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对我和姐姐非常宠爱，很少责骂。 那时的我是个很外向的孩子，经常“出访”邻居，也经常把小朋友带回家来玩。 我们在家里闹翻天, 妈妈也不会发火, 很多时候, 她还和我们一起打牌, 下棋，学汉语拼音。记得那时，我们家有一只柳条编的小筐，有时我们有几块剩锅巴，妈妈会收在筐里，让我们请小朋友吃。有个孩子家里经济条件很好， 在自己家里， 她妈妈给她冰糖蒸梨她还不高兴吃，可到了我家，小朋友在一起， 笑啊闹啊， 我们的锅巴她也枪着吃。
前几年，我从美国回琼山鹅水市看望父母，妈妈还笑着对我说：“小妹呀，你还记得那张综绷床吧？扔掉了。被你们小时候跳坏了，你还记得吧？”我当然记得。我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不用做暑假作业。小学因为我们已经毕业，木已成舟，不管我们了，所以不布置作业。而中学则因为尽管我们被录取了，毕竟还没正式跨进大门，没有进入他们的一亩三分地，落得自在，也不布置作业。妈妈从来不别出心裁地给我们额外加作业。再加上那年我考上了市里一所挺不错的中学。这所中学，一是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 二是离琼山鹅水市委近， 许多市委干部的子女都争着考这所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图书馆和实验室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第三，我姐姐前一年已经进入这所学校。姐妹俩儿同路同校， 我妈妈也觉放心不少。在那个考学校时大讲“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年代，爸爸的“右派”还没摘帽，发榜之前，妈妈总是心神不定，我凭着每年两张“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的奖状和大概还不错的中学入学考试成绩， 考上了这所中学。妈妈自从发榜看榜那天起， 就很高兴，出来进去笑眯眯的。我也就更加无忧无虑，无所顾忌。所以那个暑假， 我玩得个痛快！
我六岁上小学，又赶上了五年制，所以那年暑假刚满十一岁，精力充沛， 闲不住。后院有家邻居， 家里有四五个孩子，我找玩伴找到他们。一天，我们忽然发现，在综绷床上可以表演杂技，他们家的小弟弟小妹妹可以替代杂技演员的花缸。记得我姐姐也参加了我们的“杂技团”。我们和邻居家的大孩子轮流当杂技演员，在我们家的综绷床上练习蹬小孩儿。我们组织得很好，从未出过事故。我们不仅练习蹬小孩儿，还在综绷床上练习翻跟头,一忙就是一个暑假。我想我们当年还是相当谨慎从事的，否则，那综绷床过不了暑假就会露出个大窟窿的。
我还记得当年妈妈并没有看见我们跳。每天，妈妈到医学院上班走后，我们的“杂技团”才开始排练。而在妈妈下班之前，“杂技团”又收工了。 一定是后来我们自己告诉她的， 她也一定是恍然大悟地说了一句，“哦，怪不得我们的综绷床变得更加松弛了呢”。
尽管在物质财富极端贫乏的当年，综绷床可能是我们家唯一的不动产了，妈妈并没有为了保护它而限制我们的童年活动，对此至今我仍心存感激。这也教会了我如何看待物质的价值。物质的价值有时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化为乌有，所以，该看轻时须看轻，该放手时得放手。比如说，现在谁家还有这种综绷床，可能得花钱请人把它搬走,当垃圾扔掉。而当年，我们一群孩子快乐的时光，却可以从对它的小小破坏中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