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眼中的大明皇朝
地理大发现以后，很多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甚至一些“骑士”都曾在其信件、日记、札记以及旅行记中对中国有过记载和论述。但对门多萨颇具影响的，首先是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
克鲁斯 1548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虽然在广州一带他只盘桓月余，但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搜集了西方殖民者写下的有关中国的一些资料。例如，葡萄牙人加莱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于1539至1547年间曾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后为明廷拘捕并在狱中关押一年。开释后，他从福州经桂林、梧州出境。在他的书信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克鲁斯对此曾加以利用。但《中国志》最重要的材料却来自中国的地方志以及其他着作的译文，这正是其着述价值之所在。
克鲁斯这部着作十之八九论及的是中国问题，这和在他之前诸如费尔纳依奥·洛佩斯·德·卡斯坦赫达（Fernao Lopezde Castanheda）、若奥·德·巴洛斯（Joāo de Barros）等仅部分论及中国的着作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志》中，他提到中国的长城、茶、用鱼鹰捕鱼、人工孵鸡、印刷术、以及妇女缠足陋习等内容，这些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未有记载的。（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断有人着文，对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志》在内容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方面较马可· 波罗游记又有所前进。在论及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农业和航海业方面，他认为是超过了欧洲。同时他对中国人的生活和劳动方式都表示了赞许。遗憾的是，当克鲁斯1569年返回葡萄牙时，正逢瘟疫流行，《中国志》1570年2月出版时，他本人已因染病而亡。人们既处于瘟疫的恐怖侵袭之下，《中国志》又是用葡萄牙文写成，在欧洲懂这种文字的人不多，因而该书没有在当时的欧洲受到应有的重视。门多萨充分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在自己的着述中不仅利用了该书的资料，而且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评价上也颇受克鲁斯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对门多萨帮助最大的应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的名着《中国札记》。
＊
马丁·德·拉达1533年7月20日出生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早年曾受过完整的教育。他不仅是位具有苦行精神的传教士，而且是位杰出的科学家。1565年他随莱古斯比远征菲律宾，从此他开始把中国的基督教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574 年明朝把总王望高追剿“海盗”林凤至菲岛，并与西班牙殖民者达成协议：如西班牙当局将被围困在邦阿西南的林凤等捕获，则应将他们交给明廷处理；而王望高则应允回国时带领西班牙使节回福建商议传教及通商事宜。就这样，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和赫罗尼莫·马林带领两名士兵米格尔·德·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罗·萨米恩托（Pedro Sarmiento）于 1575年 6月 12日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中国。
拉达一行从 1575年 7月 3日至 9日 14日在福建滞留了两个月零九天。拉达的福建之行，使他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实地的考察，返回菲岛后，就其所闻所见，写了一部《菲律宾群岛奥斯定修道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A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 y su companero Fr. Jeronimo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英文译本将书名简化为 The Relation of Fr.Martin de Rada，即《马丁·德·拉达札记》，本文中所谓的《中国札记》就是该书的习用简称）。该书第一部分记叙了拉达一行访问福建的始末；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这部着作的价值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该书第二部分共分12章，是对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民情、民俗乃至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式的介绍。拉达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克鲁斯又有所进步。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对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的“契丹”或“震旦”（Cathay）与“中国” （China）是否为同一国家，众说纷纭。克鲁斯只阐明，“中国”（China）的正式名字是“大明”（Tame）。而拉达则科学地确证，“契丹”就是中国，按朝代，称“明”。由于这一历史悬案的解决，“奠定了一个新的地理时代”。①历史上，很多人是通过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才得知此一结论的，所以人们往往将确证“契丹”就是中国这一功劳归于了利玛窦。
克鲁斯在其着作中仅简单提到明王朝实行两京、13布政使司（俗称13 省）的行政区划，而拉达则根据大量的中国文献经过综合比较，不但详尽介绍了明朝府州县三级或四级行政区的建制，还具体统计出明王朝共设置155府、235 州和1155县。在这一基础上，拉达又统计出中国各省人口户数和纳税人的数目，并对军队的编制、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等，都进行了数量分析。从马可·波罗以来，西方一直流传中国是个具有神话般财富的国家，到了拉达，欧洲人才第一次对中国国情有了具体、明确和较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可以说，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拉达又深入了一步。
门多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得力于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特别是拉达出访福建时，曾购买百余种中国图书典籍，并将其带回菲岛，交由寓居在当地的华人将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在写作《中国札记》时曾利用过这些资料。拉达故世后，上述资料辗转运回西班牙，又成为门多萨的资料宝库。这些图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第17章中，将上述图书内容共归纳为28类，主要涉及到：（1）中国疆域及 15个省的设置；（2）贡赋与税收以及行政体制；（3）中国历史及帝王世系；（4）宗教与礼仪；（5）法律与教育；（6）民族与外交关系；（7）音乐与艺术；（8）自然科学的成就。门多萨告诉读者，他本人就收藏有一部中文书。①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助于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洛尔加。他们都曾与拉达前往福建。1580年菲利浦二世向中国派出使团时，马林作为使团的成员曾与门多萨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滞留了10个月。他们朝夕相处，门多萨有机会向马林请教中国问题。洛尔加后来把他的在华见闻写入《信史》（ Verdadera Relacion）一书中，这又给门多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再有，西班牙方济各会修道士彼得罗·德·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和其他三名同一教宗的修道士1579年游历广东省后，曾写有游记。1581年至1584年方济各会修道士马丁·伊格纳亚奥·罗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从塞维利亚出发，途经中国，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之后，也曾写有札记。此两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给门多萨留下深刻印象，他把这两部旅行札记附录在《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二部分中。
综上所述，由于门多萨广泛阅读和接触到16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类记载，因而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与其他同时代的同类着作相媲较，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更全面。特别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使他的着作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没有亲自造访中国的遗憾。为了表明这些中国资料对于他完成《中华大帝国史》的重要意义，门多萨如实地将他的这部名着命名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 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中华大帝国史》不过是此书名的简称。
再有，门多萨其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他与西班牙政界上层人士直至国王，甚至教皇，都有直接联系。因此，他较之一般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观察问题有更高的审视能力。他自青年时代起又一直对东方问题深感兴趣，对中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在资料上具有优势，而且体现出他极强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特点，他做了许多客观、恰当的分析，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偏见出发任意曲解，因而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门多萨的文学才华使《中华大帝国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他本人也被誉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驾驭语言的大师。就其文体的优雅和用辞的规范程度来看，人们常把《中华大帝国史》与西班牙古典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着《祈祷与沉思录》（Tratado de la Oracion y Meditacion）和《堂吉诃德》相媲美。①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使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发表不仅立即引起轰动，而且具有隽永的魅力。
三 《中华大帝国史》的结构和内容
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情的综述。该部分，共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重点介绍了中国疆域、地理概貌、气候、土壤分类、省的建制、城镇区划等概观。第2卷下列10章，主要讲过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对超自然力的崇尚。第3卷下列24章，这里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帝王的世系、宫闱秘闻、贡赋、差役、军队、战争、行政管理、司法、科举以及自然科学等概况。该书第二部分是由三篇旅行记构成。即分别记述了1575年拉达等的福建之行；1579— 1580年阿尔法罗等的广州之行和1581年伊格纳西奥从塞维利亚到中国的环球旅行。 ＊
16 世纪末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在门多萨的笔下：（1）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人”。全国划分 15个省（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内为南、北二直隶，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称15省——笔者），“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50000476_0082_1①（2）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②（3）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最雄伟的建筑就是长城，长达500里格（每里格约合 5572米），是为防御鞑靼人而修建的。筑造中1/3或2/5的劳工付出了生命。①（4）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提及此点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矿产也很丰富。 “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②（5）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③（6）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每条大街往往只经营一种行业。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这一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匠人的手艺都是祖辈相传。中国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而没有一定式样的金币或银币。④（7）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 “这些士兵如果在胆识和勇气上能和欧洲各国士兵一样，他们可以征服整个世界。”①（8）中国皇帝具有统治国家的全权。各级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贵族出门要坐桥，而妇女则从不在外从事社交活动。中国饮宴豪奢。中国人有自己的乐器。②（9）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③（10）中国人在科学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④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但对中国火炮的效能，欧洲人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因为门多萨未到过中国，所以他没有对上述歧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还引用了后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⑤门多萨摘引这一大段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无目的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倾向于中国火炮是有威力的。此外，门多萨对于中国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所介绍，并一一指出优于欧洲的方面。
在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评价上，16世纪的西方人抱着两种明显的对立观点。克鲁斯在《中国志》中曾盛赞中国的科技成果；而马丁·德·拉达则认为除了用中草药治病外，中国人对物质世界很少有什么认识。门多萨显然倾向于克鲁斯的观点，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绍，其评价也更高。像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而门多萨除上述内容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在中国火器的应用方面，门多萨也传达给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示器。门多萨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无疑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上面对《中华大帝国史》内容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到门多萨基本上把16世纪中国的形象较为客观、较为真实地介绍给了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国家也确确实实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即，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强大帝国。它丰富的物产，发达的经济，完善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使西方国家只能把中国当作贸易的伙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对象。门多萨所得出的中国处于和欧洲国家平等发展阶段，甚至在物质财富生产的某些方面仍优于欧洲的结论，实际上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势头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当年《马可·波罗游记》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人们读后，很多人对马可·波罗所赞誉不迭的东方帝国是否如他所述的那样富饶、昌盛，难免表示怀疑。所以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让他坦白承认游记中的内容纯属伪造。马可·波罗痛苦地表示，他有关中国富有程度的叙述，还不到中国实际富有程度的一半。《中华大帝国史》的发表终于使人们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并非是编造的神话。门多萨在致读者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对马可·波罗不再抱怀疑的态度。
克鲁斯 1548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虽然在广州一带他只盘桓月余，但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搜集了西方殖民者写下的有关中国的一些资料。例如，葡萄牙人加莱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于1539至1547年间曾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后为明廷拘捕并在狱中关押一年。开释后，他从福州经桂林、梧州出境。在他的书信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克鲁斯对此曾加以利用。但《中国志》最重要的材料却来自中国的地方志以及其他着作的译文，这正是其着述价值之所在。
克鲁斯这部着作十之八九论及的是中国问题，这和在他之前诸如费尔纳依奥·洛佩斯·德·卡斯坦赫达（Fernao Lopezde Castanheda）、若奥·德·巴洛斯（Joāo de Barros）等仅部分论及中国的着作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志》中，他提到中国的长城、茶、用鱼鹰捕鱼、人工孵鸡、印刷术、以及妇女缠足陋习等内容，这些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未有记载的。（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断有人着文，对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志》在内容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方面较马可· 波罗游记又有所前进。在论及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农业和航海业方面，他认为是超过了欧洲。同时他对中国人的生活和劳动方式都表示了赞许。遗憾的是，当克鲁斯1569年返回葡萄牙时，正逢瘟疫流行，《中国志》1570年2月出版时，他本人已因染病而亡。人们既处于瘟疫的恐怖侵袭之下，《中国志》又是用葡萄牙文写成，在欧洲懂这种文字的人不多，因而该书没有在当时的欧洲受到应有的重视。门多萨充分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在自己的着述中不仅利用了该书的资料，而且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评价上也颇受克鲁斯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对门多萨帮助最大的应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的名着《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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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德·拉达1533年7月20日出生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早年曾受过完整的教育。他不仅是位具有苦行精神的传教士，而且是位杰出的科学家。1565年他随莱古斯比远征菲律宾，从此他开始把中国的基督教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574 年明朝把总王望高追剿“海盗”林凤至菲岛，并与西班牙殖民者达成协议：如西班牙当局将被围困在邦阿西南的林凤等捕获，则应将他们交给明廷处理；而王望高则应允回国时带领西班牙使节回福建商议传教及通商事宜。就这样，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和赫罗尼莫·马林带领两名士兵米格尔·德·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罗·萨米恩托（Pedro Sarmiento）于 1575年 6月 12日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中国。
拉达一行从 1575年 7月 3日至 9日 14日在福建滞留了两个月零九天。拉达的福建之行，使他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实地的考察，返回菲岛后，就其所闻所见，写了一部《菲律宾群岛奥斯定修道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A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 y su companero Fr. Jeronimo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英文译本将书名简化为 The Relation of Fr.Martin de Rada，即《马丁·德·拉达札记》，本文中所谓的《中国札记》就是该书的习用简称）。该书第一部分记叙了拉达一行访问福建的始末；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这部着作的价值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该书第二部分共分12章，是对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民情、民俗乃至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式的介绍。拉达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克鲁斯又有所进步。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对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的“契丹”或“震旦”（Cathay）与“中国” （China）是否为同一国家，众说纷纭。克鲁斯只阐明，“中国”（China）的正式名字是“大明”（Tame）。而拉达则科学地确证，“契丹”就是中国，按朝代，称“明”。由于这一历史悬案的解决，“奠定了一个新的地理时代”。①历史上，很多人是通过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才得知此一结论的，所以人们往往将确证“契丹”就是中国这一功劳归于了利玛窦。
克鲁斯在其着作中仅简单提到明王朝实行两京、13布政使司（俗称13 省）的行政区划，而拉达则根据大量的中国文献经过综合比较，不但详尽介绍了明朝府州县三级或四级行政区的建制，还具体统计出明王朝共设置155府、235 州和1155县。在这一基础上，拉达又统计出中国各省人口户数和纳税人的数目，并对军队的编制、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等，都进行了数量分析。从马可·波罗以来，西方一直流传中国是个具有神话般财富的国家，到了拉达，欧洲人才第一次对中国国情有了具体、明确和较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可以说，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拉达又深入了一步。
门多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得力于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特别是拉达出访福建时，曾购买百余种中国图书典籍，并将其带回菲岛，交由寓居在当地的华人将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在写作《中国札记》时曾利用过这些资料。拉达故世后，上述资料辗转运回西班牙，又成为门多萨的资料宝库。这些图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第17章中，将上述图书内容共归纳为28类，主要涉及到：（1）中国疆域及 15个省的设置；（2）贡赋与税收以及行政体制；（3）中国历史及帝王世系；（4）宗教与礼仪；（5）法律与教育；（6）民族与外交关系；（7）音乐与艺术；（8）自然科学的成就。门多萨告诉读者，他本人就收藏有一部中文书。①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助于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洛尔加。他们都曾与拉达前往福建。1580年菲利浦二世向中国派出使团时，马林作为使团的成员曾与门多萨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滞留了10个月。他们朝夕相处，门多萨有机会向马林请教中国问题。洛尔加后来把他的在华见闻写入《信史》（ Verdadera Relacion）一书中，这又给门多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再有，西班牙方济各会修道士彼得罗·德·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和其他三名同一教宗的修道士1579年游历广东省后，曾写有游记。1581年至1584年方济各会修道士马丁·伊格纳亚奥·罗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从塞维利亚出发，途经中国，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之后，也曾写有札记。此两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给门多萨留下深刻印象，他把这两部旅行札记附录在《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二部分中。
综上所述，由于门多萨广泛阅读和接触到16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类记载，因而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与其他同时代的同类着作相媲较，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更全面。特别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使他的着作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没有亲自造访中国的遗憾。为了表明这些中国资料对于他完成《中华大帝国史》的重要意义，门多萨如实地将他的这部名着命名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 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中华大帝国史》不过是此书名的简称。
再有，门多萨其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他与西班牙政界上层人士直至国王，甚至教皇，都有直接联系。因此，他较之一般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观察问题有更高的审视能力。他自青年时代起又一直对东方问题深感兴趣，对中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在资料上具有优势，而且体现出他极强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特点，他做了许多客观、恰当的分析，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偏见出发任意曲解，因而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门多萨的文学才华使《中华大帝国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他本人也被誉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驾驭语言的大师。就其文体的优雅和用辞的规范程度来看，人们常把《中华大帝国史》与西班牙古典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着《祈祷与沉思录》（Tratado de la Oracion y Meditacion）和《堂吉诃德》相媲美。①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使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发表不仅立即引起轰动，而且具有隽永的魅力。
三 《中华大帝国史》的结构和内容
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情的综述。该部分，共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重点介绍了中国疆域、地理概貌、气候、土壤分类、省的建制、城镇区划等概观。第2卷下列10章，主要讲过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对超自然力的崇尚。第3卷下列24章，这里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帝王的世系、宫闱秘闻、贡赋、差役、军队、战争、行政管理、司法、科举以及自然科学等概况。该书第二部分是由三篇旅行记构成。即分别记述了1575年拉达等的福建之行；1579— 1580年阿尔法罗等的广州之行和1581年伊格纳西奥从塞维利亚到中国的环球旅行。 ＊
16 世纪末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在门多萨的笔下：（1）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人”。全国划分 15个省（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内为南、北二直隶，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称15省——笔者），“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50000476_0082_1①（2）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②（3）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最雄伟的建筑就是长城，长达500里格（每里格约合 5572米），是为防御鞑靼人而修建的。筑造中1/3或2/5的劳工付出了生命。①（4）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提及此点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矿产也很丰富。 “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②（5）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③（6）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每条大街往往只经营一种行业。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这一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匠人的手艺都是祖辈相传。中国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而没有一定式样的金币或银币。④（7）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 “这些士兵如果在胆识和勇气上能和欧洲各国士兵一样，他们可以征服整个世界。”①（8）中国皇帝具有统治国家的全权。各级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贵族出门要坐桥，而妇女则从不在外从事社交活动。中国饮宴豪奢。中国人有自己的乐器。②（9）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③（10）中国人在科学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④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但对中国火炮的效能，欧洲人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因为门多萨未到过中国，所以他没有对上述歧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还引用了后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⑤门多萨摘引这一大段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无目的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倾向于中国火炮是有威力的。此外，门多萨对于中国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所介绍，并一一指出优于欧洲的方面。
在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评价上，16世纪的西方人抱着两种明显的对立观点。克鲁斯在《中国志》中曾盛赞中国的科技成果；而马丁·德·拉达则认为除了用中草药治病外，中国人对物质世界很少有什么认识。门多萨显然倾向于克鲁斯的观点，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绍，其评价也更高。像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而门多萨除上述内容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在中国火器的应用方面，门多萨也传达给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示器。门多萨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无疑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上面对《中华大帝国史》内容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到门多萨基本上把16世纪中国的形象较为客观、较为真实地介绍给了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国家也确确实实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即，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强大帝国。它丰富的物产，发达的经济，完善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使西方国家只能把中国当作贸易的伙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对象。门多萨所得出的中国处于和欧洲国家平等发展阶段，甚至在物质财富生产的某些方面仍优于欧洲的结论，实际上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势头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当年《马可·波罗游记》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人们读后，很多人对马可·波罗所赞誉不迭的东方帝国是否如他所述的那样富饶、昌盛，难免表示怀疑。所以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让他坦白承认游记中的内容纯属伪造。马可·波罗痛苦地表示，他有关中国富有程度的叙述，还不到中国实际富有程度的一半。《中华大帝国史》的发表终于使人们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并非是编造的神话。门多萨在致读者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对马可·波罗不再抱怀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