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纵即逝的人生转折点
每天在网上游弋，既遇故知，又觅新友，最近我遇到了加州的刘先生，我们俩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刘先生今年六十七岁，小儿子调皮得还需要喂饭，我说，实际情况要真是如此，那应该算是我遇到的又一个奇人了。
刘先生一九四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过美国。令人想不到的是，父亲曾经掩护过上海地下党。刘先生小时候还记得上街为地下党买过香烟，不过刘先生那时自己不知道，是父亲后来告诉他的。全国解放以后，父亲带领全家来到后来是重工业城市的沈阳，当时沈阳百废待兴，一张张崭新城市规划的蓝图从父亲手中绘出。刘先生清楚地记得，他上的小学是沈阳育才小学，高岗的夫人是该校第一任校长。
一九五八年，十七岁的刘先生考上了大学，从这段年龄段看，刘先生的少年比我顺，因为我上大学已经二十五岁了。大学毕业后，刘先生分配到西安一个研究所当技术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那段岁月产生的众多的聪明才子后来的命运都不会太好，因为那时管理知识分子的干部多为工农干部，在多数工农干部的眼中，知识分子只能是按毛泽东的教导接受改造，不听话，一定会有小鞋等着。
我小时候口吃很厉害，也许正是这点救了我。文革时每次遇到政治学习，都要先写在纸上反复准备，然后才能结结巴巴念出来。相反，许多信口开河想了就讲的人被抓了典型，轻的政治运动后期做个检查，严重的要查祖宗三代从严处理了。文革初，二十多岁的刘先生遭到灭顶之灾，他说毛泽东思想怎么能活学活用呢，被研究所扣上反林彪的帽子，不仅被投入监狱，后来还上了死刑犯名单。幸亏军宣队进驻了研究所，刘先生才免去一死，从这点上看，文革时，军队“三支两军”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林彪事件以后，刘先生得到宽大释放，不过在毛泽东的“毛”字上打“X”问题上还留着一个历史尾巴。
刘先生说他也是七八级，上的是科大研究生，我说要是这样，我们当年是同饮包河水，每到周末是长江路上抬头不见低头见。刘先生说，科大研究生院当年在北京，由中科院统一管理，那年一共招了八百人，户口直接从外地迁入北京。刘先生也属于考上了单位扣着录取通知书不发的那类人，幸亏刘先生知道自己考得好，耍了个小聪明，借口出差找到北京研究生招生办。招生办负责人说，已经开学两个月了，通知也早下发了，立刻回去到北京报到上课，刘先生这才如梦初醒。据说，原单位后来还派出两位政工干部追到北京，坚持要把刘先生带回去继续交代毛字上打“X”问题，不过他们不知道，当时北京的政治风向已经大变了。
我在《激情未必都会燃烧》一文中动情地描写过一位北京大姐，动荡的岁月里一直鼓舞着她的是那首苏联歌曲，刘先生说，那首苏联歌他太熟了，这次他看着看着，不禁老泪纵横，有时候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同那位北京大姐一样，经过岁月的蹉跎，后来都会有好命，一九八零年，刘先生获全额奖学金赴美读博士，恐怕他应该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
有时候人生很奇妙，可以说刘先生一生与军队无缘，也许是那个成也林彪败也林彪使他成了军史研究的爱好者，现在家里存放着在美国能够买到的所有中共军史资料。为了研究林彪座机坠毁之谜，刘先生还专门去了趟英国，买回了全套英国三叉戟飞行资料。林彪问题研究一直是个热门题目，像刘先生这么痴情的人，我还真没有见过。中共军史中最使刘先生感兴趣的是东北战争，朝鲜战争，文革中的军队和林彪事件，说也奇怪，这些军史中的重大事件都与林彪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与众多军史爱好者研究者不同的是，我研究军史看具体资料很少，对某个具体战役从来不关心，而是仔细观察和思考某个人物或者集团的历史转折点，我觉得找到了转折点好像就找到解释这段历史的钥匙。能得到这样的灵感，一是我自幼在军队首脑机关里长大，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军队智慧型人物，耳濡目染，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看问题分析事物的方法，二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人一生走下来，再回过头看看，会发现都有一到两个稍纵即逝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前面说到的北京大姐和刘先生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不顾超龄的现实坚决到美国留学，现在都成了量级专家，如果稍微犹豫不决一下，恐怕现在的命运会大不一样了。而更多的同时代人一致认为改变大家历史命运的是七七年七八年那两届全国高考。现在看到这些幸运儿在各个行业龙腾虎跃倒海翻江，我想最痛心疾首的不会是那些没有考上的人而是那些当年犹豫不决没有参与的人。
作为军队的幸运儿，我有幸参加了，这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关键是有了作弊的念头。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想像不出当年考场的情况，第一天考试，教室里考生坐的满满的，到了第二天一个教室一般只剩下三五个人，监考的老师也在教室外聊起了大天。考地理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复习提纲藏在身上，有些考题答不上来，当时就想打开复习提纲看，后来一转念，觉得到厕所看更保险一点。没想到我正在厕所翻资料的时候，突然闯进监考老师派来的小男孩。这时我已感到大势不妙，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举手报告老师交卷，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试想，那天我犹豫不决或往考卷上再写一个字，后半生就要改写了。
对我个人来说，第二个历史性的关键点是在美国生病。我吃生鱼片不幸感染上螺旋杆菌，这种菌是造成人体溃疡的重要元凶，是否致癌还没有定论。过去无法治疗，多采用手术延缓病情，现在多用三联抗菌素，不少人能好，但还有一些人怎么吃药也不好。我服过多种药物后，发现溃疡还在扩散，深知大难临头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领袖毛泽东的吃辣椒，一反常人不吃刺激食物的建议，开始大量吃姜蒜辣椒喝高度酒，总算控制住了病情。再回过头看看鲁迅朱自清刘湘汤恩伯，还有近期跳楼自杀的余虹，都是五十岁得这种病去世的。
有了这些难得的文化背景底蕴，再翻开中国历史画卷，研究一下中国近代的败将，会发现这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成为败将之前，都有稍纵即逝的历史转折点，要么自己犹豫不决，要么根本没有看到，留下了历史的遗憾。蒋介石和林彪都是近代著名的败将，而且都败在毛泽东的手下，林彪的命运更奇特些，是先胜后败。
美国是个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好地方，最重要的是能接触到各类人物。我开小酒荘，有时可以碰到当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我们没事儿喜欢聊聊当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这些老兵认为国民党失败是从东北战争开始的。现在大家才明白，当时共产党毛泽东的意图是抢占东北，派出精锐部队和几乎全部的中央局领导在东北与国民党部队决一死战。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派出自己的战将林彪和陈诚。这些老兵们说蒋介石派出陈诚是个历史性错误，应该派张学良到东北，一是张学良回到自己的老家名正言顺，二是共产党有恩于张学良无法找到任何借口在东北立刻展开决战，即使后来会打，但赢得了宝贵的调兵时间。
这些老兵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换句话说，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和研究东北战争的新意，带来了海峡对岸对东北战争的看法。蒋介石开始坏事是坏在张学良身上，后来该用到张学良走棋的时候又没能看到这步好棋，错过历史良机，再后来一败二败三败，最终失掉大陆江山，不知蒋介石到死的时候是否能把这件事看明白。
如果说历史还给了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反省思考时间，对于林彪几乎就没有时间反省思考了，林彪自己最后也走得迷迷糊糊。文革时林彪取信于毛顿时又失信于毛，现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那么，毛林关系恶化的起点究竟在哪呢？如果说是林彪的“一号通令”，我想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半。
在没有任何中央军委领导签名同意下发部队的“林彪一号通令”可以说是黄永胜阎仲川的严重工作失职。黄永胜阎仲川一直在军区工作，几乎没有军队首脑机关工作经验。阎仲川是抗日干部，五五授衔时是上校，由黄永胜带到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当时我父亲无意说出，阎仲川是黄永胜带到北京的。。
严格上讲，当时的总参谋部是军委的最高军事办事机构，负责各军兵种间的协调“上情下答”和“下情上答”，与它平级的还有总政和总后。在这种背景下，黄永胜阎仲川擅自下发“林彪一号通令”无疑是乱了建军以来机关办事章程，我想当时在场的老机关干部可能见到此事也不敢说什么。因为一位是广州来的总长，一位是带来的副总长。还有一点，办事机关是“上情下答”和“下情上答”，总部按军委首长意见起草文件，但一定要军委首长签署同意后才能下发，黄阎没有按程序做。
实际上，黄阎的这份文件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动乱，已经到了黄永胜该下狱，阎仲川该枪毙的地步。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马上满脸不高兴，说了句烧掉。可惜的是，机关工作经验丰富的林彪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迁就了黄永胜阎仲川，好像只说了下不为例，今后注意一类话。此时此刻的林彪如果意外地走出撤职黄永胜，法办阎仲川的好棋，我想中国后来的历史有可能改写了。如今，所有文章该谈的都谈到了，可能就是忘了谈黄阎的文化水平和机关工作经验，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理解当时军队一统天下的中国，军队智慧型干部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再写几句达赖喇嘛。现在的达赖喇嘛已显出败将的端倪，身上的光环眼看着被一层层剥去，说不好听的达赖是个臭棋篓子，他有一步最好的棋没有看到，就是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提出上北京见一下邓小平，即使什么也谈不成，但总会留下一个历史友好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