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昨晚半夜醒来，上了一次厕所后，一直没有睡者，脑子里又涌现出父亲凄惨的笑容。那笑容似笑，又似哭，似无奈，又似狡狯，似得意，又似可怜……至今我已年过甲子，仍然猜不透这奇怪的笑容。
这笑容啊，在我脑子里定格了四十多年。
那是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最肃杀的一年。刚过阳历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了一个叫《公安六条》的文件（文件内容可以从网上点击到）。文件一共才一千多个字，却有六处“依法惩办”的严词。就此，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成了“依法惩办”“阶级敌人”的法律依据，一时杀气腾腾，全国噤声，人人自危。
过了阴历年不久，父亲被揪出来了，因为是政历问题，没有现行犯罪，所以没有被逮捕，只是勒令每天一早去工厂干苦力，晚上很晚才回家，按当时的流行话，叫“六进六处”，意思是早上六时上班，晚上六时下班，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我常听他私下对母亲抱怨：“鸟叫做到鬼叫”。
一天傍晚，父亲由母亲陪同回家，因为他的工厂在浦东，每天要从陆家嘴码头摆渡上班，那时候政治风声紧，每天有“阶级敌人”投江自杀，母亲怕父亲仿效，因此下班前就去厂门口候着，接她回来。父亲先跨进门槛，母亲随后，习惯地朝门外扫一眼，然后掩上门。
我出来迎接，看见父亲满脸憔悴，右手包着绑带，吊在胸前。我大吃一惊，刚要开口，他将我喊进房间，神秘地拉上窗帘，小声说：“儿子啊，我今天说了一个谎……”说着，脸上露出我梦中的那种凄惨的笑容，“今天车间里实在没事干，管我们的那个头，拿出一包弯洋钉要我们敲直，我不小心，把榔头捶在手指上，骨头敲碎了。”
“医生给你照X光了没有？”我着急问。
“我上医院找医生，医生一开口就问我是什么成分？”
在那个荒谬年代，你进医院，医生第一问你的，不是病情，而是什么成分，如果你是“地、富、反、坏、右、资”，他会坚决拒绝：“我们不为阶级敌人服务。”
“那你怎么说了？”我问。
父亲又朝窗外望一眼，神秘说：“我说了一个谎，说我是工人阶级，他连电话也没有打回去核实，就跟我治疗了。”说罢，又露又出那种奇怪的笑容。
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几个月前，我和朋友驾车去堪培拉看“奥运火炬”，望着那挥动红旗，高呼激越口号的新一代“革命小将们”。我又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父亲凄惨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