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假洋鬼子”

20世纪以来，“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应该说杨先生的这些看法基本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是他在论述这四个“陷阱”的时候，却存在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其中对鲁迅的“民族意识”和“西化”问题的认识就是极不准确的。某学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第一个陷阱。……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

这段话体现某学者对鲁迅思想理解的两个较为明确的观点。一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的鲁迅有“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当然就会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二是，尽管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是他也厌恶“西化”，理由是他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其实，对鲁迅“民族意识”和“西化”思想持此见解的人，并不止杨春时一个，许多人在这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此，对这一问题就更应该加以重视。在我们看来，鲁迅不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特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一个鲜明彻底的“西化”倡导者，他不仅没有“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相反一直在主张中国融入世界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而“塑造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不仅不能说明鲁迅“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反而说明鲁迅“西化观”的彻底性。
既然鲁迅是彻底坚决地走上了“西化”之路，是“倾洋”的，为什么他又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浑身洋味的“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的真实面目。
所看到的，“假洋鬼子”的确是“一个反面形象”，并不像最近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当我们“大张旗鼓的对假洋鬼子进行批判时，我们就违背鲁迅的原意”，“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Q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悲哀。……其实在这篇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

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反面性主要表现在，一，他用哭丧棒打处于底层的阿Q，体现了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二，他伙同封建势力的代表赵秀才，“咸与维新”参加革命，成为“柿油党”；但却不允许一向有革命倾向的阿Q们革命，甚至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这表现了他的反动性、妥协性。三，他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只是“种族革命”，就是“排满”（砸碎尼姑庵的龙牌和县城里“没有什么大异样”，就是很好的说明），用阿Q们的话说，就是“造反”，并且成为新主子（县衙里那些穿着长衫的就是“假洋鬼子”的同党）；同时参加革命的目的跟阿Q类似，也是捞好处（他伙同赵秀才抢走了尼姑庵的“宣德炉”就是罪证）。

所以，说“假洋鬼子是一个反面形象”是不会错的，但是鲁迅塑造这一“读过洋书带着洋气”的形象就表明他“厌恶西化”吗？其实不然。鲁迅之所以对“假洋鬼子”反感和厌恶，是因为“假洋鬼子”的“假”，也就是“西化”的不彻底。

我们知道，“假洋鬼子”，就是指“里通外国的人”，是愚昧的阿Q们对留过洋并剪了辫子的留学生的蔑称，尤令人们“‘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假洋鬼子）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这里，阿Q们是厌恶“假洋鬼子”辫子的“假”，装作国民的“假”，也即失掉了做大清顺民的“人的资格”。而从根本上说，鲁迅之谓“假洋鬼子”的“假”，指的是“洋”得“假”。鲁迅跟阿Q们的看法正好相反，上面提到的“假洋鬼子”的“反面性”就是鲁迅认定他“洋”得“假”的证据。假洋鬼子留过洋，但他没有学到西方的文化的精神，仅学了个皮毛，他只不过是一个穿着“洋皮”的“中国郎”：对民众的压迫和欺凌、与封建势力的勾结与妥协、声称是革命实质是“排满”、革命之后做新主子瓜分利益，这无不说明“假洋鬼子”“洋”的“假”，和骨子里“中”的“真”。在根本上来说，这样的假洋鬼子与阿Q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得势的阿Q。这样的“假洋鬼子”怎能不会令一向主张彻底西化的鲁迅“厌恶”反感呢？

实质上，鲁迅一直非常警惕那些看似“西化实则本土”的文化现象和“洋为中用”的假货色。他经常撩起“洋”面纱，看穿了假洋货的“伪”，揭露了中国不能彻底西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鲁迅不仅对这种“外洋内土”的“新花样”非常警惕，对“洋为中用”的“中国化”文化逻辑更是“深恶而痛绝之”。鲁迅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这就是“中国化”的文化逻辑本质，所以，国外的科学不仅被国粹学家们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只要中国人一日不走出这种“中体西用”观和“自我中心”论，就注定还要生活在昏暗的思想里。

参考资料：鲁迅“厌恶西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