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兄弟
啊兄弟，我为你哭泣，
你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父母最爱你
……
——电视连续剧《阿信》
十几年前，我大学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家里人来信，说我十九岁的弟弟，离家出走了。
寒假回家，母亲到火车站接我。她的面孔在突然花白的头发下，苍老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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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二娃送妹子上火车。妹子要坐一天一夜火车到成都，然后在成都转车，再坐两天三夜的火车，回广州上大学。
二娃十八岁，比大他两岁的妹子高出一大截。
车不挤，二娃帮妹子放好行李，站在过道上和妹子说话。也许他突然想起来，他是一个大人了，一个自己挣钱的技工，于是他从兜里拿出一包烟，散给妹子邻座的两个男人，“我姐一个人上路，麻烦师傅们多关照。”他说，年轻的脸和他的口气一样青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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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满脸病容，从床上欠起身来，他的目光闪闪烁烁，我看到他，心头有一丝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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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娃在哭。他又挨打了。
二娃算术测验考了零蛋，所以他会挨打。
妹子跑出大门。
二娃哭得好厉害。妹子想，但是二娃从来不求饶。二娃的老师是个混蛋，她肯定没有仔细看过二娃的卷子，她看见二娃的名字，就顺手打了一个大叉叉，画上一个红色的大零蛋。
他们大人，心情好的时候拿我们当玩具，心情不好的时候拿我们当出气筒，他们都是混蛋。
那天晚上，他们父亲用烧火用的木头棍子打二娃，打断了一根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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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同学的爸爸。
同学的爸爸是公安局局长，我请他托同事在各地帮忙打听弟弟的下落。
同学的妈妈点头感叹。
我的同学如花似玉，穿戴整齐，正要和男朋友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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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跑到山上去躲起来，”妹子坚决地对二娃宣称。
妹子逃学到树林里看小说，被班主任告状，因此被父母罚跪一晚上，那本小说也被撕成几半。
“那你吃啥子呢？”二娃担心地问。
“我吃野果子，”妹子说：“我要躲到山洞里去写小说，像《红楼梦》一样的小说，你懂不懂？”
妹子满脸光彩，二娃疑惑地点点头。
“小说写完了，我就自杀。”妹子悲壮地说。
二娃想了半天。
“姐，我给你送饭吧？我把早上的馒头放到书包里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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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弟弟为什么出走。
某一天早上，弟弟去上班，已经出了大门，又折回身来，走进厨房，对我母亲说：“妈，我走了。”
当天晚上，弟弟没有回家，我母亲翻看他的抽屉，他的身份证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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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娃初中毕业，分数只够上技校。
读住校的妹子对父母说：“让二娃再上一年初三吧。我可以每天晚上回家，邦二娃补习功课。”
如果二娃考上重点高中，最起码，可以上钢铁公司出钱委托培养职工子弟的大学。
父亲笑了：“各人的路，要各人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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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亲开始练气功，希望有一天练到天眼洞开，可以看到弟弟的命运。我的母亲到处找高人算命。算命先生们各个说法不一。
我在广州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到中山纪念堂外面，找到围墙边站立的算命先生，卜算弟弟的命运。
那个人的普通话很难懂，他说：我和我弟弟命里相克，我克他，只要我在，我弟弟就不会回来。
十几年后，我飘洋过海，走得很远很远。可是我走了，我的弟弟，却仍然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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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爸来探亲。
每次三爸来探亲，临走前，都会给大哥大嫂的孩子们买新鞋子。
妹子，二娃和三爸站在百货商店的柜台前面。妹子的选择很简单，女孩子穿的塑料凉鞋只有一种。二娃渴望的眼光在一双蓝色球鞋上留连。
“你已经有一双白球鞋了。”妹子警告二娃：“你不买凉鞋，夏天穿啥子？”
“我就穿球鞋，”二娃小声而坚决地说：“我不怕热。”
三爸没有给二娃买蓝球鞋，蓝球鞋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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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了。
我梦见一个装满水的大塑料桶里有一只小虫，我把水泼到厕所里。小虫突然对着我大叫：姐姐，救救我。
我从梦中醒来。重阳节，同室的女孩子都在别处狂欢，人民北路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听得见高架桥上轰隆隆的汽车声。
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我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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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路上，妹子听见走在前面的二娃的哭声。
几个中学生扔石头取乐，砸在二娃的头上，他的头皮被擦破一块，流着血。
妹子拔腿就追，可惜作案的人已经跑远。
妹子拉着二娃，直接走进中学校长办公室告状。
中学校长带领妹子和二娃到一间间教室辨认元凶。
“姐，算了，”二娃小声说：“我不流血了。再说，我也没看清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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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热爱悲剧，羡慕那些历经沧桑的人物。我发誓要像他们一样，经历坎坷丰富的人生。
少年的我，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经常会狂奔到无人的山上，对住一片天愤怒地高喊：你这个上帝，你再这样对待我，我就不相信你了。
而如今，我早就没有勇气跟我的上帝定一个交易，用自己的幸福和安宁来换取弟弟的归来。
因为我已经知道，舞台上的悲剧，和生活中的悲剧原来是完全不相干的。真正的悲剧，发生在风云杀戮之后，一切高潮已经偃息旗鼓，留下来的，是面目狰狞的现实，脖子上残余的头，要吃饭，要呼吸。
我害怕，我害怕苟延残喘的悲凉人生，害怕无歌无泣的真正悲剧。我害怕，害怕真的有一个上帝，正偶然间侧耳倾听。我尤其害怕，害怕命运会遗传。深夜里，我从恶梦中醒来，惊魂未定地奔向我的孩子们的卧室，打开所有的灯，以确定他们安然无恙。
我停下笔，对自己说：兄弟姊妹本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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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给二娃和妹子每人三分零花钱，总共六分钱，由妹子保管。
妹子要吃冰糕，二娃不干，他想吃麻糖。三分钱，可以敲一大块麻糖。
妹子说：“不行，妈妈说的，这个钱是拿给我们买冰糕的。”
二娃还是要吃麻糖。
妹子买了两根冰糕，二娃哭了。
妹子说：“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就把你的那根也吃了。”
二娃不吃冰糕，二娃要吃麻糖。妹子买了两根冰糕，她把本来属于二娃的那根冰糕也吃掉了。
二娃不知道怎么办，他只有不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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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亲曾经沿昆明坐火车南下，经过云南，广西，广州，海南，一路张贴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弟弟。历时两个月，无功而返。
是的，我们曾经寻找过他，我们一直在寻找他，我的兄弟。虽然这种寻找，早已经变成了无休无止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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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子在争吵声中打着寒战。终于，她下决心推醒熟睡的二娃。
“二娃，起来。”妹子对睡眼惺忪的二娃说：“他们又打架了。我们要去喊人来劝。”
两个孩子跑出家门，跑到楼下的坝子里。夜很黑，每一家的门都紧闭着，每一家的灯光都已熄灭。
黑夜里，两个只穿着内衣的孩子，满心恐惧，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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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是我弟弟的生日。
七月七日，也是我婆婆的生日。
在我婆婆繁花盛开的花园里，老石用力地拥抱我一下，问：你还好吗？
在中国我父母的家中，桌子上摆着整齐的三套碗筷，我母亲躺在床上黯然垂泪，我的父亲，独自佝偻在小茶几跟前，反复地玩一种开牌游戏。
牌开了，二娃明年会回来；牌不开，二娃下个月不回来……
十几年后，我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终于理解了我父母亲当年柴米油盐的悲哀和无奈，这种理解，使我原谅，这种原谅，却只能让我更加茫然。
因为我虽然理解，虽然原谅，却没有勇气，去拥抱一下我悲哀的父母，和他们一同放声大哭。
当我放弃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也为人生中所有悲剧的起源找到了一个借口，
他，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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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子二十岁的生日，在大学里收到了二娃的汇款，二十元钱。
十八岁的二娃，技校毕业，已经是工厂里的一个学徒钳工，每个月有六十块人民币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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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旧像册，一直埋在书柜底层，很多年来，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他，那个在合欢树下微笑的长发少年，羞涩而骄傲。
我很忙碌，忙碌得忘记了记忆。我以为，如果忘记了记忆，我们就可以非常幸福。
但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收音机里突然放出一首曲调，歌词不明，凄凉的调子就如命运一样突然击中我，使我动弹不得。
原来记忆是一种单独的存在，他是细节，是一个画面，是某种气味，某个眼神，他躲在某一个角落，在你不经意间，伺机而出。
就象一切发生过的，永远会留下痕迹，就象一切发生过的，永远无法改变。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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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二娃和妹子一人背着一个小背篓，往家里走。
他们又去电厂冲煤池捡煤炭了。今天的收获不多，两个人都掉进水里，浑身透湿。
“姐，我肚子饿。”
“那快点走，回家我给你煮饭吃。”
妈妈加班，爸爸被办学习班，妹子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
“你老是把饭煮糊，我不喜欢吃糊饭。”
“我给你在饭里面拌点猪油和酱油，就不难吃了。”
“好，要多放点猪油哦。”
“大衣柜顶顶上的那个罐子里头装的是白糖，上次妈妈放的，我看见了。我们等一下偷点白糖来吃。”
“衣柜那么高，你咋个拿得到？”
“笨蛋，垫个凳子就拿到了嘛。我来拿，你在阳台上看倒大人。”
“好嘛。”
天黑了，二娃和妹子终于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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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娃，你在吗？你在哪里？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