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一九七零年代末我做为一个“知青”仍在黑龙江北部一个农场里。这过去是个劳改农场，到那时还一些“刑满就业”的职工－－“农工”。我所在连队的老臧头儿就是其中一位。一九六九年我刚来农场就认识他，那时他已经六十出头，是个“打更”的，夜里专门在猪舍、羊舍、鸡舍（养着许多鸡鸭鹅）、牛圈（养着许多母牛和小牛）、马号和牛号（养套车的马和牛的地方）巡逻。那一带在连队住宅区边上，离草甸子近，夜间会有饥饿的狼出没，叫我一个大小伙子大黑天的去那儿都害怕，他一个腿脚不利索的老人“打更”安全吗？咳，他是什么人？“农工”，再说干了很多年了，也没见他被狼吃了呀。
“老臧头儿，你晚上‘打更’害怕吗？”我们曾好奇地问。但他只是笑笑，“看见了狼，我就这样。”用拐棍敲敲地。他拄着个拐棍慢慢地走，戴个破毡帽，一身落满补丁的老棉袄、棉裤，还扎着裤脚，那形像有点像电影《白毛女》里的老贫农，喜儿的老父亲杨白劳，花白的山羊胡子，肿眼泡下有几块老人斑，样子挺慈祥。可你知道吗？老臧头儿被判刑是因为他在“解放”前三年是国民党军官，虽然后来不干了，回到乡里做买卖，可仍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之列。听说那时老臧头儿是地方上很有名的“土豪劣绅”，可为什么没有逃到台湾去呢？他在一九五零年被判了十年刑，送往黑龙江的北大荒劳改，刑满后在农场就业，就是所谓的“农工”－－人称“二劳改”。
“知青”刚进场时老臧头儿的老伴儿还活着，傍晚到老臧头儿去“打更”，总看见他俩一前一后地往那边去。老太太也去“打更”？哪儿呀，是送送老头子，天天如此。她在连队里干点杂活。嚯，够酸的，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咳，总这样也就没人说了。可老臧头儿是老反革命啊，他也配？
在我离开农场的前一年，老臧头儿老伴儿得肝病死了。连队里给老太太钉了口薄皮棺材，埋在十来里地外的乱坟岗子上。老臧头儿在老伴儿入葬前，把几本很旧的法文书放进棺材。不是什么信物，是法文版的“人民中国”杂志，而且还是小二十年前的。怎么，老太太会法文？人家法国留过学，法文好着哪。当年老臧头儿被判刑送到北大荒劳改时，他妻子是省城政府部门搞翻译工作的。老臧头儿刑满就业当了“农工”，妻子就跟着来了。是嘛！真有点不可思议。再问老臧头儿，不知是耳背，还是不堪回首，表情木讷。那老臧头儿还在老伴儿的棺材里放了些什么？是不是会有他们年轻时的、发黄的照片，或者老太太什么心爱的东西？没有。像他们这样的身份怎么可以保留这些东西？
老臧头儿老伴儿死后，他常去她的坟头去看望，拄个拐棍走得很慢。有一天他昏倒在路边，碰巧连队里赶大车的看见，把他拉了回来。他身体这就不行了，也不能再“打更”，常看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或许他过不了几天就会默默无闻地死去，在这个世界上从此消失。可有一天老臧头儿一下子成了连队里大家议论的中心。他在美国的儿子寄来三百美元！他还有个儿子？确实，同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就断了音讯。如今在美国的儿子居然把信寄到父亲手中。他是怎么找到父亲的地址的？连队里一大帮好奇的家伙们都奔到老臧头儿的小黑屋里看美元。
老臧头儿正在炕上歪着，听清来意，便从炕席下边拿出个信封递了过来，并不说话，也无表情。三张绿白相间的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被抖了出来。这就是美元！一个洋鬼子印在上边。没人认识上面的英文，但四个角都印着１００的阿拉伯数字。不过这信封不是从美国寄来的，是省农垦分局转来的。据说随钱一起转来的还有一封他儿子的信，是中文写的。可人们满怀好奇地问时，老头儿却说看完就烧掉了。真的吗？！三十年呀！儿子音讯皆无。现在看到儿子的亲笔信，一定是充满思念之情的，他怎么会随便烧掉？再问这老农工，他只是闭目养神。人们不解地喊起来。
“你儿子在美国哪儿呀？他是怎么知道你在这里的？”“你烧了那信干什么？你瞎说吧？”“你儿子在美国干什么呀？他可真孝顺！几十年了还想着你！”……
老农工还是一动不动。被问得急了，慢慢来了一句，“事情都过去了。我也活到头了。”是不是觉得这一切对他都没有意义？老“农工”原本想把这三百美元交给连队，连队的干部们好奇地看了半天，又亲自给送了回来。
老臧头儿不再说话，在炕上闭目养神地躺着，表情平静。大家都默默地退了出去。他已不再眷恋人生，因为宝贵的生命已在以往的岁月一点点的逝去，耗尽了。
岁月啊，岁月……严冬的夜空布满阴云，飘着零星的雪花，到处一片漆黑，只有地上似乎永远不化的积雪隐隐衬托出附近房舍的轮廓。老臧头儿提着马灯在“打更”的路上慢慢走着，经过猪舍、羊舍、鸡舍、牛圈、马号和牛号。忽然他感到了狼，伺机嗜血的狼在不远的地方盯着他。他镇静地站下，用拐棍“咚咚”地杵地。狼稍退，但并不远去，像鬼魅一样游荡着。他又前行。回头看看，他住的那栋茅草
房中的一间还亮着熟悉的、昏暗的油灯，像天上唯一的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