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蚌埠特警组织
吴仲伦 朱连魁口述 敬勇整理
一
抗日时期蚌埠的日伪特警组织，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系类。一大系类是汪伪的警备队、警察组织和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另一系类是属日军领导的便衣队，名称大都是某某公馆。这些特警组织的组织形式不同，名称不同，但性质和任务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镇压群众运动，抓捕共产党、国民党和抗日志士，堵截商货，搜刮民财，无恶不作。
二
最早在蚌埠出现的是伪警察组织。1938年3月大汉奸傅君实、唐少侯、秦松亭粉墨登场，成立了“维持会”，傅君实任会长。他们在唐家花园召开大会，无耻地为日本人宣传：皇军来此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大家不要害怕，各安其业，以求东亚共存的光荣。同时宣布二马路横铁道以东为居民区，以西为日本军占领区，中国人不得进入，无耻地把中国土地奉献给日本人。会后又督催赵濒洲去苏北买来年轻女子在蚌埠开“慰安所”(设在中山街大观楼)，共有客房30余间，供日本人享用。随后又成立了“大民会”，专管船民事宜，会长是王居正；4月，“商民自卫团”也出笼，团长是河北人王蕴珊。所谓“维持会”、“大民会”、“自卫团”尽是些贪官污吏，在他们的管理下，人民倍受疾苦，生命毫无保障，社会风气日渐趋下。到1938年底，仅15万人口的蚌埠就有妓女5000多人，靠妓女营生的超过1.5万人，各种卖淫场所多达四五十家，戒吸所(实际是吸毒场所)就有120家。日本人的酒吧间、咖啡馆亦相继出现，身穿和服的日本妇女招摇街市。1938年伪省政府成立，省府设在蚌埠，至此，蚌埠便成为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同日伪斗争的主要地区。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日伪新的特警组织如安徽警务署、警备队、水警队、南京统计局蚌埠特工站(后改为蚌埠政治保卫局，属军统)、蚌埠政治工作局(负责人赵显明，属中统)、侦缉队(内有成员丁学股、丁学林、刘家泰、葛士海等)相继成立。而南京统计局蚌埠特工站活动异常频繁，工作实绩也较大。该站的站长是徐国华(后换谢湘昆)，副站长杨新兰，股长有高元能、吴保全，队员有葛雷、葛兵、杜金龙、杨幼新等，站址设在天锡里。1940年，国民党重庆方面先后派高元能、宋元浦、张乐之、沈仲超、浦春贵、金文超、刘伯生、叶芳、苏成三来蚌埠开展工作，收集情报。这些人来时满腹抗日热情，工作也很积极出色，可是没多久张乐之、高元能被特工站逮捕，经不住严刑拷打，如实招供，同党无一逃脱，先后叛变，均成为日便衣特务。
三
日本侵略军占领蚌埠后，宪兵队是他唯一的特务组织。他们经常出没街头巷尾，乱杀无辜，许多人民群众和爱国志士惨遭狗咬、灌凉水，有的竟被装进麻袋，投进淮河溺水而死。当时伪特警组织虽与日军同流合污，甘当走狗，但就组织而言，不属日军直接领导，有时也勾心斗角。1940年秋，伪苏浙皖绥靖军蚌埠地区司令部与日本驻蚌侵略军因移风戏院冲突，发生持枪事件，后在日本特务机关长樱田大佐、伪苏浙皖绥靖军总部驻蚌办事处主任杨学候等人的调解下，方告结束。日本驻蚌侵略军认为，要想真正控制蚌埠地区，掌握第一手情况，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组织。于是从1939年春开始，隶属日本人领导的，以“公馆”为名称的特务组织相继出现，到1944年底，蚌埠已有40多个“公馆”，便衣特务达三四百人。1939年春“童公馆”破土先出，机关设在现国安街留芳照像馆内，队长陈丹，队员有张东友、贺德明、张家东、张德成、蔡汉成。同年七、八月份队部又移至当时的国安街远东公寓办公，队长换为陈安林，又新增补队员吴天桥、刘建中、韩续武。与之同时出笼的还有“高公馆”(队部设在现华侨商店后面)，成员有杨明昌、陈国权、王克俭、王学俭、蔡让初等。1940年公馆已遍及蚌埠，在此期间较为出名的除“童公馆”、“高公馆”外，还有新成立的“安公馆”，队长是心狠手辣的陆易谦，队副是李玉兰，队员有仲彩霞、孙桂芳、朱连魁、翠鹏等。他们互相配合，从怀远的河溜，五河的三铺、四铺收集国民党、新四军情报。不久，“安公馆”与怀远的林部队换防。林部队来蚌后，队部设在太平街，队长是林德才，队副是张运清，队员有徐少清、袁言、周光华、王振明、张云波、邱朝山。蚌埠在当时虽是军事重镇，但由于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特别发达，南北商品都汇集于此，可以说，无货不有，无货不销。然而抗战后方物资却十分紧张，因此常派人深入蚌埠采购商品。针对这种情况，日驻蚌侵略军除用重兵把守各出口外，各特务机关也把查缉走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即便如此，禁运物资仍源源不断外流，日本宪兵队束手无策，经常把一些公馆的头头叫去大骂一通。1940年夏末，日军驻蚌特务机关机关长樱田亲自坐阵，从各部抽调精干人员组织便衣队，加紧工作。届时，便衣队队长邢敏，队副李玉兰，队员有吴广才、朱连魁、余士良、钱德功、朱俊清、孙桂芳、仲彩霞。事隔半年，因成效不大，便衣队宣告解散。1941年初，由日本军官横川组阁成立“川公馆”，队长由华维溪担任，队副仲彩霞，联络员马传仁，勤务兵周保成，队员朱连魁、朱俊清、钱德功、余士良、王振波、吴永涛。1942年初又成立了“良公馆”(队部设在华昌街富太里)，队长殷子良，队副吴玉之，书记员陈玉明，队员朱连魁、陈昆、张昆、王雨延、王克俭、陈国新。后两任队长，分别是甘家维、汤仙。在此期间，新四军的陈香甫、康乃贤、高传之、高启新(原市高安乡乡长)、徐帮宁来蚌埠投奔吴仲伦商行购货，因出去困难，吴仲伦便花钱买通了便衣朱连魁、水警队队长李志忠和淮河铁桥警备队的高传正、吴文强，将油印机、瓷碗、草绿布、西药、缝纫机、电线等货物运往河北。还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抗日后期蚌埠又成立了“聚安公馆”和“晴川公馆”。与众不同，这两个公馆不抓人抓货，不打人骂人，专搞策反工作，比起那些武衙门，手段更多，用心更险恶。他们有“宏济善堂”、“俱乐部”(吃、喝、嫖、赌场所)，不少抗日志士被他们软化，成为日伪政权的走狗。
四
八年抗战，日伪特警横行一时，蚌埠人民深受其害，多少抗日志士惨死在他们手中。到1945年上半年，其主子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蚌埠的特警组织也随之陆续解散，各奔东西。
资料来源：蚌埠文史2005-12-8 11:15:01 http://www.bbzx.gov.cn/detail/news.asp?id=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