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我父亲离世前半身偏瘫，失语，有苦说不出，还大小便失禁，生了褥疮，又屡次并发肺炎，在床上躺了二年。1987年8月1日那天，我因为第二天的业务考试而公休在家，傍晚替父亲擦身抹药换了干净衣服，那时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谁知半夜病情忽然恶化。看着父亲撒手而去，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脑袋顿时就像被掏空了似的一片空白。过后想想，父亲享年86岁，已算高龄，病瘫在床上受苦，死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
有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我父亲在文革中就受到过这种磨难。
父亲是个皮货商人，解放初期因为国内市场萧条，无奈到香港去谋求发展，在那儿呆了二年。谁知那次的商业谋生之行却为以后埋下了祸患。文革第三年头上，父亲的一个同行受不了无休止的逼供责罚，精神错乱，乱说他自已是国际特务，我父亲和另一位是他的同伙，在香港接受了行动任务。这还了得，怎么身边还潜伏着国际特务哪，立即被单位关押起来。那时动乱时期，办案押人不需要经过司法部门，也不凭实证，乱来一气。
整整一年，父亲在斗室里无休止地写交待，连放风的“享受”都没有。吃，限量供应，半饥不饱，隔三岔五地还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挂牌批斗，低头弯腰，双手反剪作喷气式飞机状，生理上精神上经受着双重的折磨。在那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煎熬下，我父亲几次想从窗口跳出去，一死百了。可想到自己的冤屈未了，想到老婆和孩子们的无依无靠，终于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隔离审查一年后被放回家，因为戴着“私方经理”那顶帽子，对误关误押的错案，连个口头道歉都没有。父亲每天仍得早出晚归，做店里最脏最重的活，拖地、冲厕所、卸门板……直到1978年才退休（年已76岁，是黄浦区服装公司退休年龄最大的一个，其后是没人能破这个纪录的了）。那时退休，都发一个镜框，里面嵌一张退休证书，我父亲的那张退休证书上，只有姓名，却没有“同志”或“先生”的称呼，这事放到现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时，不仅是对人的不尊重，还关乎到一个人的政治定性问题，我父亲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历史上把“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动乱”（1966—1976），其实哪止十年哟，真正到尘埃落
定，天廓清朗，又是好些年之后的事了。
历史真会和人们开玩笑，现今谁被人称一声“老板”，面上有光，但那时老板被划入“剥削阶级”，剥削有罪，光戴上“资本家”这顶帽子就有得罪受了。我父亲靠勤恳做事诚恳做人才慢慢地在店里从学徒到职员到股东的，他一生勤奋努力地工作，和蔼可亲地待人，以忠厚诚实为信，说什么剥削，说什么有罪，高压政策下，口服心不服呐。
我父亲十三岁就到上海谋生，他的能读会写会算，全靠边做工边自学得来的，不仅如此，还练得一手好字。旧时过年必张贴新门联，父亲就常常会一显身手，我也央求父亲写过大字。那年我进中学后和同学们一起布置教室，觉得黑板上方还空落落的，就把
在校拾废纸卖得的钱买了红纸回家，让父亲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八个大字。父亲很乐意地为我做这件事，他先把红纸裁成大大的正方形，又用肥皂在纸上涂了一遍，告诉我说这样处理后写出的字就更黑亮发光，然后他饱蘸浓墨，几个大字一气呵成。次日我把它张贴到墙上后，好多老师和同学都夸那字写得漂亮，我心中自然暗自喜悦，天天面对着父亲写的那字，焉有不好好学习之理？
别人家是父严母慈，而我们家是慈父慈母。那时商业单位上班时间，早八晚六，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小时，父亲在家呆的时间少，和母亲相比，我们和他亲近得也少些，现在追忆起父亲的模样，不论对家人对外人，永远是一付慈眉善目的样子。因为工作关系，父亲的午餐晚餐，都是在里弄食堂解决的，母亲有时特地给他留点菜，父亲知道后总会说：“不用给我留，让孩子们吃，他们都在长发头上（乡音，即长身体时）啊。”父亲有烟瘾，为了节约开支，烟总是抽最便宜的，父亲在休息日喜欢喝点酒，酒也总是挑最低劣的买。父亲的前妻患肺结核，求医服药拖了些时日，仍不治而亡，留下了四个子女，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又添了我们四个，多子多女的大家庭，又经历战争、公私合营、十年动乱，日子从来就过得紧巴巴的，要说那就是资产阶级生活，那我们现在的日子比那时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不知要好过多少了。
时代不同了，可惜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2007.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