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赶着共和国五十岁生日回国探亲，回来畅谈见闻，哇啦哇啦吵得耳聋。说到北京的公共汽车便道：“好多啦！司机、售票员服务态度都很好！也是，干不好就得下岗。等着干活的人可有的是。…现在到什么地方都有各种专线，乘车方便了许多。当然啦，到上下班高峰时间还是挤，可纽哈约地铁在上下班时间也是挤得水泄不通呀。你要嫌不舒服可以“打的（乘出租车）”，街上的出租车多了去了。是的，街上的车是太多了点儿，这是个大问题。车票也贵了，可这些年人们的工资水平还涨了一大块呢，没听说哪儿抱怨车票涨价……。”
真是这样？我那挤公共汽车的故事不但老掉牙，而且再不会被现在的人们所理解，早晚成为“甲骨文”。嘿，永远告别那个年代还真让我有点怅然若失。
刚记事时是五十年代末，那时马路都窄窄的，一些主要道路上有有轨电车通过，铁轨在路中间。象火车车厢一样的有轨电车，拖着“大辫子（类似无轨电车）”“铛铛”地响着铃声缓缓地过来停在路中间，等车的人们走上去，等下车的人们下完再上车，先下后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们都在马路上大摇大摆还不影响交通？骑车的人得多烦呀？不会，那时街上没那么多汽车和自行车，人也少得多。我记得从幼儿园回家乘坐有轨电车，站在车尾看街景很是惬意，并没有人挤人的印象。有轨电车是真正的庞然大物，通过街道的时候“哐堂堂、哐堂堂”，地皮都颤。我则想象正在指挥战舰，嘴巴发出各种“战斗”的声音，口干舌燥。
六十年代开始，有轨电车在北京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给我印最深的是一些公共汽车上的大煤气包。巨大的气包占据了整个车顶，有时鼓鼓的，有时半瘪的，随着车子的行驶上下起伏地晃动。或许这种煤气包很不安全，如果漏气、失火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时中国的石油产量少得可怜，经济上由于天灾人祸极端困难，国际上十分孤立，并遭到全方位的封锁。公共汽车用煤气代替汽油便是一个例证。这车顶上的煤气包在大庆油田的开采之后才逐渐消失。
然而那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却可以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严酷的经济制裁只能使被孤立政权的人民同仇敌忾。堡垒都是在内部被攻克的。不过这该由老要把自己的主义强加于人的先生们总结，我们现在要聊的是公共汽车。
六十年代北京人口明显地多起来。我每天早起蹦跳着上学时，总看见汽车站排着长队等待上车的人们，有时队伍能排上好六、七十人。公共汽车少，等车的人们都心焦，特别是数九严寒，但那约定俗成的先下后上的秩序总是井然。
上下班时公共汽车上已经是很挤的了。可人们没忘了给孕妇、老人让座。不会有哪个大小伙子把帽子盖在脸上，坐在孕妇、老人专座上装睡，或觉得自己该让座就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车窗外。这可不是学了雷锋（媒体宣传的一个甘当“螺丝钉”的大好人）之后精神境界才高起来的，公共道德是一种传统。
“文革”开始后就不然了，强调的就是要颠倒一切。我对当时乘公共汽车秩序大乱，不排队一拥而上，先上后下互相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好像都没什么印象，只记得自己如何一心一意地逃票。本人采取的手段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下了车飞也似地狂奔，身后传来售票员的吆喝和车上乘客们的哄笑。别看坐五站路才七分钱，对我来说也是个大数目，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几十人民币。
跟着我“上山下乡”，返城时“文革”大洪水已逐渐退去，留下的是心灵的荒漠。人们并非浑然不知其中，只是被动地适应。公共交通的混乱是热门话题，但似乎永远是日复一日。那冬天挤公共汽车的“战斗”现在仍历历在目。清早等车上班、上学的人们在寒风望眼欲穿，可车子却“千唤不一回”。车站等车的人们越聚越多，半个多钟头过去，已成了黑压压的一大群。焦虑使伸着长长脖子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往路上凑，居然占据了半边马路。来了！终于来了！一来竟来了一串公共汽车。谁都能想象这会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心开始紧张地跳动，人人都象敢死队一样地往没停稳的公共汽车上挤靠。车门一开就不顾一切地往上拱。哎呀！车上还有人要下来呢！他们在大声的抱怨，并奋力往下猛扑、手脚并用。可已登上车门的家伙们就是不肯让一让，上上下下都在较劲，进行最有效的“体育锻练”。为什么车门仅仅开了一半？那是售票员们在车门边上放上了半头砖，认为这样车门关得快。未必！不管怎么说，售票员可以看着上下车的人们不方便。售票员有话，“我倒霉（我不知道这倒霉的解释是什么），也叫你们（乘客）好受不了。”门没有完全打开使“战场”更狭小，“战斗”更激烈。终于上上下下的“战斗”告一段落，车厢挤得要爆炸，可车门关不上。最后几个上车的人象葡萄串一样挂在车外。他们硬拉着车门，横眉立目、勇气非凡。等下一辆吧，门关不上怎么开车？“难道让我再在北风中等半小时？”“葡萄串”很有道理，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等得前头车的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开着车就走。车门还没关上哪！瞧，人家装没看见，摔死不是司机的事儿。车门挂出的“葡萄串”是那时北京的一大景观。
我在干什么呢？正在挤公共汽车。那你惨了。不，我挤公共汽车挤得很“投入”，甚至有些得意。那时我不但年轻力壮，而且挤公共汽车很有一套。我的“战术”很简单，当公共汽车来的时候，我并不急急忙忙地往上拥；车门一打开，我往往靠着车厢站在车门的侧面，看着上上下下的人们在门口僵持，我是从侧面使劲一推，让车门口“正面进攻”的人们都重心一歪，往我推的方向跟斗趔趄。这时我便乘虚而入挤到车门口。我管这儿叫“底线传中”。
是不是还有“临门一脚”？比那精彩，是两个胳膊肘开路，左右开弓。没有“来将通名”，上来就朝我两边的人的肋骨上狠狠地硌！谁架得住这个？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歪，我便乘虚而入。战术得当吧？太损了！缺德！骂得好，可我还是得“底线传中”，因为这是我还能“扬长避短”的手段，别的会得太少。
我也曾“失误”过。一次我正信心十足地准备“底线传中”，身子紧紧贴着进站的公共汽车。忽然听见“嚓”的一声，不好！我崭新的羽绒服被车厢外破损的铁皮刮了个口子！那破损的铁皮翘着，比钉子都利害。退出“战斗”？哪能呀！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了，还是得“底线传中”。奋力地上车后，我钻到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捂着羽绒服破了的地方呈“负伤”状，一声不吭，心里揣测着这一路“战斗”到底损失了多少鸭绒。这时挤得满满的车厢里有了疑问声，“这儿哪来的这么多绒毛呀？”“该不是谁把鸭子也带上来了吧？”“这车里是不是有鸟窝呀？”我则头更低，呼吸都快停止，忍受着这损人不利己的结局。再看每站下车的人们，每人身上都粘了不少的绒毛。车上的人笑着指指点点，下了车的人从衣服上往下摘着小毛毛，一脸尴尬，我在体会什么是“惨不忍睹”。
该改改了吧？没有。咱也不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呀。车还是得挤，不得不挤。我还创造新的战术。“蹭油了您－－哪－－！”我刚吃完油条，举着油汪汪的两只手呐喊着往车上冲。谁敢阻挡，立刻就在他崭新的料子服上按十个大油印！我还可以在挤车时，“不小心”把“拦路虎”的眼镜、帽子，甚至挎兜碰掉，
当然也可以“不是故意的”踩别人的脚，还可以“兵不厌诈”地嚷嚷一句，“什么东西掉了？”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捷足先登。
后来我有了女儿，要带着她挤公共汽车上幼儿园，这下失去了以往的优势。我抱着女儿追赶公共汽车，那抱法可不一般，象抱个炮弹似地往前冲。这样我能冲得快点。女儿觉得十分好玩，“嘎嘎嘎嘎”不停地大笑。可我往往还没有冲到车站，售票员把门一关，车子扬长而去。我要是抱着孩子不跑，胖丫头就奇怪地问：“怎么不跑呀？你快跑呀！”好像这是场极有趣的游戏。
我们父女俩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了车，女儿又问：“怎么没人给我让座呀？”我问谁去？不管怎么说，她还有抱小孩儿的应该有座的概念。车上坐着的人都脑袋朝着窗外，我叹口气，把女儿往售票员座位前台子上抱。那是小孩子能坐而大人们又无法坐的地方。可这次我看见已经有一个小孩子被家长抱着坐了上去。这下我可有些恼火，一下把胖丫头放在靠近椅子的地上，并对她说：“扶着把手！你得锻练一下了！等你长大了，身体要是不壮实，连公共汽车都挤不上去。”“对，等我长大了，壮得象个大老虎，我抱你上幼儿园，看谁敢惹！”女儿说得很是“悲壮”。
把女儿送到幼儿园，我还得挤车去上班。在一个“你死我活”的车站见到位年轻的母亲，抱个孩子抱怨说，车子来了一辆又一辆，可她始终挤不上去。想起了自己带孩子挤车情形，顿生同情，我在车窗口大喊：“把孩子递给我！然后你从门那儿挤上来！”年轻的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她的小宝贝递给我。她刚要转身挤上车，我的肋骨忽然被哪个胳膊肘狠狠硌了一下，这是一个挤上车的家伙“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我的手不由地一松，孩子掉了下去！我和那孩子妈都一声惊叫，她一把又接住了孩子。
年轻的母亲大哭。车子开出老远我耳边还觉得有她的哭声。故事到这儿似乎该结束，却意犹未尽。五、六十年代的民风古朴，可那是一种只有激情，没有思考的岁月。如今荡涤传统的商业化呢？我在想为什么我挤车的故事会变成历史。并非人们有了国内官方报刊上所宣扬的“精神文明”，而是一个人人为我的商业社会已经开始。
美国的公共汽车上会不会给老幼妇孺让座？可惜没那么多人挤车，车上总是有空座。
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化社会，这是一个深刻的主题，涉及我们人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