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后的两条路线之争

北京奥运落下了帷幕。中国运动员获得了51枚金牌，远远超越了名列金牌榜第二美国的36枚金牌和名列金牌榜第三俄罗斯的23枚金牌。大多数国人为此而感到自豪，执政当局也将其视为自己的政绩工程，颇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感觉。这种自豪与得意，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存在两种可能性，历史上前车可鉴。1936年柏林奥运与1988年汉城奥运，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路向标。
柏林奥运是首次由一国政府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的奥运会，党国元首希特勒亲自担任总裁。纳粹国家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修建了比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代表队，德国运动员一举获得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居各国之首。柏林奥运的会徽显示了第三帝国的霸气：一只昂首的雄鹰，鹰爪下是五环旗和圣火标志。德国人民感到自己的祖国终于从凡尔赛和约体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柏林奥运，为德国的完全纳粹化，为希特勒挑战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德国纳粹党彻底抛弃了康德的世界主义，把德国价值和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希特勒在阐释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时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国家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国家利益之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对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做了如下的比较：“民族社会主义既不把个人也不把人类作为其考虑问题、发表意见和做出决定的出发点。它有意识地把民族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这个民族对它来说是一种由血缘决定的现象，它认为这是上帝授予的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个人是会消亡的，民族是永存的，自由主义世界崇拜个人，必然导致民族的毁灭。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则要求保护民族，必要时牺牲个人为代价。必须使每个人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同整个民族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纳粹党公布法律，称“唯一的政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团体”是“同国家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希特勒进而指出：“一个人身兼党、国家、行政数职已成为迅速得以实现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原则。”在第三帝国，“学校奉命按照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标准‘培养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都应以为人民服务和献身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并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他应在内心深处和他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永不分离。’”纳粹宣传家指出，“德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让德国人民“对获得一个新的、更大的德国所具有的伟大和光辉梦魂萦绕”。
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价值观指引下，纳粹德国公然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欧洲秩序和世界秩序。柏林奥运那一年，希特勒下令德军开进莱茵非武装区和武装干预西班牙内战，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进而缔结了《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此后，德国吞并奥地利，肢解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闪电战进攻波兰并与苏联瓜分波兰，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导致第三帝国的覆灭。
汉城奥运则是韩国民主化转型的一个催化剂。汉城奥运前一年即1987年，韩国民主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野政治力量发起了1000万人修宪案署名运动。6月，全国22个城市举行了2100多次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结束军人总统全斗焕的独裁统治，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6月中旬，国际奥委会向韩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通过电视，向国民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即“6·29特别宣言”）。其内容是：（１）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２）实施公正选举法；（３）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４）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５）保证新闻自由；（６）实施地方自治；（７）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８）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10月27日的全民投票通过了写入这些原则的《大韩民国宪法》。以1987年底的总统直接选举为开端，韩国民主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1992年以后，韩国民主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前军人独裁政权的阶下囚——金泳三、金大中先后当选总统。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指出：汉城“奥运会是民主化的促进力量”。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书中说，56%的被调查者的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53%的人认为“这次奥运会后韩国国民的人权更有保障”，51%的人说“奥运会提高了言论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同一调查还显示：87%的人认为，这次奥运会使国人感到自豪。朴世直说：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我们的国际视野得到了拓展；奥运之后，韩国变得更加开放了，国民变得更加自信和自豪；奥运会使韩国人对未来更加乐观，坚定了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信念。
自豪的韩国人不同于自豪的德国人。民主政治家金泳三、金大中不同于希特勒、戈培尔（纳粹宣传部长，鼓吹“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宣传的要诀在于不断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征服人心”）。李慎之在《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中指出：全球价值“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和在野党领袖金大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在韩文中用的大概是韩文大量使用的中文‘世界价值’，一翻译成英文就成‘全球价值’（global value）了”。韩国人不是像德国人那样挑战世界，而是热情洋溢地拥抱世界。
金泳三在《全球化的设想》中指出：全球化要推广到“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教育、文化、体育与一切其他领域”。“全球化就是要在一切方面（包括思维与行为方式）都达到全球都接受的最高水准”，“造就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公民”。金大中在《文化决定命运吗?——关于亚洲反民主观的神话》中写道：“亚洲显然拥有与西方一样丰富的民主哲学”，“亚洲还有大量的民主传统”。“不过，虽然亚洲的这类观念比欧洲出现得早，但是确实是欧洲人首先创立了广泛而有效的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的发明，可以说是欧洲最了不起的成就。这种制度在别处发展起来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在亚洲‘行不通’。”“我深信在下个世纪初叶，民主将在整个亚洲扎下根来。到下世纪头25年结束的时候，亚洲将不仅出现经济繁荣，而且民主昌盛的时代。”“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进人权方面，亚洲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最大的障碍不是文化遗产，而是威权主义领导人及其辩护士的抵制。亚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很多东西。它趋向民主的哲学和传统等丰富遗产，可以对全球民主的发展作出意义重大的贡献。文化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民主。”
柏林奥运与汉城奥运标志着两种发展路向：特殊价值观vs普世价值观，挑战国际秩序vs融入国际秩序。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分别代表着对立的两极。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官方也有普世价值的拥护者，在民间也有普世价值的反对者。譬如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就以个人署名文章和答记者问的方式两次强调：“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反之，著名民间“科学斗士”司马南近日却掀起了一场针对普世价值的媒体战。他在《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和《普世价值很像神话》中写道：“‘普世价值’这真理玩意儿，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从来都是具体的’（列宁语）。”“贩卖”“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普世价值的人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在于消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19世纪、20世纪、21世纪，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没有消亡，国家、民族利益有区隔、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冲突的现实条件下，普世价值还停留在神话阶段。”“倒卖普世价值的那帮人……是幼稚派，浪漫派，轻信派”；“另有一些人，灵魂被收买了，这些人恶毒而敌意，为了使自己得到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民主的价值不应成为羞辱中国的借口。”“某些人一再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对我们横加指责，这是让我感到不能容忍的，今天所争者是什么？是尊严。”“国家的尊严，人民的尊严。……这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国家利益是第一位重要的，高于一切。”这些言论，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辞何其相似乃尔。正如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今年5月号上撰文所说，“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中国不仅有在朝的法西斯分子，也有更加狂热的草根法西斯分子，就像当年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之流。
莎士比亚说：希望者，思想之母也；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其实，思想界的路线之争比政界人士的表态与舆论媒体的分贝更加重要，其表现形式也更加隐讳和曲折。近来，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三十年、六十年的争论。如同司马南认为“30年前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一些学界人士强调“中国道路”的连续性，认为“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包括笔者在内的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在认识历史连续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历史曲折性；“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1919—1978这六十年来说，是一种“抛弃”、“转折”和“超越”，对于民国初年的现代化模式来说，则是一种“隔代继承”、“回归”和“复兴”。
有学者说：“中国现在伟大复兴也罢崛起也罢，你要有一条自己的道路。一个13亿人的国家要崛起，按照别人的道路走下去我看是很难走下去，你可能走进死胡同。所以中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明确中国应该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不管是经济上社会制度上还是政治上，都要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中国一定要一步步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一条叫做人民民主的道路”。“中国的成功，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根本的保证。”“中国的崛起也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罢，大概是从1949年开始，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强调1949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把工业化视为“新中国”的产物，以为是毛泽东把一个连“洋钉”和“洋火”都不能生产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一个能够制造“两弹一星”的现代强国。现在五六十岁的中国学者，从小就被灌输“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意识，致使有的人到今天还浸泡在“重复一千遍”的谎言中不能自拔。有一篇《旧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的网文告诉人们：1881年，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1888年，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平远”号军舰完工下水；1918年至1919年间，上海江南造船厂接受美国订货制造了四艘排水量14750吨的远洋货轮，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1919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甲型一号水上飞机，此后又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1924年，上海新样机器厂制造了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1929年，沈阳辽宁迫击炮厂制造了载重1.8吨的中国第一辆汽车；……总之在抗日战争之前，上海和东北就已经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GDP总量19世纪末被美国超过后，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1950年中国经济规模还是日本的2.2倍，到了毛泽东统治后期才被日本超过；在同一个时期，大陆与台湾人均GDP水平的差距由1：1.5扩大到1：4。不论如何为毛泽东涂脂抹粉，其治下的大陆人普遍吃不饱穿不暖，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抹杀不了的事实。如果讲“中国道路”，就应当从几千年前中国的起源讲起；如果讲“新中国”，就应当回溯到这个词的发明者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1949年是“新中国”的挫折和劫难，而不是它的开端和正宗。
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家就讲“理”和“义”，反对“见利忘义”和“以势压理”。秦晖最近在《晚清为什么学西方》中指出：其根源不是“被打败”，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而是从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来学习西方的。从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直到康有为、谭嗣同，这些人介绍西方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坚炮利”、甚至不是放在如今公认为西方人擅长的办公司做买卖上，而是大谈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就大讲，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郭嵩焘说西洋立国有本，这个立国之本就是“朝廷政教”，西方社会法制严明，所以“公理日伸”。他们看到了西洋政治制度与儒家“三代”政治理想的一致性。郑观应在介绍泰西列国议院时说：“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预期者矣。”儒家从来就有天下主义的抱负，而不问普世价值源出何地。曾出使四国的薛福成写道：“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尔，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乎？”“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在1919年前后，中国引进了专门讲“利益”、“势力”、“权力”的“新法家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急功近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压倒了重视仁义道德、普世价值的天下主义、世界主义。经过列宁化、斯大林化、毛泽东化三个阶段，把中国现代化引入了一条歧途。最终，不仅在功利上是失败的，在道德上更是彻底失败。因此，才会有“四五运动”，才会有“改革开放”。
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学界一致认为需要把它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来总结。然而，是强调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人民民主专政”上的一致性，从而塑造一个六十年的“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共识”呢；还是既肯定邓小平改革是解构“总体性社会”的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又指出它在回归民国初年宪政政治、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多元文化方面的步履颟姗；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
我们要从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中获得自尊和自信，获得推动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的本土资源。但是，我们不能用否定普世价值而片面强调中国价值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点。笔者与何家栋先生曾多次撰文指出：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承认共同价值，不等于要否定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争取各自正当利益的博弈和斗争。普世价值观只是给世人提供了一套衡量公正与正义的标准，而不是向人们推销任何一种具体的利益分配方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承认每一个个人与群体均具有合法地争取自身利益的平等权利。因此，即使我们接受更多地源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也不意味就要在利益关系中向西方国家让步或倾斜。
有学者说：要肯定中华生存方式和中国道路，就必须解构“普世”价值，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笔者认为：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选举“多数决”。通常所说的民主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民主主义纵可以贯通古今（上接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等），横可以联合中西、南北，是当代可以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拥抱专制，向权势屈膝，无论为之披上何种新颖、华丽的理论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