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批知识青年离城后不久，大约是六九年三月，北部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并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
这是一个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件，全国上上下下纷纷组织起来示威游行，声讨苏联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我们小学生也由学校组织上街游行，我们高喊着：“打倒苏联修正主义！”“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随后，苏联大兵压境，边境不断吃紧，中央发出了全面备战的号召。
在学校里，我们开始学习防空知识和战地救护，并进行防空演习训练。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躲避空袭的情景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操场上，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假想的防空洞。经常，我们正在上课，尖利而刺耳的防空警笛响起，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就要马上离开座位，迅速走出教室，跑到‘防空洞’中，两手抱头蹲下。一些同学假扮成伤员，把红药水涂在胳膊或腿上，还有一些更重的‘伤员’，干脆躺在地上，从各班里抽出来的‘担架员’和‘卫生员’匆忙地奔走着，包扎伤口，抢救伤员……。
那时候，我们都将家里的废弃不用的红领巾找出来，作为三角包扎带，学习如何止血和简单的伤口处理。同时我们也学习一些战备知识，如普通的掩体，或土包及障碍物可以躲避步枪和流弹的袭击；水泥防空掩体可以抵抗中重型炮弹，如果水泥层达1.2米，便可以防原子弹空袭；另外，白色可以减轻原子辐射，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白布单裹住全身以减轻辐射等等。
战备气氛越来越浓，假想的防空洞已经不符合实战要求。于是，一场全民挖防空洞的战役打响了，我们小学生又一次停课，回到居委会参加挖防空洞！
我们居民小组（也就是我们楼的全体住户）的防空洞是在楼西边挖的，也就是原来每天作早请示的地方。先挖一个约长5米、宽3米的长方体，一直往下挖，直至见到粘土层，然后向横向掏大约一人高的洞，作为通道，再扩展成一个能容的下几十人的大洞，等空袭来的时候，我们全楼人就可以躲进去。
那时候，我们楼的年轻人大都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去了，壮劳力没有多少，我们十来岁、十几岁的孩子就成了主力军。大一点儿孩子的用铁锹挖，小一点儿的用篮子运土。毕竟人小力薄，我们的工程进展不是很快。看到别的楼，青壮年人多，干得热火朝天，有时还挑灯夜战，心里又是羡慕，有时着急。不时的，传来消息：某某楼防空洞已经全部挖好了，各家甚至搬些板凳之类的东西进去；某某楼的防空洞已和另一搂的连通了，空袭时他们可以从一个洞口进去，从另一个洞口出来。
后来，又有了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什么地方防空洞塌方了；谁家的小孩被砸着了；夜战时电线接的不规范，有人被电着了。姥姥怕出事，不想让我去参加，可是那是革命行动，姥姥不敢也不能阻止我，只好叮咛嘱咐我要小心，其实我长的又瘦又小，还特别不会干活，也帮不了什么忙，但每天都积极去干，去尽自己的那一分力，而且那并不是被强制的，是小孩的一种上进心吧。
随着备战的加强，商品供应也愈加紧张了，不仅是买菜难，几乎买什么东西都难。所有的商店货架大都空着。这时候，票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半斤糖票，三两油票，每一季度半块肥皂票，一包火柴票……，过年的时候有二两香油票，半斤地瓜票，半斤花生票，半斤瓜籽票……。还有什么蜡烛票、毛巾票……，票证之多，大概可以上吉尼斯大全了。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也在这时接近了尾声，与前面的轰轰烈烈相比，收场似乎有些潦草了。大学里的学生大部分都离校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没有招新的学生，学校里冷冷清清，而剩下的学生也在担忧自己的去向，有些自身难保的意思。
姥爷的专案组终于解散了，好像给姥爷的定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些比姥爷问题大得多的‘叛徒、内奸、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们，也大多有了定论，最为严重的大概就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被整死的，或者自杀的以外，大部分都从牛棚里放了出来，回到了家里。
姥姥和姥爷私下议论：“这下子运动该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