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为了记住--写给天上的富胜（二）

仅仅为了记住---写给天上的富胜（二）

送交者: 桦树 2008年09月15日00:14:27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题外话:因为是中秋,早上爬起来写了几个字,怀念旧人旧事。读到thread的跟贴，说富胜是好人，我立刻心里就难过了起来，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李富胜都是很好的一个人。另外谢谢润涛阎先生，也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特别是在五味斋潜水的朋友们。我今天忙着做饭过节看月亮,只写了一点儿,知道网友过眼烟云着急了,那我就把这点儿先发出来吧。呵呵。) 只是为了记住-----写给天上的富胜 （二） 桦树 2.在北京的日子 和小刚他们又联系上了以后，只要他们来北京比赛，就一定会来找我。不过开始的一段日子，我还是和富胜见面的机会最多，因为他原单位成都部队足球队战绩不佳，被解散了，他就被调到了北京的八一队。富胜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也不多，周末他常会来跟我聊天。他告诉我说，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从小家境非常贫寒，踢足球的条件哪里能跟别的孩子相比。寒冬腊月里，他都光着脚丫子踢球，从来舍不得穿鞋子。他还说，小刚傻东十七八岁就已经在圈内有名气了，而他十九岁前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后来还是成都军区足球队悄悄把他从大连炼油厂偷走的。所以他的基本功不够好，年龄也偏大，只能自觉自愿地比别人练得更苦。 我当时觉得富胜是个很懂事的人，虽说是出身穷家的孩子，礼节可比我这种从小就自由散漫的人多多了。当时的北京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们见面一定要找餐馆吃饭，边吃边聊；那时我是穷学生，附近也没几家饭馆，如果朋友来，就跟着到食堂随便打两个菜，外加几两米饭。我们大学食堂，周末根本没什么可吃的，很多时候就有几个剩馒头。富胜每次来看我，都会带点吃的东西给我，有时甚至从兜里掏出两个苹果，最可笑的是他有次带来几个生鸡蛋，我没火没锅，想不出办法把它们弄熟儿。十几年后当我回国第一次见到他漂亮的太太孙静时，问她当初怎么看上富胜的，孙静呵呵笑着，说沈祥福介绍的，富胜第一次到她家见面时，从他的军用小挎包里掏出来两包白砂糖，她妈觉得太好笑也太实诚了，立马就愿意了把宝贝的女儿嫁给他。 我偶尔也会去八一队，因为小时候我家住在那附近，所以熟悉。在当年物质贫乏的年代，运动员们的伙食都特殊的好。富胜每次都从饭堂打一大盆子的烧肉鸡腿之类的，往我面前一放，说“吃（三声）”，然后就坐在那里看着我吃，一边和我说些闲话。吃完饭后通常他都会陪我从八一队旁边的一条铺着水泥方格子的山间小路走到邻院儿，去看望一些过去的叔叔阿姨。那条小路我小时候经常走，觉得特别长，傍晚天快黑的时候都要快跑，很害怕；可长大后再走，路就变得一点点短，真是很奇怪。富胜认识我的很多朋友同学同事甚至老师领导，他非常随和，易与人相处，我离开中国后，他和我的一些朋友们仍然往来密切。 一个星期天我刚要出门去看望一位伯父，正好碰见富胜来找我，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吧。当时那位伯伯是个很有权势的人，气色好极了，满面放光，走起路来霍霍生风。他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不是点头哈腰送东西的就是言语阿谀的；唯独富胜，态度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我十分欣赏他那种有教养的礼貌分寸，很让人舒服。几年后那位伯伯因被牵扯上无妄之灾，不再当权，当我再次看望他时，他已是面容枯槁，行动缓慢，再没人光顾他的住所，他也早被大家遗忘。我看着伯伯呆滞的目光实在觉得心酸，可是伯伯告诉我，只有李富胜每年春节的早晨，一定会打电话向他拜年，从没有间断过，有时路过还会来看望他。 转眼到了80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谢德刚在一次比赛中腿的韧带被别人踢断，昆部也正好以此为籍口没有让他去国家队，只有李富胜和黄向东到了天坛国家体委报到。小刚在北医三院里住了三个月的院，然后回大连继续养伤。临走前他柱着拐杖来看我，瞬间好像长大了好几岁，眼神失落，再也看不见阳光。我当时第一次体会到了当运动员的悲哀。我安慰他说还有机会，只要尽快把伤养好，机会一定还会有的。 而80到82年确是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强盛的时候，也是李富胜和黄向东的足球生涯里最辉煌的年月。1980年12月21日-1981年1月4日 中国队参加第12届世界杯亚大区小组预赛，经加时赛赢朝鲜队获得亚大区决赛资格，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中国队的世界杯之旅。我还记得我们班当时到南方实习，大巴士开在井冈山危险的弯曲山路上，可几个男生还是焦急地催促司机开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希望尽早到达居住的旅馆看足球比赛。当我们好不容易找了台电视机，打开一看马虎一片，除了黑麻麻的人影和沙沙的杂音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幸好还能隐约听见解说员的声音。我们全班人鸦雀无声地聚在模糊的黑影前看那场中国队和朝鲜队的比赛，当看到容志行巧妙地横传给侧面大步冲上来的黄向东，而黄向东又眼明脚快地从30米外远程劲射，球疾速飞入右上死角，全班所有人都惊呆了。静默片刻就是欢呼，为此我们晚上还包了饺子庆贺。 回到北京后听说学校的学生们就更疯狂了，他们把烧着的笤帚从宿舍的窗户丢到楼下，还和北大的学生们一起狂欢游行。当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青年学生们胸中压抑了太多太久的块垒没有疏解的管道，当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音乐会，就连好莱坞的电影也只进口过一次，上演了一个星期。所以任何的一件现在看来微乎寻常的小事，都会引起滔天的巨浪。比如说星星画展，今天杂志，西单民主墙，美国花样滑冰访问团，杨百翰大学生的演出等等等等，更不要说这关系到国家荣辱的足球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澎湃热情是远非今天奥运会所能比的。 足球队回国后，富胜和傻东有天中午来我们学校，我当时刚吃完中饭往宿舍走，看见一大群学生簇拥在那里，我抬头一看是他们俩，赶紧低头绕道别处，然后让一个同学告诉他们在宿舍等我。过了很久，我才回宿舍，看到他俩坐在我的床边，傻东依然是很不好意思地傻笑着不说话，富胜在撑着局面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一到有足球比赛，很多朋友同学球迷就来找我要票，没办法，我就只好找黄向东和李富胜要，不过我从来不去看。81年10月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一场在工体和科威特的比赛，傻东说希望我去，我说半天踢不进一个球没意思，傻东说那以后我就不给你找票了。我说那好吧，富胜就给了我一个大雪花梨，足有一斤重，就是外皮很粗糙长得像傻瓜似的那种梨。于是我就和我的同学刘渝凌虹一道骑车去了工体，临走还记着把那个梨装在了书包里。那天晚上，整个工人体育场爆满，八万人的场地座无虚席，当时那种现场的热情真是很难用笔墨形容。比赛开始后，我就掏出梨来吃，一紧张就啃得很快，然后越来越快。看见傻东一会儿丢了球，我就更急。我旁边坐了个小青年，他比我还要急好几倍，看见傻东又丢了球，他就干脆站起来喊“黄-向-东”,我就跟着站起来喊“臭-大-粪”！刘渝一把就拽着我坐下了。后来科威特获罚点球，居然被富胜给扑住了，我的天呀！全场观众顿时像翻了锅似地沸腾了，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声音之震动，几万人同时在一个圆圈里叫喊，汇成一个深沉金属声，我感觉血都要喷溅出来了。后来观众又大叫“李富胜，李富胜”，经久不息。一夜间，富胜就成了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