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咱老百姓最坏
作者：张戟
江涛的母亲忙含着眼泪，望着江涛，扫了扫他身上那件破棉袄上的灰尘。这件破棉袄原是他父亲的，本来他父亲死时，想给他穿上，可江泽、江涛一天大似一天，御寒的棉衣上哪找？活人都顾不上，死人就更顾不上了，老头子会同意她的。
东家还算不错，多给了一些钱，还清了债款，还剩下五十块现大洋，母亲全给江涛带上了。有道是在家事事好，出门事事难，生就这副贱命，怎么也能过。送行的亲朋好友积聚在小院里，大家东家给一把红枣、西家给一碗谷米，嘻嘻哈哈说一些吉利话。母亲给两个乡丁手里塞了几块银元，请两位大兄弟多照顾。江涛和那两个扛枪的乡丁走出小院，送行的人群也随着散了。
母亲望着门前的两棵槐树，心里想着两个孩子。这两棵槐树还是母亲走进江家们那一年栽的，如今已经高过了屋顶。江泽随山林支队逃到山里去了。江涛这一走，也不知何年月才能回来。这个小院，几间草房，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却没了生气。秋凉了，母亲的心更凉。自从母亲走进江家的门，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可这么多年积攒的一切，不到一年，又都没了，真是一场梦啊。
母亲带上了院门，转过身，看见门前的那个草垛，想起了那场担惊受怕。那一年一支国民党的部队路过村庄，抢粮抢物、抓壮丁，江泽随村里的人跑到山里“躲兵灾”去了。正在村头放哨的江涛，远远看见一队兵，撒腿就跑。江涛刚关上了家门，几个兵紧接着就追了过来，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江涛情急生智，一头钻进了草垛里。母亲嘴里喊着：“来了，来了。”把草垛里的江涛盖了盖，给当兵的开了门。当兵的进来后，问母亲：“人哪？”母亲说：“没见什么人。”当兵的不信，就在家里到处翻。
出门时，母亲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那些当兵的看见那个草垛，狠狠地在草垛上用大枪刺了两下。这时一只不知趣的鸡，刚刚下完蛋，咯咯地叫了起来。两个兵向鸡窝扑去，两只倒霉的鸡在咯咯的惊吓声中，被几个当兵的提走。母亲顾不上和抢鸡的兵理论，关上门，就把江涛从草垛里扒了出来。灰头土脸地江涛从草垛了出来，满身是草，问：“走了吗？”母亲看了看江涛，“抢走了两只鸡。刚养到能下蛋。”母亲的心落了底，有些心疼她的两只鸡了。“我去给你逮几只。”江涛笑了笑，算躲过了这一劫。江涛的笑容现在又浮现在母亲的眼前。母亲叹了一口气，“这都是命啊。”
江涛随着几个乡丁到了乡公所，和其他的几个看押壮丁的乡丁会齐后，被押解到县警备司令部集结。警备司令部在老县衙，壮丁们被关在离县衙不远的关公庙。一个穿中山服的长者，在押兵的长官陪同下，来看望壮丁们。长者是县中学的校长，曾经留学日本，一身笔挺合体的中山服显得整整齐齐。壮丁和押解的士兵排成一排，听老校长训话，勉励大家为国奋战。老校长笑着说：“训话就算不上了，我是来看望大家的。”接着讲了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和三民主义救中国。末了，给大家每人十块现大洋，还给大家鞠了一个躬。
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头上盘旋，偶尔扔几颗炸弹。共产党的小股武装也来县城捣乱，押兵的长官对壮丁看得很紧，上厕所也要报告。几个壮丁在庙里没事唠嗑，讲山里的山林支队、共产党和国民党，讲老县衙、老校长和警备司令部。
国民党抓壮丁，共产党逼壮丁。有一年夏天，离城不远的一个村里，共产党的干部把村里的青壮年请到一个骨干分子家里，请几位青年坐到炕头上，村干部苦口婆心地动员大家参加共产党的武装。大家没有一个吱声的。只要有法子，谁想去当兵？村干部说：“给大家一个时辰，你们几个谁想通了，就下炕。没想通的，就在炕上多想一想。”村干部下了炕，其他人就在炕上。骨干分子的老婆开始烧炕，一回儿，这几个人就大汗淋漓了，有人熬不住，就下了炕。接着，又有人下了炕。当最后一个下了炕，大家竖起了大拇指，“你小子好样的。”大家嘻嘻哈哈，在一起吃了一顿蘑菇炖小鸡。这事过后，大家还是好街坊，也没有结什么仇。打日本是件光荣的事，大家要面子呢。结果，这个村里，有十几名青年“踊跃参军”，佩戴着大红花。
国民党打鬼子，共产党也打鬼子，国共两党都打日本。这就像老百姓家里的兄弟两人，为分家产打得头破血流，但不能让外人欺负。有一天，江涛在国军的押解下修公路，一个长官问：“小伙子，你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江涛想了想：“都好，咱老百姓最坏，白天咱老百姓跟着国民党修路，晚上跟着共产党扒路。你说是不是咱老百姓最坏？”那位长官听了，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有许多家庭，兄在共产党，弟在国民党。著名导演谢晋对这种事最有认识。这谢老先生先是帮助江青拍样板戏，宣传革命文艺路线。后又拍了个《芙蓉镇》，揭露文革的阴暗、对人性的迫害。嘿，也一个老百姓。
县衙是我们那地方最古老的建筑了，由内衙和外衙两部分，日本侵华以前是警备司令部。日本的飞弹把县中学的八角楼炸塌了，县衙的外衙让给了县中学，外衙的地方大。警备司令部的大部分移到部队所在地。
这位县中学校长，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让老师们从坟墓里挖出的老校长，德高望重，深受各界爱戴。八角楼塌了，老校长首先想到的就是县衙。于是打电话给警备司令，讲学生们的困难。县衙是块宝地，墙壁坚固，敌机轰炸时，墙角、过道就是自然的防御工事。警备司令一听，坚决不干。老校长把学生是国家的财富、国家的未来的道理讲尽了，司令毫不通融。老校长火了，说：“我到上级那里告你。”一纸公文告到了县行政公署。
县公署也一时解决不了，老校长就把公文发到省里。当时正值省里派专员，解决警民纠纷。县中一个女学生被警察调戏不成，开枪打死，学生游行请求公开审理，惩罚凶手。学生们把被打死的女学生的妹妹涂上红色，抬着冲击县衙门。老校长走访了专员，声泪俱下，两人达成协议。老校长有了专员的默许，组织学生，冲进警备司令部。抬进课桌，教师们开始上课。老校长站在院子里，解劝哭笑不得的警察们。省专员一定是跟警备司令通了气，学生就这样住进了县衙。
县中学有了校舍，老校长在一棵树上挂了一口大钟，总结出敌机轰炸的规律。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一有情况，鸣钟示警，确保了学生无一伤亡。老校长收留、资助了许多的学生。学生们能够安心读书，确实是老校长的功劳。后来我们县为国共两党输送了一批好干部，老校长是第一功臣。
那个时候全县的优秀学生背着小米，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县中读书。大多数学生家里穷，一条秋被，就过一冬。数九严寒，滴水成冰，睡不着，几个穷学生就结伙到院子里“烤硬火”--把身上的衣服脱光，站在院子里，冻透，然后钻进被窝。烤硬火一直传了好多年：“烤完硬火可暖和了，一觉睡到天亮。”县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有一位曾荣获省试第一名的成绩，得蒋介石大奖--五十块现大洋。后来，这位优等生在八路的队伍里搞普及教育，编写的习字课本，全解放区发行。解放后，随军南下，荣任上海某高等学府校长，是一个“死脑筋”的老革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听母亲说老校长坟墓被扒，抛尸荒野，这位年迈的老人默默无语，两行清泪。
在县城里住了几天，兵役连押解着新兵出了城。出城不到十里，长官说，要多买一些米，收了所有的个人钱财。大家的钱汇集在一起，买了小米，每人一袋，踏上了回归部队之路。
江涛的五十几块现大洋被借了去，讲好了等革命成功了再还，长官给江涛打了收条。“共产党打欠条，国民党也打欠条，没人知道将来能不能还清。”江涛心里有些抱怨，嘴上却没敢说什么。这笔钱留在家里，真能顶一阵子。想着在家里的母亲，江涛心如刀割。但愿老天有眼，江涛能活着，回家好好孝顺母亲。
江涛的母亲忙含着眼泪，望着江涛，扫了扫他身上那件破棉袄上的灰尘。这件破棉袄原是他父亲的，本来他父亲死时，想给他穿上，可江泽、江涛一天大似一天，御寒的棉衣上哪找？活人都顾不上，死人就更顾不上了，老头子会同意她的。东家还算不错，多给了一些钱，还清了债款，还剩下五十块现大洋，母亲全给江涛带上了。有道是在家事事好，出门事事难，生就这副贱命，怎么也能过。送行的亲朋好友积聚在小院里，大家东家给一把红枣、西家给一碗谷米，嘻嘻哈哈说一些吉利话。母亲给两个乡丁手里塞了几块银元，请两位大兄弟多照顾。江涛和那两个扛枪的乡丁走出小院，送行的人群也随着散了。
母亲望着门前的两棵槐树，心里想着两个孩子。这两棵槐树还是母亲走进江家们那一年栽的，如今已经高过了屋顶。江泽随山林支队逃到山里去了。江涛这一走，也不知何年月才能回来。这个小院，几间草房，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却没了生气。秋凉了，母亲的心更凉。自从母亲走进江家的门，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可这么多年积攒的一切，不到一年，又都没了，真是一场梦啊。
母亲带上了院门，转过身，看见门前的那个草垛，想起了那场担惊受怕。那一年一支国民党的部队路过村庄，抢粮抢物、抓壮丁，江泽随村里的人跑到山里“躲兵灾”去了。正在村头放哨的江涛，远远看见一队兵，撒腿就跑。江涛刚关上了家门，几个兵紧接着就追了过来，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江涛情急生智，一头钻进了草垛里。母亲嘴里喊着：“来了，来了。”把草垛里的江涛盖了盖，给当兵的开了门。当兵的进来后，问母亲：“人哪？”母亲说：“没见什么人。”当兵的不信，就在家里到处翻。
出门时，母亲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那些当兵的看见那个草垛，狠狠地在草垛上用大枪刺了两下。这时一只不知趣的鸡，刚刚下完蛋，咯咯地叫了起来。两个兵向鸡窝扑去，两只倒霉的鸡在咯咯的惊吓声中，被几个当兵的提走。母亲顾不上和抢鸡的兵理论，关上门，就把江涛从草垛里扒了出来。灰头土脸地江涛从草垛了出来，满身是草，问：“走了吗？”母亲看了看江涛，“抢走了两只鸡。刚养到能下蛋。”母亲的心落了底，有些心疼她的两只鸡了。“我去给你逮几只。”江涛笑了笑，算躲过了这一劫。江涛的笑容现在又浮现在母亲的眼前。母亲叹了一口气，“这都是命啊。”
江涛随着几个乡丁到了乡公所，和其他的几个看押壮丁的乡丁会齐后，被押解到县警备司令部集结。警备司令部在老县衙，壮丁们被关在离县衙不远的关公庙。一个穿中山服的长者，在押兵的长官陪同下，来看望壮丁们。长者是县中学的校长，曾经留学日本，一身笔挺合体的中山服显得整整齐齐。壮丁和押解的士兵排成一排，听老校长训话，勉励大家为国奋战。老校长笑着说：“训话就算不上了，我是来看望大家的。”接着讲了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和三民主义救中国。末了，给大家每人十块现大洋，还给大家鞠了一个躬。
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头上盘旋，偶尔扔几颗炸弹。共产党的小股武装也来县城捣乱，押兵的长官对壮丁看得很紧，上厕所也要报告。几个壮丁在庙里没事唠嗑，讲山里的山林支队、共产党和国民党，讲老县衙、老校长和警备司令部。
国民党抓壮丁，共产党逼壮丁。有一年夏天，离城不远的一个村里，共产党的干部把村里的青壮年请到一个骨干分子家里，请几位青年坐到炕头上，村干部苦口婆心地动员大家参加共产党的武装。大家没有一个吱声的。只要有法子，谁想去当兵？村干部说：“给大家一个时辰，你们几个谁想通了，就下炕。没想通的，就在炕上多想一想。”村干部下了炕，其他人就在炕上。骨干分子的老婆开始烧炕，一回儿，这几个人就大汗淋漓了，有人熬不住，就下了炕。接着，又有人下了炕。当最后一个下了炕，大家竖起了大拇指，“你小子好样的。”大家嘻嘻哈哈，在一起吃了一顿蘑菇炖小鸡。这事过后，大家还是好街坊，也没有结什么仇。打日本是件光荣的事，大家要面子呢。结果，这个村里，有十几名青年“踊跃参军”，佩戴着大红花。
国民党打鬼子，共产党也打鬼子，国共两党都打日本。这就像老百姓家里的兄弟两人，为分家产打得头破血流，但不能让外人欺负。有一天，江涛在国军的押解下修公路，一个长官问：“小伙子，你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江涛想了想：“都好，咱老百姓最坏，白天咱老百姓跟着国民党修路，晚上跟着共产党扒路。你说是不是咱老百姓最坏？”那位长官听了，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有许多家庭，兄在共产党，弟在国民党。著名导演谢晋对这种事最有认识。这谢老先生先是帮助江青拍样板戏，宣传革命文艺路线。后又拍了个《芙蓉镇》，揭露文革的阴暗、对人性的迫害。嘿，也一个老百姓。县衙是我们那地方最古老的建筑了，由内衙和外衙两部分，日本侵华以前是警备司令部。日本的飞弹把县中学的八角楼炸塌了，县衙的外衙让给了县中学，外衙的地方大。警备司令部的大部分移到部队所在地。
这位县中学校长，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让老师们从坟墓里挖出的老校长，德高望重，深受各界爱戴。八角楼塌了，老校长首先想到的就是县衙。于是打电话给警备司令，讲学生们的困难。县衙是块宝地，墙壁坚固，敌机轰炸时，墙角、过道就是自然的防御工事。警备司令一听，坚决不干。老校长把学生是国家的财富、国家的未来的道理讲尽了，司令毫不通融。老校长火了，说：“我到上级那里告你。”一纸公文告到了县行政公署。
县公署也一时解决不了，老校长就把公文发到省里。当时正值省里派专员，解决警民纠纷。县中一个女学生被警察调戏不成，开枪打死，学生游行请求公开审理，惩罚凶手。学生们把被打死的女学生的妹妹涂上红色，抬着冲击县衙门。老校长走访了专员，声泪俱下，两人达成协议。老校长有了专员的默许，组织学生，冲进警备司令部。抬进课桌，教师们开始上课。老校长站在院子里，解劝哭笑不得的警察们。省专员一定是跟警备司令通了气，学生就这样住进了县衙。
县中学有了校舍，老校长在一棵树上挂了一口大钟，总结出敌机轰炸的规律。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一有情况，鸣钟示警，确保了学生无一伤亡。老校长收留、资助了许多的学生。学生们能够安心读书，确实是老校长的功劳。后来我们县为国共两党输送了一批好干部，老校长是第一功臣。
那个时候全县的优秀学生背着小米，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县中读书。大多数学生家里穷，一条秋被，就过一冬。数九严寒，滴水成冰，睡不着，几个穷学生就结伙到院子里“烤硬火”--把身上的衣服脱光，站在院子里，冻透，然后钻进被窝。烤硬火一直传了好多年：“烤完硬火可暖和了，一觉睡到天亮。”县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有一位曾荣获省试第一名的成绩，得蒋介石大奖--五十块现大洋。后来，这位优等生在八路的队伍里搞普及教育，编写的习字课本，全解放区发行。解放后，随军南下，荣任上海某高等学府校长，是一个“死脑筋”的老革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听母亲说老校长坟墓被扒，抛尸荒野，这位年迈的老人默默无语，两行清泪。
在县城里住了几天，兵役连押解着新兵出了城。出城不到十里，长官说，要多买一些米，收了所有的个人钱财。大家的钱汇集在一起，买了小米，每人一袋，踏上了回归部队之路。
江涛的五十几块现大洋被借了去，讲好了等革命成功了再还，长官给江涛打了收条。“共产党打欠条，国民党也打欠条，没人知道将来能不能还清。”江涛心里有些抱怨，嘴上却没敢说什么。这笔钱留在家里，真能顶一阵子。想着在家里的母亲，江涛心如刀割。但愿老天有眼，江涛能活着，回家好好孝顺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