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少年时跟着父亲去听蒋月仙的评弹《啼笑因缘》，当时只懂听故事，不知道作者是谁。读初中时，偶然在母亲的床底下翻到一本《啼笑因缘》的书，才知道作家叫张恨水。我文革后期进少儿出版社工作，那时上海只有两家报纸《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新民晚报》还没有复刊，许多《新民晚报》的编辑，被分配到我们社里工作，成了我亦师亦友的同事，在和他们的闲聊中知道，《新民晚报》原来是从《新民报》发展过来的，报社有三位写作的高手，被人称作“新民报三张”，因为这三人都是安徽人，也被称作“安徽三张”，他们是张恨水、张友鸾和张慧剑。
这三人中，张恨水我是知道的，除了《啼笑因缘》外，我还看过他的《金粉世界》、《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八十一梦》、《夜深沉》……
而张友鸾呢，改革开放后，我读过他的《秦淮粉墨图》，这是一本描写南京国民政府选举丑闻的小说；至于张慧剑，我只听说一九四六年曾任《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主编，还写过《李时珍》、《越女剑传奇》和《杨贵妃之死》连载小说。
奇怪的是这三位在新闻界颇具名声的前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渐渐地淹没了，在以后的那段日子里，臭老九接受改造的命运是可以想象的。
先说张恨水，此公笔耕终生，写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攒了几个辛苦钱，一九四九年前交给一个朋友，结果朋友失踪（或许其中另有隐衷，因为手头没有佐证材料，作者不敢揣摩），气急之下，得了中风，半身不遂，在周恩来的照顾下，进了中央文史馆，就此销声匿迹。不过短篇文章时还有写，我在翻阅五十年代末期的《旅行家》杂志时，读到过他写北京城的几篇游记。
据他公子张伍的文章说：“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这也算他因祸得福，是个异数了，如果没有中风的帮忙，这位“鸳鸯蝴蝶派”大师的晚景，就另欲书写了。
再说那位张友鸾吧，最近我在翻阅他二零零五年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的《胡子的灾难历程》，读后颇不以为然。他的老友舒芜在序言中说，“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的女儿张钰女士要我写一篇序言……”依我看这样的书还是不出为好，出了只有使张友鸾先生白玉有瑕。
“积水潭前”和“巴山夜雨”是该书中的第一、二辑，选了作者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四二年的作品，虽然这是作者青年时所写，倒也还可读得，至少下笔没有拘束，流水行云，轻松自如，看得出这是在自由的环境里写出来的。可是从第三辑“盛世新篇” 起就不对了，这是作者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上的文章。字里行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战战兢兢之态，跃然纸上，甚至不乏有媚语俗态，读后使人感到既可怜又可惜，可怜的是往昔报坛俊杰，傲骨缺钙如斯，可惜的是，一代才子英名竟遭如此玷污。掩卷叹息，犹如吃了一盆潮州卤水拼盘，除了其中几块尚可嚼得，其余不堪下胃。即使这样的作品，还不能在当时的大陆报刊上发表，只能拿到殖民地的香港，凭借旧关系，换几文烟酒钱解馋。纵然张友鸾先生如此小心翼翼，仍然没有逃脱被“引蛇出洞”的命运，当了右派。想到这里，笔者不由悲从心来，为张老先生和他那时代的读书人擦泪一哭。
张慧剑先生是一九五八年调往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南京逝世，度过了半个文革岁月。至于期间享受了多少“知识分子的待遇”，因为大陆的网上查不到有关文革期间的资料，也就无从得知了。
阅读大陆报纸上许多错字连篇，乱用典故的小文，不由使我想起《新民报》的三张”，和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