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郑州受窘目击记（转贴）

夏武阳

近日，在郑州有幸亲耳听了李锐先生的一次关于“共产党自己整自己”的演讲，很长见识；而同时又当场看到了听众即席对李先生的反诘，更是受益匪浅。

我不能不叹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老生常谈。我听说李锐先生的名讳是近几年的事情。先是听朋友谈论，也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现在是一个“反毛明星”。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此后看了些李先生的大作，对他讲的是是非非不尽了然，然而透过文字，只感到他似乎过于偏颇，过于浮躁，过于情绪化，不免略显浅薄——听这样的人讲事情是格外需要一点耐心的。

这次随几位朋友去听李先生的演讲，实在是慕名而去。李先生在讲了自己出身于显赫的名门之后便进入了正题。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如果不是名声在外，谁会相信坐在台上滔滔不绝的这位老先生居然是共产党!只听李先生讲道：“我研究了一下，共产党自己整自己是从叁0年富田事件开始的。从一九叁0年开始，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从省委书记到将军，杀了有十万多人，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干部绝对没有这样多!”

This is a ridiculous statement.

We all knew a few of people began such kinds of rumors earlier than 30's.
Unfortunately they couldn't convince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From what we can see now, they did convince themselves to believe in the lies they keep talking. 

This is really a good joke.

原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内讧纷起、自相残杀、比黑道帮会还黑的党!这样一个党是怎么战胜它的强大对手的呢?

这个“叁0年开始”“杀了十万多”“从省委书记到将军”的史实，李先生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只听李先生把“镜头”拉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当时延安整风的时候，什么刑罚都用了，说是不搞逼供信，其实就是搞逼供信，五天五夜不叫你睡觉是最轻的!”“当时人被搞到什么程度?谁在大会上坦白自己是特务是很光荣的，可以得到一碗肉面条吃。”共产党员们为了“一碗肉面条”就可以出卖自己，比十叁块银币还便宜。而且这太像白公馆、渣滓洞了。“什么刑罚都用了”，是不是也用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坐电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的真相?在讲到“大跃进”的时候，李先生的嘴巴就更没个遮拦了：“当时(指“大跃进”——引者注)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把儿子杀了吃!”“全国饿死两千万人、叁千万人，还有说四千万人的……就是希特勒德国也不曾发生这样的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听李先生一讲，共产党真是罪恶滔天!它居然比全世界人民所唾弃的希特勒、纳粹党、法西斯……还要坏；它居然饿得父亲杀了儿子吃；而且居然饿死了几千万!要是对共产党没有一点真仇实恨，感情上不去，这样“生动”的话怕是想不出来的。然而，会说的到底不如会听的。李先生是太得意洋洋了，他完全不去注意台下听众情绪的变化。

我身边几位听众早就不耐烦地议论起来了：“共产党这么坏，他怎么不退出呢?是不是舍不得高官厚禄?”“他骂共产党自己整自己，他现在不也是在整自己人吗?”于是当主持人一宣布“谁有问题可以写条子递上来”时，一张张字条便递到了主持人手里。直到散会，主持人陆续宣读了五张字条。

第一张字条是这样写的：“最近看了某人一个讲话，说你写的一本书里在发表毛泽东庐山讲话时，只发表对你有利的部分，因此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你对此有何评论?”李先生在作答时，全无尊者风范，竟开口骂人：这是某人“对我的污蔑!我写文章批驳他，到现在他屁也不放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中来了一个“自己整自己 ”的现场表演。

主持人念了第二张字条：“二十年来一直反‘极左’，可是越反腐败越厉害。群众说：多亏当年搞了‘叁反’、‘五反’运动，否则从那个时候就腐败了。你对此有何看法?”李先生回答说：“我们现在像个跛子，经济腿长，政治腿短，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二十年不落实……。”这简直是答非所问，不知所云。

写第叁张字条的听众，向李先生提了一个更加尖锐、更加直截了当的问题：“李先生，我上初中时，读了你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以后，便对毛泽东产生了崇敬之情。现在你一反初衷，完全否定了毛泽东，这是不是由于你个人的某种遭遇而对毛泽东发泄私愤?”主持人刚一念完最后的几个字，全场就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对这个提问的赞同和支持。这真叫李先生尴尬。只见他几分羞涩、几分气恼地说：“我绝对不是泄私愤。我如果像刘少奇一样做驯服工具，我想我的日子一定比现在好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两句话。”李先生分明有些招架不住，已经语无伦次了。

Is there any part that made Li looks right?

Everyone knows that Liu was the one who couldn't accept Peng's criticize.
At least he didn't put any efforts to persuade Mao to accept Peng's criticize.
If Liu could have accepted Peng's criticize, things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第四张字条是这样写的：“请问李先生对林彪如何评价?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有何评论?”据李先生说，林彪过去战功卓着。现在有人提出要给他翻案。至于周恩来，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说了许多违心的话。

This question is too much for Li.
It is really difficult pretending to admit he had been wrong.

主持人开始念第五张字条：“李先生，你今天完全否定了毛泽东，若干年后，人们对历史有了一个合适距离的时候，会不会重新评价毛泽东?你对此有何看法?”不等主持人念完，听众中已经响起了笑声，此时的李先生好像已经被击落马下，闭口不答了。聪明的主持人急中生智，连忙宣布：“李先生年事已高，讲的时间不短了，大家递的条子很多，都交给李先生带回去参考，今天到此结束!”草草收了场。

That is good one.

I believe he would make another study if he has the chance.
Long live Li, everyone could use a few of jokes in their lives.


主持人手里握的一大把字条都写的什么?不得而知。但仅从他宣读的这五张字条里，人们不是已经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吗?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历史伟人，他是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也不是信由人们捏来捏去的泥团。靠了反对毛泽东，丑化共产党，固然可以博彩于国内外某种势力于一时，但这有悖于做人的德性和良知，更不要说做一名共产党员了。千百年来，历史把无数嘲弄它的人变成小丑，李先生，要当心啊!

对《李锐郑州受窘……》一文的几点补充
作者：何远

　　我和《李》文的作者一样，也是现场的目击者。

　　这个现场，就是位于郑州国际饭店对面的越秀大洒店举办的《越秀学术讲座》，这个讲座当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曾被国内外大量媒体誉为中国唯一的“民间学术讲座”，除了本文涉及到的李锐、李慎之外，像朱学勤、徐友渔、秦晖，厉以宁、樊刚、王蒙、王元化、邵燕祥等自由主义阵营的著名学者，以及龚育之等官方文人都来此做过演讲。有的如李慎之就来过不止一次。也邀来过张承志、黄永玉等文化艺术界名人以及台、港、日本和欧美学者。有人曾向其主持人、《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建议，是不是也邀请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沈当从回答，他不知道，也不懂还有什么“新左派”。其时，正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大论战高潮前后，也是这个讲座鼎盛时期，短短几年就搞了上百场。但是，《李》文和本文提到应属重头戏的李锐、李慎之这两场过后，这个讲座就猛跌下去，至今已七、八年来，总计也没有多少场。

　　这个讲座的听众，都是本地的文化人，也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在李的这两场之前，会场的气氛基本上是主流影响的倾向。本地最大的报纸《大河报》的负责人和讲座都认为，李锐是很不容易请来的人物，也正是他的光临招来了这个讲座不请自到的一些陌生听众——熟悉历史的文革造反派。如果说李锐在反毛、歪曲历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的话，这一天却在其嗅觉上表现得不太灵敏。当他在演讲中以研究“毛学”的权威自居，说毛主席的诗词以《娄山关》最好，并背了几句时，整个会场跟着他背完，而且是极其深情的，这是当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流气氛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李锐却从中没有感受到已经到来的对手。

　　李锐，是打着“毛主席秘书”的旗号，以宣传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所谓“实录”而发家的。但是当年的庐山会议，由纠“左”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转变，关健是彭德怀出于投机本能“里通外国”和苏联在会场内外一起哄，可以说是赫鲁晓夫煽动、策划的一场未遂政变。当李锐这次又老调重弹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的所谓“刚正不阿”时，当场就有人将准备好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刘少奇分别在“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1962年“ 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对彭的问题主要是“里通外国”的定调；邓力群涉此的讲话文章；文革中粟裕、张茜有关赫鲁晓夫派尤金大使去见陈毅煽动政变的揭发、讲话；彭1959年4—6月出访东欧前后的数次讲话和张闻天、康生揭发彭在上庐山前、路上都讲的“要请苏联红军来”的问题等等，通过讲座主持人李辉送到李锐面前，要他澄清，并质问他20年来你们为什么有意歪曲隐瞒事实，欺骗亿万人民乃至世界，对此，李锐完全回避，一言不发，然后又故意转移到他和邓力群的个人恩怨以及和吴冷西的官司上。

　　就像当年在庐山，李锐和那几位秘书、秀才投靠明显有苏联背景的彭德怀的发难，那么今天的李锐仍保持着几十年不变的投机性，在国外迎合反毛共势力的需要，按其需求制造“事实”、“数字”，在国内也趋炎附势，这次演讲时国内已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包括何清琏等自由主义阵营的都在反思“改革开放”，李锐却仍在大唱颂歌，有的话十分离谱，例如他说，深圳的年青人都“三会”：会开车、会讲外语、会玩电脑。听众问他，你说的深圳年青人包括不包括成百万的苦力打工者，他们在你眼里是不是人？他又哑口无言。如《李》文中提到的那个条子（就是“四君子”的葛丽英所写），读到李锐是出于泄私怨的目的，而年青时读他所写的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的那本书的这一代人却始终没有背叛我们终生不悔的选择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据说，讲座结束后李锐在晚饭时一直闷闷不乐。

　　顺便再介绍一点，在李锐走后两周，那位被称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之父”的李慎之按已有安排又一次来到“越秀学术讲座”，也遇到了这些听众，他的演讲还未进行一半，会场上已递上大量条子，在主持人沈昌文和其耳语后他就改变了原来的话路。而且背起了毛主席语录，例如：“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这话是对的，不过，他对待听众也有这个道理，会场还是十分有序的，李老结束他的演讲时好像也用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会场内不少人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相比较李锐那样厚颜无耻的趋炎附势，李慎之对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批评（例如对国庆50周年庆典在《百年潮》发表的文章），倒是表现了几分骨气。当然，他对美国的态度应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