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岚：换老师带来的伤心和叛逆

 
        人们常说，人生的第一位老师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的经历证明此话不虚。
        我是在六岁半的时候上的学，上的是学前班，当时称预备班。入学时是二月份。我们班人不多，大多数都是七岁上下的孩子。那是我们这所小学头一次办学前班。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史金玉老师。
        与其她的女老师比，史金玉老师的个子比较高大（是否真的很高大很难说，小时候看大人都高大），年纪约在二十五岁以上但可能不到三十岁。她长圆脸儿，脸颊总是红扑扑的，眼睛不大也不小，亮亮的，显得特别精神。她梳着一对齐肩的小辫子，穿着件深红色的灯芯绒的外套。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的印象，也是她留在我脑海中永远的印象。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和蔼，特别有亲和力。她很快就能叫出大家的名字。预备班主要学的是汉语拼音，而我们之前的学生都是学的注音字母。史金玉老师很有教学经验，也很懂得孩子的心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跟着她唱字母歌的情形。因为她的姓“史（shi3）”发音不好的话就容易读成（si3），意思就不好了，所以她还以此为例要求同学们注意。特别是“史老师”连在一起读，对我们这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的混合班，要一下子读标准了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南腔北调，发音不准的笑话多了去了。在史金玉老师的教导下，我的汉语拼音基础打得很牢。我以后在图书馆工作排目录，做索引，汉语拼音都是必需的技能。后来虽然很多年不用了，在美国的中文学校教书，汉语拼音拾起来，就跟昨天才用过似的；用电脑打字，拼音也是我最优先的选择。
        刚上学的孩子一旦适应了老师就对老师有很强烈的情感依恋，我们对史金玉老师就是这样倾心地热爱着，大家与她相处特别好，简直比对妈妈都要依恋。因为那时有不少同学，包括我在内，每周只能看到妈妈一次（妈妈在别处工作，一周才回来一次），而老师却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能看到。
        预备班半年很快就结束了，暑假后，我们升上了一年级。当时我的家乡是个新兴的小城，人口增长很快，有许多人是从各个地方调来参加老区建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流动人口。那时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有不少人从别的省份逃难到这里来，有的开荒种地，有的逐渐找到了工作，也就长期住下来，安了家，才送孩子们上学。所以，一年级招收的学生年龄就有些参差不齐。八、九岁的比较多，最大的还有十一二岁的，像我这样从预备班升上来的刚满七岁也就算比较小的一拨了（那时规定七岁才能上学）。最小的是我的一个邻居男孩，他比我还要少半岁，是他妈开了点后门才上的学。
        一年级有两个班，我在一（1）班。史金玉老师继续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并跟随我们一起升到二年级。我们班一直是个优秀班，课堂纪律特别好。其他科目的老师也都很喜欢上我们班的课。一年级的日子快快乐乐地过去了。人说快乐的日子容易过去，也难以留下特别的记忆。我对一年级真的只有很少的一点记忆。只记得上学期我因开学晚到了几天，没有得到课本，只好上课与同桌共用，下课借邻居同学的书用。我就利用早读时间背课文，同桌不想读了，我就拿过书来一直读下去。到学期过半时，我不知不觉中把薄薄的课本从头到尾背下来了，连没学的课文和练习都背出，从此直到学期结束，我再也不用借同学的书了。不久，在史老师的推荐下，我代表一年级参加了一次全校的演讲比赛，当然我不是正式参赛者，因为正式演讲者都得是朗诵自己的作文，而我只是背诵了课本上的一首诗：“过新年，锣鼓响，一个爆竹飞上天……”。那时我们还没有学到这篇课文，但我却能背诵。估计史老师知道了我能背出全部课文后想鼓励我一下才让我去参加演讲比赛的。我第一次知道了有演讲这种形式，也第一次知道了写作文（当时我们还从来没写过作文），作文写得好就可以到大会上去朗诵，我从此对写作文产生了兴趣。随后，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被选去排练了一个童话歌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上台表演。我扮演一个不讲卫生的小猪，不听妈妈的话，到处乱钻，在泥地里打滚，弄得脏兮兮的。我那时剪了个童花头，化妆的老师把我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像个鸟窝，脸上还画了好些黑道道，还没上台，大家就冲我乐。我没照镜子，不知道自己的形象有多糟，还好奇别人为什么冲我笑。直到演出完了，老师帮我卸妆，才拿镜子给我看。我看到自己的尊容也忍不住地笑了。像我这么一个不讲卫生的小猪娃，爱干净的小伙伴小花猫、小白兔当然都不跟我玩了，我委屈得回到家里搂着妈妈（是一个二年级的同学扮演）哭了。我一下进入了角色，一边唱一边就真地流泪了。这第一次舞台经历好象还很成功，我初次接触了舞台表演艺术，感到特别新奇。
        二年级刚刚开始没多久，史金玉老师突然调走了。可能时间特别紧来不及，也可能学校担心同学们的情绪波动，史金玉老师走前没有告诉大家。她前一个星期六还正常上课，下个星期一突然就换成了一位陌生的老师来上课，这对同学们来说简直无法承受，伤心加失望，于是全体叛逆，课堂秩序大乱。说来也奇怪，没有谁领头说我们要怎么做，无论成绩好、成绩差的，无论以前是乖学生或是调皮鬼，无论男同学女同学，无论年纪大年纪小，行动居然如此地一致。以后连着来了几位老师，同学们都不接受，使尽了各种方法捣乱。
        对女老师，我们一般还只是上课不听讲，全体大聊天。就这样，也把几位女老师气得哭的哭，发脾气的发脾气。数学老师曾经接过一段时间班主任，有天因其他老师告状，她把全班留下作检查，不让回家。不料没谁承认错误，她气得说：“你们班是我遇见的最坏的班！你们简直把我气死了。”我们听了，竟一点也不觉得羞惭，反而很得意地笑了。有个大点的男同学做着怪脸说：“你都气死了，怎么还能说话呢?”更把数学老师气晕了，她恼羞成怒地说：“我气死了，变鬼也要回来找你们算帐！”竟然还有人敢问：“怎么算？”这倒把数学老师问住了，她一楞，回答说：“给你们全班不及格。”我们全班居然欢呼起来。真把老师气傻眼了。
        对男老师，就更不客气了。我们班的男孩子曾经在教室门上放扫帚、垃圾、甚至水盆，老师一推门就砸在老师头上；课堂上还扔东西，泼墨水、敲桌子、吵架、打架……。有的老师试着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引诱我们。这倒奏了效。他讲故事的时候，我们都认真听，可故事讲完，一讲课就又闹起来了。而且，这一讲故事不打紧，还惯出了我们班的一个集体毛病：每个来我们班的老师，不管什么科目，包括体育老师在内，都被要求先讲一个故事，故事讲得好才能继续讲课。要是通不过，那他的课堂秩序就别想好。
        在我们稚嫩的心里，以为就象跟爸爸妈妈耍性子一样，如果我们不听话，耍点赖，淘点气，学校就会把我们喜欢的史金玉老师还给我们。在整个二年级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二（1）班的老师如走马灯般地更换，最多时一学期换了三位班主任。老师们有的很有经验，有的是刚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可以说个个使尽了浑身解数，都没能把我们班的情况扭转过来。
        当然，我们再捣乱，史金玉老师也不可能再回来。二年级就在乱哄哄中过去了。直到三年级时，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好老师，我们这个有名的捣乱班才又重新回归成一个秩序井然的好班级。这是后话。
        但我从没有忘记史金玉老师——我的第一位老师。
        文革时我随父母下放到一个县的边远山区，我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时偶然遇见了来开会的史金玉老师，这才知道当年她是由于与丈夫两地分居，为了家庭团聚才与一位老师对调到现在的这个县的。相隔八年，她端详了一阵，居然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要知道她离开时我才刚满八岁，而再见时我已经十六岁了），还说了对我小时候的印象。同时她还谈到我们班另外几个同学，数着他们的名字，并形容出他们当年的模样及穿着打扮。我想，仅仅以记忆力强来解释是不够的，当时连张照片也没有，如果不是真心地热爱这些学生，真心地热爱教育事业，史金玉老师不会记住这些细节，也不会说得这么动情。她说，她离开后，知道了我们班的强烈反应后，非常难过，很后悔没有与大家告别。听了她的话，我觉得，我们班全体同学因她的离开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突然换老师带来的伤心和失望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也是一堂难忘的情感教育课。那些看似过激的童年叛逆行为显得多么的难能可贵，这是一些孩子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所喜欢的老师的纯真感情。史金玉老师是值得我们牵挂和记住的好老师，因为她在我们刚跨进校门时就教会了我们一个大大的字——爱。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史金玉老师现在何处，肯定是退休了，我衷心希望她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