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乡余姚以后，找了过去的一些同学，经过试探，他们都和地下党、游击区没有联系。我想母校余姚中学可能有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可找，于是经堂叔王传 （余姚中学数学教员）介绍，于１９４９年３月进余姚中学任教。因为我读的是大学法律系，所以教初中低年级各班的公民课，兼教初中一个班级的代数课，每周共计２０课时左右。
我想在姚中寻找地下党，但那时姚中其实还没有建立地下党组织，只有一个教员与浙东游击队的姚城地下联络站有联系，那人便是教高中和初中高年级公民课，兼教语文课和历史课的陈均铨。１９４９年初，陈与姚 城 地下联络站的胡挹刚（胡一江）开始建立联系。胡挹刚原来也是余姚县中教员，思想进步，被校方借故辞退。胡要陈设法取得全校教职员工名册及重要财产目录等，为推动全校师生“坚持上课，迎接解放”作好准备，
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两党恢复和谈，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南下。学生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头脑中有不少疑团和问题，每逢公民课就纷纷要求老师讲时事、谈形势，于是公民课就变成了“时事课”、“形势课”。陈均铨在《余姚文史资料》第七辑《护学校迎解放》一文中说：“教公民课特别是高中的公民课，我时常向学生讲述时事，讲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进军形势，评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政客贪污腐败、鱼肉人民的罪恶行径，很受学生欢迎。”我在初中低年级各班的公民课中也是这样做的。我讲得较多的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由于我在厦大学生秘密传阅的进步报刊中获知许多具体资料，于是便在课堂上具体、生动地进行讲解，讲国民党部队是怎样被包围和消灭的，损失多少兵员和武器装备，哪些将领战死、被俘、投降或倒戈，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什么变化等等。还有讲得较多的是解放军是否能够渡江南下。当时国民党官方宣传在海陆空联防和美、英等国支持下，“长江天险，固若金汤”。针对这个谎言，我对学生分析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长江已经不是什么“天险”，而且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渡江南下，国民党方面的碉堡、飞机、大炮、军舰无法阻挡。这些针对当前形势的讲解和分析，很受学生欢迎，也收到较大的教育效果。
当时我所住的那间教员宿舍，紧邻初春三班的教室。该班学生常来我的宿舍谈心，我就尽力向他们灌输进步思想。后来，进步学生孙信华、杨钟英、江元培、黄乃辉等人创办了《芳杜周刊》。刊名是该班语文教师查冶予所取。屈原的《离骚 . ．九歌》中有句云：“山中人兮芳杜若。”杜若现名竹叶莲，是一种芳香的草本植物。《芳杜》就是“芳香的杜若”，也即是“芳草”的意思。这个《芳杜周刊》是用腊纸刻写油印的四开小报，每周出版一期，内容是学习心得、杂感、评论、学生活动报道以及文艺作品等等。由于我在厦门大学参加过几个进步的壁报社团，担任过“壁报联合会”的总编辑，还主编过一期铅印小报《厦大学生》，对编辑学生刊物有点经验，于是每期《芳杜周刊》从思想内容、选题组稿、稿件修改到版面设计、刻写油印，遇到困难和问题都来找我指导和帮助。学生刻好腊纸后，还借来油印机在我的宿舍中进行印刷。我的宿舍前面一幢楼的楼上住着一个姓郭的训育主任，有时从后窗窥看学生进行油印。后来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进步教师陈均铨在中共姚城地下联络站的指导下，把油印的革命传单《告余姚人民书》和《正告蒋管区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带到校内，交给陆友松老师秘密张贴和散发。此事我和《芳杜周刊》的成员事先都不知情，但后来校方发现传单派训育主任进行追查时，我们都可能被列入怀疑对象。《芳杜周刊》的成员由于思想进步，解放后纷纷参加革命工作。我曾为几个《芳杜周刊》的成员写过证明材料，证明《芳杜周刊》的创办经过、活动情况及其进步性质。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２３日解放南京。接着挥师南进，势如破竹，５月３日解放杭州，５月１９日跨过钱塘江，追击浙东残敌，于５月２３日解放余姚县城。我在解放前夕积极参加全校师生的护校斗争，解放后向余姚军管会文教处干部汇报了我在厦大参加地下党和撒退离厦回乡隐蔽等情况。文教处干部要我先参加姚中接管工作，党籍问题等厦门解放后再解决。于是我成为姚中接管小组成员，其他成员有胡挹刚、陈均铨等。接管后，陈均铨任姚中代理校长，兼教政治课。我也任姚中政治教员。
余姚解放后不久，我收到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王毅林和市委常委许文辛从上海寄给我的信。信中说：城工部已因领导干部出问题而被解散，城工部厦门地下党组织也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０日起，停止一切组织活动。市委领导成员在４月１５日离开厦门到香港，５月由香港到北平，向党中央申诉福建城工部问题，并汇报厦门城工部情况和停止组织活动的经过。中央组织部答应一定会慎重处理城工部问题，并分配城工部厦门市委的同志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解放福建的工作。我回信汇报我回乡隐蔽的情况，说明目前正参加姚中接管工作，并要求随他们一起南下去福建和厦门。他们随即来信告知，回浙江、江苏的城工部党员已经各有工作岗位，不必同去福建，党籍问题待党中央对城工部问题作出结论后再行解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厦门解放，随军南下的王毅林、许文辛等同志参加了接管工作，但城工部的组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城工部党员除了一部分经个别考察重新入党之外，都失去了原来的党籍。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对城工部问题的审查报告，党中央批准为城工部平反昭雪，这问题才得到较好的解决。
余姚解放后，我陆续接到嘉定秦浩（秦为鏊）、温卅陈淮（陈道圣）的来信，获悉他们回乡后坚持斗争的情况。厦门解放后，我又获知留校坚持的厦大地下党员和进入福建、广东游击区的厦大地下党员的情况。深为他们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光辉业迹所鼓舞，而自愧不如。
１９４９年３月，回到浙南家乡寻找组织关系的陈道圣、金家泰、王士立、陈求学、朱畅遂、郑长为、项哲学、潘日舜、林学友、郏奇丙等，在陈道圣带领下进入浙南游击区，因时间匆促，没有来得及通知远在江苏嘉定县的秦为鏊和浙北余姚县的我。陈道圣等进浙南游击区后，在中共括苍中心县委青训班学习一段时间后，分配到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和括苍中心县委的一些部门工作，配合南下大军，参加了解放温州的战斗。温州城解放后，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新兵团于５月８日突然叛变。金家泰时任接管委员会金融组副组长，于当天深夜随部队转移，途经城西翠微山麓时突然中流弹牺牲。弹头折断自来水钢笔管，进入左胸心脏。他临终时双眼园睁，腋下还夹着大叠刚接管来的各家银行的总帐簿册。天色微明时在邻近村庄，由战友陈道圣、朱畅遂、郏奇丙亲手收殓遗体、整理遗物。金家泰烈士牺牲时，年方２２岁。
秦为鏊回嘉定后，很快通过同学找到了地下党的关系，以中学教员的身份隐蔽下来进行革命活动。解放后，他担任嘉定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委书记。
郑鸿池、力伯昌和一批厦大地下党员进入闽南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大（田）漳（平）地区，在中共安溪中心县委领导下，发动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和支援南下大军胜利解放闽南。郑鸿池曾任中共永春中心县分工委书记，力伯昌曾任大田县工委组委。原城工部党员陈庚申（林子敏）参加解放安溪的斗争。由于敌军反扑，游击队暂时撒离安溪县城，他与部队失去联系，不幸落入敌保安二团手中，受尽酷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押送途中被铁丝穿过两个手掌，鲜血淋漓，仍高唱革命歌曲，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毫无惧色。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７日，陈庚申烈士在安溪县彭圩上镇被反动派乱枪杀害。还有厦大闽西南系统的党员应家骥（张青）在南安县发动群众，创建南安人民游击队。南安解放后，他任码头区副区长，领导群众踊跃支前，清剿残匪。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６日的夜间，残匪纠集一百余人围攻码头区公所。应家骥在突围途中不幸被捕，匪徒们残忍地把他的双脚绑在马鞍上，头朝下倒拖至秋林格，用乱棍活活地打死。应家骥烈士壮烈牺牲时，年仅２２岁。
厦大地下党从１９４８年的年底起，分批撒退地下党员进入游击区，留下的地下党员继续坚持全校学运。１９４９年４月初，厦大地下党领导全校师生开展了抗议南京“四一”惨案的斗争，罢课三天。城工部厦门地下党组织在４月１０日停止活动后，厦大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协助一部分原厦大城工部党员进入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留校的２６名城工部党员经个别考察，重新入党，参加闽西南组织系统。当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进军福建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准备迁移到厦门，占用厦大校舍，电令学校提前放假。校方决定５月１６日举行学期考试，考完即放假。厦大地下党发动全校师生进行“罢考护校”的斗争，使这次学期考试未能举行，全校师生员工成立“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开展各项护校工作。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１日的深夜，厦门警备司令、特务头子毛森亲率大批宪兵、特务包围厦大，开列黑名单，逮捕闽西南地下党员修省、张逢明、陈炎千、陈绍裘、陈公任、杨福生和进步师生员工崔久慧、卢鼐、卢容亮、章懋棣、林文生、安明波等人。９月２日，逮捕了闽西南教师地下党员杨尔衢。９月２０日，又逮捕闽中系统的学生地下党员周景茂、林嘉禾。他们大都经受酷刑拷打，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以革命者的浩然正气面对敌人的残暴。９月１４日，厦大地下党员修省、张逢明、陈炎千被枪杀。１０月１６日，厦门解放的前一天，厦大地下党员陈绍裘、周景茂被绞死。
我获悉厦大战友不幸牺牲的噩耗，不胜哀悼，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金家泰烈士在厦大西斋宿舍与我住在邻室，又是浙江老乡，彼此比较熟悉。不料在温州解放后竟中流弹牺牲，从此不能重逢。应家骥是我的余姚同乡，在厦大学运中比较活跃，曾独自创办和张贴《应家骥评论报》，公开与反动派进行论战，受到校方取缔。每次全校学生召开声讨、抗议反动派暴行的大会，他都会慷慨激昂地带头“开炮”，因此得到“应大炮”的绰号。这尊“大炮”在游击战争中也是充分发挥火力，名震福建南安，不料在解放后剿匪斗争中被残匪偷袭杀害。张逢明是厦大学生食堂管饭牌的工友，学生每次进食堂吃饭都要和他打交道。想不到他也是地下党员，并在厦门解放前夕英勇牺牲。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撒退离厦，肯定会名列特务的黑名单，惨遭毛森毒手。进步同学卢鼐不是地下党员，仅仅因为常在报上发表杂文讽刺反动当局，就名列黑名单而遭逮捕拷问。我在报上发表的杂文以及在学运中担任的职务和活动远远超过卢鼐，岂非更受特务注意。
余姚解放后，我开始考虑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我后来的终身老伴，是我的嫂子的妹妹，她的母亲蒋黛英是蒋梦麟的侄女，与我的父亲王浙声是表兄妹的关系。我的母亲因没有女儿，曾认她为义女。因此，我与她有多重亲戚关系，从小青梅竹马，成为玩伴，后来又是余姚中学的同学，她比我低一年。我进厦大读书后，１９４７年春她高中毕业，回老家上虞县马家堰担任小学教员。我与她开始通信，经常把我发表的杂文剪报寄给她。但感情问题我始终未在信中提出，因我在参加地下党以后，决心献身革命事业，心想我与她如果确定恋爱关系，一旦我被捕牺牲，将给她带来终身痛苦。余姚解放以后，身处和平环境，那年我是２４虚岁，她是２３虚岁，已到男婚女嫁的年龄，于是我在信中表白了对她的感情，她回信表示同意，双方确定了恋爱关系。这年暑假，我与她订婚，办了一桌订婚酒席，交换了订婚戒指，合拍了订婚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