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