如何表达内心,而我的步骤正相 反,先拥有生活阅历,再学习如何捣腾钢琴。艺术应该是生活的写照。当时,我们在山间,没有电,月圆时就在月光下弹琴,所以我熟悉月光的美。我们走到稻田里 就有稻香,接触大自然、动物,养养水牛、养养鸡,这些对大自然的记忆都对音色和节奏的表现有所帮助。今天,许多钢琴家通过后天研习来表现音乐,那些音效并 非来自亲身感受,不属于内心的自然流露。
  B:换个角度看,战争反而成就了艺术世界?
  D:是。还有一点比较有指导意义。我学琴的时候,每个人都等待着、期盼着坐上琴凳,因为每天仅有20-30分钟的时间能练习,所以大家都非常珍 惜,全神贯注。现在的琴童,每天有5-6个小时练琴,反而不在乎了。对练琴来说,质量远比数量重要,所以,当时的经历也培养了我对音乐的专注力。
  “反革命”之子
  B:你当年被卡兹挑中,据说并非因为技术超群,而是对音乐性的把握,怎么在防空洞里培养出这个的?
  D:直觉,我当时弹曲子全是凭直觉,虽然我打小就喜欢在谱上标写小记号,类似于表情术语,但那跟专业的记号毫无关系(大笑)。能被伟大的艺术家 一眼看中,那就一定是天赋问题了。我当时倒也没费很大的劲去诠释,弹的也只是个简单的小曲子。他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可造之材,小曲子也能表现出味道来,对 音乐的表达也并非要建立在强大的技术上。
  B:后来就跟卡兹去莫斯科音乐学院了?
  D:他先在越南呆了6个月,我就跟了他6个月。当时我还是个初中生,他一来就让我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相当于比赛水平,差点没把我吓 坏。卡兹带我的这半年把我的水平拔高了不少,为我后来去莫斯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我日后的职业发展打开了大门,否则我这辈子要出国、要成名,不知 要等到何年何月。
  B:怎么说?
  D:我父亲是个先锋诗人,1956到1957年间举行了几个讲座,之后就被判为“反革命”。1958年我才出生,后来跟着母亲在山里学钢琴,知 道政府铁定不会让我出国,所以从来没抱过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钢琴家。当时的越南跟中国的“文革”时期差不多,政府责备我父亲为何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不用诗 歌为党宣传,还有闲工夫写什么先锋诗。当时所有涉及语言的比较具象的艺术形式,戏剧、文学、诗歌,都被政府控制在正统框架内,所以我想,只有演奏音乐还比 较安全,因为音乐语言比较抽象,不容易被抓住把柄。
  B:但演出的曲目还是有限吧?
  D:对,但肯定比中国“文革”时期好一点。越南是中国的小跟班,总是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但从来不敢越界,尺度不能超过老大哥(大笑)。中国 “文革”时,我们也搞一些文化高压政策,但并不像中国那么严格。现在中国腾飞了,越南不是也照例跟风?(大笑)好像当时肖邦是不能碰的,太小资,只有贝多 芬还可以凑合着弹弹。
  B:说说你1980年肖邦比赛得奖,跟波戈雷利奇(Ivo Pogorelich)结下恩怨、让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退出裁判团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吧。
  D:其实当时的焦点不在我,阿格里奇的退出完全是因为对波戈雷利奇不能进决赛表示不满,当时她也不知道是谁得奖,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别人。等比赛结果出来,她已回到日内瓦,得知消息后,还专门发电报祝贺我。
  B:那作为你的好朋友,波戈雷利奇为何在赛后转而敌视你?
  D:波戈雷利奇那次真是大受打击,完全不能忍受比赛结果。回到莫斯科,我还得和波戈雷利奇同住在一幢宿舍楼里,那次经历对野心勃勃的他来说是个 刻骨铭心的重创,他至今不能释怀。他心高气傲,是有巨星气质的大器之才。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的音乐哲学来源于父亲:始终不能忘记自己血脉,追求人性的 单纯与质朴。即便有人质疑那是装的,我仍“固执己见”。
  B:你母亲是钢琴家,父亲是诗人,你的演奏风格被誉为“琴键上的诗人”,是混合了父母的气质?
  D:我母亲90岁了,在蒙特利尔的家中每天弹琴。尽管我钢琴的技巧是母亲教的,但我的演奏风格和为人品性却全部继承自父亲。父亲已经去世20年,他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
  我已经很知足
  B:得奖后,越南政府对你和家人的态度改变了吗?
  D:岂止是改观,我得奖根本就是家里的救命稻草。就在决赛的当天,我父亲的肿瘤发病,生命垂危,因为他是“反革命”,所以不能得到医治。第二 天,我得奖的消息一经传出,父亲就得到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共同会诊、最好的药物进行治疗。此后,我父亲死里逃生,多活了近10年。另外,政府也因为我得 奖,大力投资推动古典音乐教育,鼓励孩子们学音乐。要知道,越南这么个山河破碎的小国家,搞古典音乐一点基础也没有,我得的这个奖颠覆了这种偏见,成就了 当今越南的古典音乐事业。
  B:你得奖后因为把奖金留在了波兰,而被怀疑意图逃离苏联。那时感觉政治压力大吗?
  D:还好吧,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紧张,但我因为父亲的关系,从小就觉得将来没出路,这些控制都不算什么了。去参加比赛也花了大功夫,我是越南 人,我的国籍使得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围绕着我。1979年,越南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随后引发了“禁运”等事件,也差一点波及我去参赛。
  B:据说你得奖后不得不留在苏联,是因为当时兄妹都在莫斯科学习,你承担了他们的学费?
  D: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若逃走,他们势必会受折磨的。当时全家都靠我养。还好父母在河内,只要一点点钱就够花销很久了。现在我妹妹成了河内音乐 学院院长,弟弟则是一个建筑师,都算是成功人士了。另一方面,在获奖之前,我几乎只会弹肖邦的音乐,还没有做好成为钢琴家的准备。比赛之后,我重回苏联学 习了7年,扩展自己有限的曲目,而不是出国演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B:苏联解体前,你无法在西方世界登台,苏联解体后,你的北越护照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你1995年入籍加拿大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巡演。越南身份真是很拖累你的艺术生涯啊。
  D:这个问题得从多角度来看,要是我野心勃勃,可能确实会觉得受身份所累。但是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艺术造诣,必须接受老天赐予的人生体验, 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名望不是最重要的,做人的真谛是为了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我已经很知足,所以至今还是保留了越南国籍。即便是经历人生的痛苦,乐观地 看,同样是演奏悲剧作品时的内心素材。想要演奏出感人的音乐,这不是老师所能传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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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哈佛的幸福课》
记者: 董月玲 张开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 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 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我曾不快乐了30年。”本-沙哈尔这样说自己。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在本-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的2004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报道:《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标题下的导语说: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 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 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3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沙哈尔开设“幸福课”的初衷。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让本-沙哈尔对幸福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经历。16岁那年,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长达5年的训练中,空虚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虽为此闷闷不乐,但他仍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带来快乐,过去所受的种种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试着再回味一下无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间,那种胜利的感觉,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内心,忽然又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 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极力让自己镇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相反,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地他发现:胜利,并没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一个问题非常着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本-沙哈尔注意观察周围的人,谁看起来幸福,他就向谁请教。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后他决定去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幸福观,逐渐清晰起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本-沙哈尔竟然从汉堡里,总结出了4种人生模式。当年,为了准备重要赛事,除了苦练外,他须严格节制饮食。开赛前一个月,只能吃最瘦的肉类,全麦的碳水化合物, 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发誓,一旦赛事完了,一定要大吃两天“垃圾食品”。比赛一结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下4只 汉堡。当他急不可待地撕开纸包,把汉堡放在嘴边的刹那,却停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上个月,因为健康的饮食,自己体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汉堡的美味,很可 能会后悔,并影响自己的健康。望着眼前的汉堡,他突然发现,它们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可以说,代表着4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种汉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只,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 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第二种汉堡,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 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第三种汉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 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会不会还有一种汉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种 “幸福型”汉堡。一个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不幸的是,据本-沙哈尔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本-沙哈尔经常讲“蒂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上学的 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没人告诉他,学校,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学习,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担心 作文写错字,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渐渐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还是努力学习。成绩好时,父母和老师都夸他,同学们也羡 慕他。到高中时,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牺牲现在,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学,一切 就会变好。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蒂姆激动得落泪。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开心地生活了。但没过几天,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自己不能取胜。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大学4年,蒂姆依旧奔忙着,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学生社团、做义工,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小心翼翼地选修课程,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而是这些科目,可以保证他获得好成绩。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了。他又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觉到, 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时的高薪工作,充满压力。他又说服自己: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才能更快地升职。当然,他也有开心的时刻,在加薪、拿到奖金或升职时。但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没觉得多快乐。蒂姆拥有了豪宅、名牌跑车。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当偶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 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他尽可能延长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极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厌倦。

做“忙碌奔波型”并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也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出路,蒂姆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该引导他们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蒂姆为此深感痛苦。为什么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尔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这样的:假如孩子成绩全优,家长就会给奖励;如果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就会发给奖金。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然而一旦目标达成后,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释为幸福。好像事情越难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强。不可否认,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之后,他会为头不痛而高兴,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就是幸福,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在本-沙哈尔看来,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在课堂上,本-沙哈尔不断地向听讲者发问:我们可以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来反思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职或任何其他的目标。看看要问多少个 “为什么”,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 问问自己,我做的事情,对我有意义吗?它们给我带来了乐趣吗?我的内心,是否鼓励我去做不同的尝试?是不是在提醒 我,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尔的哲学老师在他毕业时,给了他一点忠告:“生命很短暂,在选择道路前,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后再细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后,对于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诸行动。”本-沙哈尔也这样教他的学生,如何寻找能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工作。用以下3个关键问题,先来问问自己:一,什么带给我意义?二,什么带给我快乐? 三,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这其中的交集点,那个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尔遇到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名律师,在纽约一家知名公司上班,并即将成为合伙人。坐在他的高级公寓里,中央公园的美景一览无余。年轻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干60个小时。早上,他挣扎着起床,把自己拖到办公室,与客户和同事的会议、法律报 告与合约事项,占据了他的每一天。当本-沙哈尔问他,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还想做什么时,这名律师说,最想去一家画廊工作。“难道说,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画廊的工作吗?”年轻人说不是的。但如果在画廊工作,收入会少许多,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他虽对律师楼很反感,但觉得没其他选择。

因为被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所捆绑,所以他每天并不开心。在美国,有5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但本-沙哈尔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他们的决定,让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金钱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并非互相排斥。”他说。

他进一步说,通常在越感兴趣的事情里,人就越能发挥自己的天赋,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热情,不但动机坚定,连做事效率也会提高。举例讲,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享受创造的愉悦,而这快乐的成果,还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助其获得未来的幸福。在亲密关系中也一样,两个人共享着爱情的美好,并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许多研究表明,一个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谊、收入、工作表现以及健康。幸福与成功,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带来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带来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尔总结出这样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如果只把工作当成任务和赚钱的手段,就没有任何的个人实现。这样每天去上班,只是必须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 除了薪水,就是节假日了;把工作当事业的人,除了注重财富的积累外,还会关注事业的发展,如权力和声望等。他们会关心下一个升职的机会,期望从副教授到终 身教授、从教师到校长、从职员到主管、从编辑到总编辑;假如,把工作当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标了。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没啥意义;但另一组人,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很投入。他们与护士、病人以及家属交谈,想办法让医院员工、病人舒适。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并在其中找到了意义:我不仅仅是个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让医院正常运转,帮助病人更快地康复。就像第二组人,由于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从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义和快乐,他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金钱关系。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换工作,或改变工作环境,他们所做的,只是赋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义,从中发现乐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个因为家长的压力而学法律的人,是无法在其中找到长久快乐的;相反,如果是基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律师的话,那他在维护公义的同时,也会觉得很幸福。“一个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与快乐的投资家,一个出于正确动机的商人,绝对要比一个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义得多。”本-沙哈尔笃定地说。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事里找到意义。如创业、当义工、抚养子女、行医、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选择目标时,必须确定它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爱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标准,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唤”,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时刻。”本-沙哈尔用一段话,描述这种美妙的体验:我甚至形成了一种迷信,世上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帮我。只要你追随自己的天赋和内心,你就会发现,生命的轨迹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临,你所经历的,正是你应拥有的生活。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行走在命运的轨道上,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带给你新的机会。“在追求有意义而又快乐的目标时,我们不再是消磨光阴,而是在让时间,闪闪发光。”

  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个学生走到本-沙哈尔面前,问他:你就是那个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师吧。学生接着又说:你要 小心,我的室友选了你的课,如果哪天我发现你并不快乐,我就要告诉他,别再上你的课。本-沙哈尔看着这个学生,笑着道: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也 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总有人问我,你能帮我消除痛苦吗?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痛苦。痛苦,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会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人生的成长和飞跃,经常发生在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

漫漫人生,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悲伤的时刻,比如经历失败或失去,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实上,期盼无时无刻的快乐,只会带来失望和不满,并最终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一个幸福的人,也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整体上,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经常被积极的情绪推动着,如欢乐和爱;很少被愤怒或内疚,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快乐是常态,而痛苦都是小插曲。

刚开始讲“幸福课”时,本-沙哈尔很想扮演一个无所不知、幽默的人,一个完美的导师,为此,他特地跑到喜剧演员培训班学习。但他不是那种能开激烈的玩笑,做夸张表演的人。无论怎么学,他也达不到想要的戏剧效果。想让自己当一个完美的老师,他发现这样即害了自己,也害了学生。“每次都很紧张,怕被发现面具下真实的样子,结 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不仅害了我自己,也伤害了学生,等于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完人’典型,告诉学生走一条永远走不通、错误的路。打开自己,袒露真实的人 性,会唤起学生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做一个自然的人,反而会更受尊重。”

  本-沙哈尔希望他的学生,学会接受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要摆脱“完美主义”,要“学会失败”。为了更好地记住“幸福课”的要点,本-沙哈尔还为学生简化出10条小贴士:
  1.遵从你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且能让你快乐的课,不要只是为了轻松地拿一个A而选课,或选你朋友上的课,或是别人认为你应该上的课。
  2.多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信号,最有可能为你带来幸福。
  3.学会失败。成功没有捷径,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也会经常失败。不要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4.接受自己全然为人。失望、烦乱、悲伤是人性的一部分。接纳这些,并把它们当成自然之事,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然后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5.简化生活。更多并不总代表更好,好事多了,也不一定有利。你选了太多的课吗?参加了太多的活动吗?应求精而不在多。
  6.有规律地锻炼。体育运动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周只要3次,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7.睡眠。虽然有时“熬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但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样,在醒着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更开心。
  8.慷慨。现在,你的钱包里可能没有太多钱,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给予”和“接受”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当我们帮助别人时,我们也在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自己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
  9.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依然向前。
  10.表达感激。生活中,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你回味无穷的礼物。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请你把它们记下来。
  
“上这门课,真是一种享受。它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学生学习。”一位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发给我们的邮件中写道。她还说:事实上,这门课并不会帮我拿攻读学位的学分。但比起其它课程,我更喜欢做这门课的作业。在哈佛的校报上,也留下学生们的反馈意见:

“他教心理学,同其他心理学老师有很大的不同。他试图让你把这些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我从记‘感恩 簿’中收获最大,在那里,我每天写下我充满感激的事情。”“上这门课之前,听到‘冥想’这个词,我会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惊奇地发现,它真的让我在接下 来的几个小时里,放松了。”“我认识的每个上过这门课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在哈佛上过的最好的课。一位和我要好的女生说,它改变了她的生命,给了她一种看问 题的不同视角,对幸福的理解,也改变了。”

甚至助教们也说,自打跟本-沙哈尔教授“幸福课”以来,一年中,身体出奇得好,心情也爽多了。“我改善了我的饮 食、睡眠、人际关系,还有人生的方向感。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另一位助教称,这门课的出勤率,平均在95%以上。“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学生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

  2006年2月,哈佛出了件大事,校长萨默斯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人先天不如男”,付出了“下课”的代价。即将去职的萨默斯闷闷不乐,他的好友找到本-沙哈尔,讨要如何让校长快乐起来的秘笈,本-沙哈尔慷慨支招。首先,他现在可能很烦乱、失落、难过,这些都属正常,因为他也是人。去大胆地经历他现在正经历着的任何事,并且自然地接受下来。第二,建议萨默斯本人,阅读一下哈佛积极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波特的书,书中说:人类有非凡的克服令情绪失落事件的能力。事情并没有像他最初看起来的那么糟,即使是被逐出世界顶级大学的校长之位。第三,他可以仔细反省一下作为哈佛校长的经历,回忆自己任期内的巅峰时刻,并用他所学到的东西,去寻找新的机会和用武之地。假如上述办法仍不奏效的话,本-沙哈尔支了最后一招: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留下一个座位,校长先生可以旁听这门课并做相应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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