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名人汪世鎏
汪世喜
汪世鎏生于1893年，字从嘉，号京门。祖籍安徽，寄籍江夏。自幼天资聪颖，从父启蒙，好学不倦。12岁时被保送湖北省城亦即江夏县治的武昌陆军小学求学，后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常与革命志士交流，读孙中山《民族主义》诸书，深受启发，矢志革命。1911年参加辛亥首义，当起义军围攻总督署时，随学生军投入战斗，为铲除帝制创建共和首次立功。
汪世鎏于1917年考入保定军校，和叶挺同窗，且坐在教室里同一条板凳上，1919年保定6期毕业后，历任山东北洋军第五师排连长，直升至冯玉祥所属师部副官，1921年任山东讲武学堂教官。这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8月下令讨伐徐世昌，汪世鎏于1912年赴粤追随孙中山，任鄂军何成?部参谋，6月出征伐徐。1924年10月，何成?任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汪世鎏为参谋处少将处长，随总司令谭延?入江西北伐，不久退回广东；1925年2月，又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之战。蒋介石任东江讨贼军总指挥，汪世鎏为指挥部参谋，打垮陈炯明主力3万多人后，于6月随军返粤。接着又参加了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同年7月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军士总队参谋长及军二团副团长等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汪世鎏加入了国民党。每当苏联援华军火抵穗时，汪世鎏就带学员到黄埔码头卸载。
1926年7月北伐，汪世鎏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参谋长，入江西打下赣州后，师长钱大钧随蒋介石东进南京，汪世鎏代师长，但军队行动仍由钱控制。
北伐军克武昌，世鎏家属定居于省城商家巷。不久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桂系操纵南京政府实权，李宗仁1927年10月西征占武汉，湖北就成了新桂系的势力范围。
1928年春，汪世鎏的第十一师调往上海，因与钱大钧不合，旋即离沪返鄂就任十八、十九两军联合参谋处处长。后以胡宗铎为首成立湖北省党务委员会及党务训练所，汪又被委任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党务训练所训育副主任兼总队长。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总揽大权，并策划筹备旨在加强独裁的国民党“三大”，汪世鎏参与了为抵制“三大”而发表反蒋通电，激于义愤，汪乃领衔签署(此件现保存在北京历史档案馆)。
新桂系统治武汉时期，专制独裁，剪除异已，凡对涉嫌的共产党或进步人士而遭拘捕者，汪世鎏总是出面说情，要求网开一面，被其营救或保释者大有人在。
1929年4月蒋桂战争中桂系溃败，湖北地盘又归蒋氏掌管，任何成浚为省主席。何又新组成湖北省党部，世鎏当选为省委常委、湖北军事特派员兼襄花路兵站分监，不久又当独立第1旅旅长，再擢升“新四师”副师长。该师师长刘桂堂是山东土匪出身，1928年曾被蒋军嫡系何应钦部收编为“新四师”，世鎏是奉何成浚之命监视刘桂堂并操师部指挥权。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4个师挥戈南下，何成浚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布防平汉线指令汪部迎战，世鎏临危受命，坚守河南临汝八昼夜，重创来犯之敌，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豫北大捷。
蒋介石闻讯，驰电祝捷，新四师被誉为“模范师”并在南京召见汪世鎏，犒赏该部现洋4万元，机枪200挺。后世鎏又任何部新三旅旅长，再改任省保安第三团上校团长。
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汪世鎏当了10个月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任内曾请何成浚派军舰巡逻金口、?洲沿江一带，确保地方平安。
是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金口、法泗洲、天心洲等地一片汪洋，受灾群众纷纷逃到金口凤凰山、芙蓉山一带山坡上，背井离乡，嗷嗷待哺，因转道滞留金口以及本地的灾民成千上万，病亡、饿死的不少，汪世鎏闻讯亲到金口视察灾情，慰问乡亲，并急筹善款，请人在金口搭棚设点，办施粥场，一日三餐赈济灾民，有的特困户洪水退后返回家园时，还周济川资，每人一二元不等，此次赈灾活动，纯系私人解囊，耗费银元数千之巨!
1934年，汪世鎏创建天心洲完全小学并任名誉校长，他个人捐献数千银元，又向各祠堂庙宇劝募公积金数万元，大兴土木营造学府功在当世，惠及后代。
1935年7月，武汉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委任汪为军官教育团的高级教官，陈诚当宜昌行辕主任后，又委派汪为第一厅的少将科长。1936年复任三十四师副师长。40年代中期，还参加了第一届“制宪国大”代表的竞选，以21万张选票在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区当选。
1936年因?洲崩坡事，呈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拨款60万银元，由省水利局支付，并于次年春在?洲沿江等办器材，兴工铲坡，建矶护岸。不料当年涨水，江汉大堤出险，专款被挪用，又因日寇进逼，工程受阻，10年以后世鎏又向参议院呈交建矶护岸提案亦未果，只核准拨款200万元法币及面粉25吨，资助民工培修嘉鱼沿江12处民堤之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世鎏随三十四师由四川万县开赴上海，参加有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战斗惨烈，部队遭受伤亡以后，又回到万县休整。其实淞沪抗战打响以后，国军主力集中华东， 有70万之众沿京沪杭布防，不乏精锐之师，但老蒋尚无战而胜之的把握，于是把三十四师由四川不远数千里调到上海参战，敌我装备悬殊，杂牌不堪一击，乃是意料中的事，显然，老蒋的本意是：你杂牌击败了日寇，固然是好事；否则，被日寇所消灭也不是坏事。这正是蒋氏保存嫡系、消灭杂牌的险恶用心。
1938年3月，汪世鎏出席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世鎏等组成省督导委员会并兼第五区督导委员，常驻襄阳，督导鄂西北谷县抗日动员工作。11月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兼省党部执行委员，又在襄樊主办《鄂北日报》。
1939年汪世鎏被选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0年在重庆由严家淦保举任军委考核委员会铨叙厅少将高参，后任军政部参议。1941年任福建省莆永师管区司令，任内募集捐献飞机款项超过奉派定额。1942年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兵役班受训，结业后留任党政训育干事，后改任铨叙厅厅长、军政部参议，1944年以后调到兵役部当中将参事。
1945年任兰州第八战区中将军法分监，任内认真处理积案，秉公执法，深得所属官兵拥戴。
汪世鎏在任内办了一件大案，对一个非法炒卖黄金、扰乱金融市场的中将军需处长，在严词拒绝了持金条前来行贿的说情者后，坚决依法将案犯枪决，成了当时轰动西北的一大新闻，人称世鎏是“活包公”。
日寇投降后，以世鎏多年服役，历经辛亥革命、广东平叛、东征北伐、八年抗战，期间整军经武，训练官兵，运筹帷幄，勋绩彪炳，故中央奖褒有加，颁世鎏“忠勤勋章”，以资表彰。
迨至1946年，国民党在全国各大战场调兵遣将，磨刀霍霍，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为了避免转入内战漩涡，汪以中将军衔获准退役，回到省城武昌老家定居，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从此划上句号。
同年汪世鎏当选为省参议员兼省商业银行董事，1948年春，又被选为“国大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有些地方上层人士跟着国民党逃跑了，有的通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牵线搭桥，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49年春，世鎏由程一兴介绍加入“民主促进会”，又经民主人士伍昌续推荐，与中共地下党员金漪竹(女)联系，开始做武汉解放前夕的保卫工作。很多人见世鎏坚决留下，都纷纷放弃了原先南逃的计划。汪和省参议会名流耆宿李书城、张难先等一道发起组织了“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汪任常务干事。
本来，蒋桂之间在对待“和平运动”的问题上是同床异梦的：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是借“和运”策动倒蒋，桂系取而代之；溪口已下野的蒋介石是用“和谈”掩盖备战，以便卷土重来。湖北的“和平运动”，正是利用了蒋桂矛盾，体现了人民的善良愿望，取得了很大进展，它为保障武汉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迎接三镇解放以及为日后国内实现局部地区和平，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渡江战役打响，武汉的解放指日可待。“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改组成以“反逃跑、反搬迁、反破坏，迎接武汉和平解放”为口号，维持过渡时期安全的临时机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员几十人，下辖武昌、汉口、汉阳三个执行组。武昌、广西以艾毓英为总干事，汪世鎏任治安组长，有关会议分别在湖北省银行和衡菁中学秘密召开。
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率部仓惶南逃，贴遍了三镇的“安民告示”，就是“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早在3月份秘密印制的。
在武汉，汪世鎏可以左右的武警力量，就有汉口市公安局、武昌省会警察局、省保安2团以及省警察大队、省水上警察局等。各部领导官佐均是世鎏旧时党训所的学生，在汪的策动和影响下，上述“三反”的成效显著，并收缴了流落武汉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人枪三千。
解放前夕，武昌商家巷汪宅大院中，世鎏还隐藏并控制着省警察大队二中队周桂庵部二百多人枪，武警主力连同这支队伍都上街执勤，担任武装警戒，维持社会治安，严防不法分子乘机骚扰破坏。
5月16日早晨，武昌方面由“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全体成员率广大市民齐集汉阳门，汪世鎏站在队列前面，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至此，武昌县治、湖北省城宣告和平解放！武汉人民终于驱走了风雨如磐的黑夜，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晴天!
1950年后，汪世鎏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又连任几届特邀省政协委员，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1年土改时期，汪的老家要带汪回去搞清算斗争。省长李先念闻讯出面干预，指出汪家是开明地主，世鎏属策反有功人员，又是爱国民主人士，应予保护，坚持维护了党的统战政策。
1957年，汪世鎏鉴于解放前所修武金大堤，虽然上起金口下至武昌，但并不涵盖武昌巡司河外的八铺街及鲇鱼套火车站等处，且堤身矮小，不足以抵御长江特大洪水，每年汛期，这一带居民惊慌不已，忙于迁徙，深受颠沛流离之苦。汪世鎏自告奋勇，向省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省政协呼吁建议，请拨专款加固、延伸武金大堤，此后人民政府采纳建议，扩建武金大堤，又在鲇鱼套江口建设新闸，并修防水墙。现在武金大堤固若长城，可确保金口到武昌江段数十万居民安度汛期，免受洪涝灾害。
1967年7月，汪世鎏不幸病逝，终年74岁，葬武昌近郊九峰山，由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题写墓碑。
汪世鎏从参加辛亥革命起，到抗战胜利止，两度参与国共合作，虽一度卷入军阀混战，固然是受了阶级立场的局限，但也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然，晚年靠拢人民跟着党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诚可谓善始善终，使江夏人民永志不忘。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
【汪世鎏亦属新桂系鼎盛时期湖北帮之干将之一，故将其小传转贴于此，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