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个人收入的形成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社会有一个工作分配机制，大家在其中或努力或不努力的工作，共同创造出社会财富。最后的产出取决于群体的努力程度以及科技制度资源等等因素。个人的努力对社会总产出起不到多大作用（万事都有例外，比如说袁隆平）。
其次，个人凭借自己的禀赋来参与产出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传统教育要求我们，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社会，我们就改变自己来迎合它。
由此可见，个人的财富很大情况下不是由个人主观愿望主观努力所决定的。
这要看社会分工中有权力决定工作分配的人好哪一口。
比如说，上位者偏好忠诚度，下属就会在领导下乡蹲点的时候光着膀子替领导吸引蚊子（真事）。上位者偏好老实巴交的，就算你是锦心秀口出口成章也要作出个闷葫芦的憨态。
如果一个社会的工作分配机制总是这样扭曲人的禀赋特征，这个国家也就渐渐地失去自己的比较优势民族魅力，衰落下去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用人的权力下放，国王（或人民）把政治权力委托给民选的议会，议会委托给政府，政府委托给官员。
在民主制度的保护下，企业可以自主雇佣工人，自由人可以自主成为雇佣工人。
这就是伟大的自由雇佣原则（THE EMPLOYMENT-AT-WILL DOCTRINE）。
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大部分是来源于这种有限的雇佣自由。50年代的工人无法想象80年代的工人，80年代的工人无法想象现在的工人。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群体（COHORT）不同的时代中，被命运翻云覆雨手所牵引的玩偶？
有了这些背景，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最近争论比较多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大学生大幅失业的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最少在2003年以前这个现象并不严重。
6070年代的婴儿潮加上1999年后的高等教育扩张是很重要的原因。。
年青人多了就不值钱了，年青的大学生多了也不值钱了。这个是供给学派的经典解释。
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的David Card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Thomas Lemieux用同样的方法解释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情况。
(David Card,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1995年克拉克奖得主,2006年IZA奖得主,之所以还没拿诺奖是因为他也是战后婴儿潮的成员，和他一样有资格的人有十几个。）
美英加在战后也有婴儿潮。比如说在美国，1950-1954年出生的人比1945-1949年出生的多13%，1955-1959年出生的人比1945-1949年出生的多27%。
不过这三个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情况和中国是正好相反。
David和Thomas发现，战后婴儿潮（1950-1959）在这三个国家里的收入是持续上升的。所以没有出现所谓的国家吃人口红利的现象。
而且，战后婴儿潮中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上升更快，尤其是相对于高中生的工资在80年代持续上升。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在战后婴儿潮（1950-1959）出生的年青的毕业生上。而战前出生的老大学生（1945-1949）却没这种现象。
简单说就是美英加战后婴儿潮这群人在社会上吃香，受了大学教育的就更吃香。这事放到中国就是咄咄怪事了。人多了供给大了应该贬值才是，社会要狠狠剥削压榨他们才是。
我们忽略了群和时代。
美英加战后婴儿潮在50年代出生，7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正赶上个人电脑普及，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们中的天才人物在70年代发明了新技术。为了争夺市场，80年代新技术被迅速标准化，在这群人中成为时尚并得到普及。个人电脑极大地提高了这群人的技术等级，并波及到其他的社会群体。战后婴儿潮成为社会的创新团队和领军人物。
(Bill Gates, born in 1955)
更重要的是，美英加在70年代就根本没有搞什么"趁他病要他命"的教育扩张。英国在1992年还只有44所大学，后来是为了教育国际化（也就是和美国争夺中国印度生源）才扩张到100多所大学。美英加的大学教育回报率始终是稳定上升的,才有大学的尊严和学术的独立。
反观中国的婴儿潮，在1999年后成为高等教育垄断利润的来源。
一个好好的孩子，中学受的训练不错，到了大学打上四年游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对新技术的向往），到毕业时由于训练不足，还不如职业技校的学生有一技之长。他们的老师很多自己都跟不上趟，何谈鼓励学生技术创新？技能低下，社会要求却高，大学生收入下降，前景堪忧，谁还愿意好好读书。
美英加的婴儿潮成为上帝的祝福，中国的婴儿潮却成为替罪的羔羊。恶性循环，以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