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使毛泽东曾顾虑担心的一个美国人： 杜勒斯
杜勒斯之所以成为我辈家喻户晓的明星盖由二事：
1. 讹传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杜勒斯拒绝同盖世英才周恩来握手；
2. 伟大的先知毛泽东在反击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时郑重点了其名。
杜勒斯是位杰出的政治预言家，他的和平演变第三代第四代论足已引起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的刮目相看及警觉，可以说毛泽东自诩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就与杜勒斯有关。【杜勒斯的预言杰出还在于其50多年前的预言在苏东坡也许还有华夏已成为现实。】
杜勒斯的全名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從1953年到1959年在美國艾森豪威爾手下擔任國務卿，是50年代世界上最風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冷战期间的“和平演变”论创者之二 （之一为其前任国务卿艾奇逊）。杜勒斯于1888年2月25日出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死于1959年5月，終年71歲。
比毛泽东年长15岁半的杜勒斯，年轻时受過良好的教育，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上學，1911年後在紐約市當律師，是當時美國少有的國際法權威之一，曾多次被美國政府任命去處理復雜難辦的國際爭端和國際法律訴訟案件。
杜勒斯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也可以说国务卿世家。他的祖父约翰.华生.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哈里逊的国务卿。他的叔叔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曾经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当廿世纪奇才毛泽东圣诞之年的1893，杜勒斯的爺爺從美國務卿的位置上御任之後跑到中國，替主管外交的李鴻章出主意，在“馬關條約”談判中，擔任李鴻章的顧問。
1938年初，杜勒斯以一個基督徒的私人身份到抗戰中的中國，在漢口見到蔣介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美英蘇法五大國在倫敦召開外長會議，杜勒斯隨美國代表團擔任法律顧問。
1953年，杜勒斯當上美國務卿之後，徹底扭轉了美國國務院親共派當權的局勢。他調離和開除了一批傲慢自大的親中共人士，並在韓戰之後全面主持與蘇聯和中共的冷戰對抗。
在杜勒斯的主持下，美國于1954年至1955年促成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在中東地區的中央條約組織，與蘇聯和中共直接對抗。1954年，杜勒斯極力協助簽訂了“美台共同防御條約”。1954年和1958年，中共炮轟金門、馬祖期間，杜勒斯主張若中共攻擊台灣，美國將實施大規模報復行動。【有道是：艾森豪威爾曾考虑对中国使用战术核武器？？】
1949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中国问题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提出要和平演变而从内部颠覆新中国政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1953年1月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和平演变论战略集大成者。这年的1且15日，他在国会就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作证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杜勒斯的所谓“解放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代名词。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杜勒斯宣称：“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杜勒斯并未把目光局限在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身上，杜勒斯对“颜色”的改变，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其预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1959年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对美国前国务卿的和平演变论发表评论：“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绝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强调说：“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护，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谈了这些之后，毛泽东进而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两天后，毛泽东在南屏山住地召集了来杭州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在杭州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谈话。
毛泽东说：“国庆节前我去了一次密云水库，告诉杨尚昆和彭真说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为的是子孙后代；现在看来，搞环境建设，搞绿化，远远赶不上搞思想建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搞好绿化固然重要，但也只能是从物质上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还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宋）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中的诗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条件。随后不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又发表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就实际上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吴冷西忆及：
《九评》最后一段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主席强调，在这一段里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说，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6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一段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列举了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
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先生的预言一边 ？！？。。。。。。
（杜勒斯在金门）
王安石《金陵怀古》
霸主孤身取二江， 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 逸乐安知与祸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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