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如今在中国用马车做运输工具也应该算落后了。我猜测过不了多少年干活的马（除了赛马）恐怕都得绝迹。可你知道在１９６０年代末我在黑龙江一个农场“上山下乡”时，马车可是很时髦的。那时“全国学习解放军”，所以农场下面的各个生产队都称为“连队”。我所在连队革委会主任是个近五十岁的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我们这些北京青年刚到农场的欢迎会上眉飞色舞地说：“……再过些年，青年们都在这里安了家，我们的红砖房要盖二十栋。咱们连就不是现在的十五台牛车，而是二十台马车，五十台牛车……”
那时连队里养了七、八十匹小马。两年后，马都长大了，骒马（也就是母马）都被农场的畜牧连赶走了。剩下三十七匹儿马蛋子（也就是公马）准备套车干活。让这些自由自在野跑惯了的马乖乖地拉套可不是件容易事，就是把它们一个个拴在槽头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住这些马套上笼头就差点儿没把人气死。瞧它们这个不高兴。在马圈里又踢又咬，不断地竖起来，嘶叫着乱冲乱撞。我们这些大车班的小伙子们和老柳、“皮皮”等几个农工（这个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农工”就是刑满就业在农场的人员），为了把它们一个个捉出来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捉马的场面真可谓“骇人听闻”。先用套马杆套住马头，套住了好几个人死命地揪着杆，别的人一拥而上，往拨拨楞楞的马头上套笼头，真得奋不顾身。马拼命跳，小伙子们被摔得东倒西歪，马上又爬起来往上扑，英勇得只能用前赴后继来形容。套上笼头后，就把“俘虏”拖到马舍的槽头上拴起来。儿马蛋子们累得满嘴吐沫、大汗淋漓、屁尿直流，拴在槽头气得真翻眼睛，根本不肯好好站着，依立歪斜，仍想抗拒。人们也累得满脸油汗，猛喘粗气，浑身发软。每个人都是臭哄哄，满身的泥水、马粪尿，幸而没有人被踢伤。
连队里决定先套六挂马车。赶车的老板子都是农工，其中有老柳和“皮皮”。每个车老板再配个跟车的，可以算是车老板的副手吧。我被分配跟了老柳的车。另外五个大车班的青年也都跟车。儿马蛋子都拴好后，第二天上午六个车老板都来到槽子前挑自己车上的辕马、里套和外套。六个人合计了又合计，极其认真，从这三十七匹马中挑出二十四匹。
我对挑马不怎么感兴趣，只是问老柳，“它们能拉车吗？”看这些儿马蛋子毛毛愣愣样子吧。
“行，到时候就行了。”老柳说得极其简单。
挑好了马，六个车老板和跟车的先牵着各自的马在外边遛两天，等马不太怕人了就开始上套，真正的驯马开始。老柳和我硬是把辕马塞到车辕子里去，前边三个拉车的马都套上套，你说它们肯服从吗？儿马蛋子们都很恼怒，不停地嘶叫，用蹄子刨地，或乾脆尥蹶子。让前边三个马并排站好就不知费了多少劲。我真恐惧，不由自主地后退。忽然一匹拉套的马一调屁股，我知道它要尥蹶子，下意识地一低头，马蹄子带着风踢了过去，擦着了头皮，顿时脑袋上起了长长的一个包。多悬呀！我捂着脑袋直发愣。
“怕什么？马怕你！”老柳手持小鞭子，瞪着我，牵着辕马大声道。“别不敢靠前。你不能怕马。你越不敢靠前，马就越怕。”这人，也不问问踢着了没有？
我也不能表现得太憷，又硬着胆子凑上去和马较劲。套好车，我们一个牵着辕马，一个牵着里套在田间道上走。四匹马总是要撒开蹄子狂奔的样子，老柳还不断地打着响鞭，说是让它们习惯、习惯。瞧马被他吓得一惊一咋，让人提心吊胆。车上连个闸也没有，马要是惊了怎么办？老柳有话：“牲口就是牲口，马毛（惊）了你就松手。让它们野跑去。你揪不住。”看他好像挺满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大车上安个闸？”我挺纳闷。
老柳沉吟片刻。“不知道……用不着吧？这儿的人赶车从来不安闸。”听他那话，好像车有闸是个大笑话似的。
太让人紧张啦，一天下来比干一天重活都累。
几天后老柳开始用大鞭子赶车。他坐在车的左前方，吆吆喝喝地喊着口令，甩着响鞭。“越纡”就是往左拐，“喔”是往右，“吁”就停，“驾”就往前走。他不怎么抽马，用响鞭作为威慑手段，迫使马就范，听口令。再过几天儿马蛋子们正式“服役”，开始给连队里拉盖房子用的石头和沙子。看来真是“到时候就行了”。可老柳总是叮嘱：“牲口就是牲口，到时候（马）毛了就让它们野跑去。你拦不住。”
那天“皮皮”那挂车又毛了。这挂车总毛。他赶的车在最前边，忽然几匹马止喝不住狂奔起来。“皮皮”和跟他车的赵平叽里咕噜地从车上掉下来，车上的石头撒了一路。别的老板子和跟车的都慌忙把住自己车上牲口的笼头。“皮皮”和赵平呆呆地看着毛了的马车很快跑得不见了踪影。他俩沿着马车毛了的方向走下去，把掉在地上的石头往道边扔。他们的马车跑到了马舍才停下来。车挂到树上，车板都撞坏，套绳也断了好几根。看这马有多大劲！照我的意思，把车装得重重的，把马累个半死算。老柳笑笑：“那有的马就不拉了。”沉吟了一下，他又说：“马的性子也都不一样。懒的马怎么驯也不拉车。拉车的马不用打也往死了拉。”
不是有“鞭打快牛”这个词嘛。我信这话。
每挂马车都毛过，谁也别笑话谁。十月初的时候，几挂马车都到大豆地里“归场”。大豆用人工割倒后，再用大车把割好的一蔟蔟的豆棵用四齿叉子挑到大车上，最后送到地中间某个地段垛成大垛。这叫“归场”。大车的车板要加宽，用木杆衬在车板下绑好，俗称“跨杆”。这种加宽了的大车可以装摆更多的豆棵。老板子站在车上用四尺叉子摆，跟车的人在车下不断地往上挑，能装成四四方方的一大车。老柳、“皮皮”和老赵赶的三挂马车“归场”，一连一个星期都没事。过个星期日，星期一再干活时，老柳的车首先毛了。
一只野鸡突然从马车边上的一堆豆棵中飞了起来，老柳赶的四匹马耳朵一竖，尾巴一撅，撒开蹄子就跑。我和另一大田队的青年正在车下边挑豆棵，老柳大喊一声：“小心！看着！”跟着从车上码好的两尺多高的豆棵上向后一滚，跌落在地上。四匹狂奔的马拽着马车在一排排垅上横着狂奔，“哒哒哒哒”！车轮在垅台、垄沟上下乱颠，听起来象打机关枪。半车豆棵被颠得上下飞舞，散落了一地。老赵的车马上也毛起来，横着垅狂奔，又一挺“机关枪”。
老柳没去追他赶的马车，却向前猛跑，冲着前边已装好一大车豆棵的“皮皮”和赵平喊：“快下来！下来！”那俩位都坐在装满豆棵的车上，准备到地中间的场院上卸车。
晚了，“皮皮”赶的四匹马听见老柳车上的马惊了，它们也跟着毛起来，顺着垅狂奔，跑得比卡车都快。“皮皮”让赵平先从车后面跳下去，赵平却让“皮皮”先跳。没等二人决定好，马车已冲进场院。横冲直撞的四匹马拉着车猛地冲向垛了一半的豆棵垛。马都冲过去，大车却猛地竖起来，把车上的豆棵和“皮皮”、赵平都“卸”了下来。四匹马拉着空车在场院上绕了半圈后，朝着连队的方向猛冲下去，很快跑得无影无踪。俩人躺在那车豆棵上前仰后合地笑。
老柳、老赵它们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见没出什么事，松口气。这时老柳和“皮皮”赶的两挂马车都先后横着冲进地边的防风林带，挂在树趟子里不动了。马浑身哆嗦着拼命喘着粗气。算了，上午是干不成活了。老柳喊一嗓子，“吃豆子了！”扯过一大把豆棵来到空场上用打火机点着。他在地上慢慢地拖着燃烧着的豆棵，大豆在火中烧烤着，半生不熟地随着炸开的豆夹散落在地上。人们都蹲在两边用手捡豆子吃，或乾脆跪在地上用嘴直接叼咬地上的豆子，跟牲口拱槽子差不多。
“好啦！各自拾捣自己的车去吧！”老柳站起来伸伸懒腰。“发昏当不了死！”
老柳和我把车凑合著赶回连队，先把马从破车烂套上卸下来，遛马、饮水，当然还得让它们打滚好好的舒服、舒服。在马舍里拴好了马，老柳让我回宿舍，他一个人修车、叉套。我没出声，帮着老柳干点什么。
“老柳！你喜欢赶马车这活？”我问。
“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这不是为了活着嘛！”
我想了想。“你们刚来农场时是怎么干活的？他们告诉我‘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每月十八斤粮根本不够吃……”他指望着老柳能和他说点儿他们的当年生活。
老柳看了我一眼。“谁说的？”半晌又道：“想活就能活下去！”这家伙根本不肯说。
我跟着老柳学会了不少大车上的活，叉套，修理鞭子，编笼头等等。老柳总是不停地专心致志地干。我在边上也不做声，暗暗的揣测，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或许他也没有认真想，活着本身就不自觉地成了目的。生活的乐趣？总会有的，有吃有喝也该是目的。他在连队里有家。两个女儿已出嫁，老伴儿在连队里当着临时工。日复一日该会有些各种各样的朦蒙胧胧的期盼，默默地等待……
十一月初连下几场雪，那时马车正在从山上往下拉杨木杆。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大都是落叶松。森林的外围是杂木林，以柞树、桦树和杨树为主。再外边是草甸子，山脚下是大片、大片的榛柴林。连队离杂木林约二十多里路。七十年代初，杂木林又多又密，杨树林、白桦林、黑桦林和柞树林一大片一大片，互相连接在一起。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有路。赶着车上山，选好杨木林先把马拴在树上，然后把随车带来的草料倒在马面前让它们慢慢吃。车老板和跟车的每人一把大斧子进林子，选择粗细合适的杨木砍倒，去掉树梢。这些杨木都是准备做工具把的。砍好就将杨木杆拖出林子装车。干完活已是中午，大家聚在一起点上篝火烤乾粮吃。一般都是糖饼。二两一张的糖饼我能吃七、八个。象赵平这样的大个子一口气吃十张不成问题。人和马吃饱了都感到渴，于是马和人都一起吃雪。挺艰苦吧？没想过。出一身大汗很痛快。还能忘掉不少烦恼。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开些极下流的、汉子们才说的笑话很过瘾。
吃饭休息一个多钟头，大车队便吆吆喝喝地赶着满载的大车下山。在这来来回回的路上，赶车的人们都要不停地用小锤子敲打马蹄子上的雪坨子。挂了掌的马蹄子很容易积上冰雪，最后成了个冰坨坨，马便走不动道，更不用说拉车。当我抱着马蹄子敲上面的冰时，感觉是很亲切的。
每到大下坡时，六挂马车都站在坡上。一挂大车一挂大车的往下“放”。坡陡路滑，每个人都捏把汗。车老板牵着辕马吆喝着，让它死死地“坐住”，也不能让前边三匹马拉套。跟车的则把一个大长方木杠插在车板下面，压住车轮当“闸”。人就整个压在木杠上。坡上都是光溜溜的冰雪，辕马几乎都要“坐”在地上，满载的大车还是很快地往下滑。马要是在坡上毛了可怎么办？老板子们对跟车的都一句话：“（马）要是毛了，你就赶紧下来往边上躲，别管我！”跟车的跳下当“闸”的木杆，车还能控制吗？前边牵马的老板子的命运如何可想而知。可惜他们是农工，不然还不得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好榜样？
每当我压在充当“闸”的木杠上时只有祷告。我一直没想好马要是真的毛了，自己是跳还是不跳。
“放”下去的大车都在坡下不远的地方等着。待六挂车都下来再一起走。下午三点钟便回到了连队。干活也就累一阵子。天气冷点儿，但还不到真正冷的时候。最能让我惬意的是林边的景致。田野虽已披上银装，然而山林仍遍布色彩。一片片榛柴林是土红色的，白桦树镶嵌其间格外醒目。
远景是成片的白桦林、黑桦林。杨木林是青灰色的，长得又密又挺拔。时常能看见远处林边上惊起的狍子，它们跳跃腾空得又高又远。野鸡很多，飞起来“咕咕”叫着。榛柴林有着不少野兔子跑出来的光溜溜的兔子道，不过白天很少看见它们。夜晚这里是野兔和狐狸和狼的天地。
蓝天、白雪、白桦林，心旷神怡。
到了冰天雪地的十二月份，连队为了节省柴油，决定让马车上山拉烧柴。到更远的山里拉烧柴可没那么舒服。路跑得远，来回要六十多里路，其中一小半是山路。天气冷是个大问题，早上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马都冻得受不了。早起五点赶车上山的人们就爬起来，天还黑着。赶早不赶晚，清早虽然冷，但马吃了半夜草料正有劲呢，走得快，下午天不黑就能回到家。再晚了，马跑的路远，荒郊野外的吃不好草料，回来路上马肚子一饿就拉不动车了。
我往往准时醒，揉揉眼睛把赵平、魏常壮、孙建达等几个跟车的青年都揪起来。绒衣、绒裤、棉衣、棉裤都穿上，毡袜子套上，棉胶鞋里垫上两层毡垫，续上些乌拉草、苞米叶子什么的，再精心地穿好鞋。脚的保暖最重要。然后再打绑腿，一直打到膝盖，山里雪大。腰里系上绳子，头上先戴线帽，再戴大皮帽，系上围脖，戴上皮手套，最后披上大皮袄。这些行头儿“打扮”起来得好一阵，穿好了像活土匪。
跟车的青年们来到食堂吃饭。免费！上山拉烧柴劳苦功高，应该的。六个车老板已在等候。十二个人吃烤馒头，喝油糊糊的洋白菜汤。食堂直径一米的大锅里的汤是连队青年早饭喝的，上面浮着一层豆油。我们尽量撇油吃。这么冷的天，肚子里没点儿油水怎么御寒？
饭吃好，所有的人都开始卷烟。青年们也都学会了吸关东烟。每人拿出个小布口袋，用报纸条卷上一“炮”自己先吸上，然后又卷好几“炮”放在上衣口袋里预备路上吸。现在不卷好，路上手一冻僵就卷不起来了。一时间，食堂里烟雾缭绕，呛得做饭的女青年不住地咳。“臭死了！呛死了！”她越是嚷，这帮人就越吸得凶。
儿马蛋子们从相对暖和的马舍里牵出来就被寒气逼得打哆嗦，身上立刻结了霜，挤在一起嘶叫着，抱怨着被强行塞进车辕子，套在套上。马背上都绑上空麻袋，天气的确很冷，麻袋好歹也能挡寒。六点半，车队开始出发。天仍然黑着，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几声鞭响划破沉睡的连队的宁静。
进山的路不同于十一月份拉杨木杆的路线。这回是先向北走二十里公路，穿过部队后勤农场后进山。在山里林场给连队设的“清林”区域内，连队已搭个巨大的棉帐篷，并派十几个人长期住在帐篷里。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砍树，然后把砍好的树集中到各个地方堆放好，等马车上山拉走。这么砍树还了得？没关系，农场的人们早和林场搞好了“关系”。这是“以物易物”。农场的人们进贡给林场酒、豆油、粉条、白面、新鲜蔬菜等等，拉回烧柴。
进山的路极其寒冷，六挂马车顺着公路慢跑着。老板子和跟车的先是坐在大车上，渐渐的，寒气透过皮袄，所有的人都跳下车来跟着马车一起跑。呼出的白气在皮帽子上，胡须上，眉毛上结了霜。一群“圣诞老人”？这个世界点缀不上神奇。跑着的儿马蛋子们也呼出一团团的白气，个个身上都结满冰霜。没风，牲口和人呼出的白气竟在跑过的地方上边形成依稀可见的雾。人们跑得暖和一点了就跳上车休息一会儿，等又感到冷了再跳下来跑。终于要跑不动了，那就揪着马车后面拴的绳子头，让马车拽着自己跑。这是一场和严寒的真正战斗。
早上七点是一天最冷的时刻。天是青色的，雪是蓝色的。简易公路上每隔几十米就矗立着根电话线杆子，杆子上的电话线没风的时候也在“嗡嗡”响。电杆子孤零零的，一个个顺着公路排到山里。有气无力的太阳终于露出了脑袋。然而它似乎只是吸尽了寒彻大地上最后一点热量才发出光来。东方染成橙色，冰雪大地晃得人睁不开眼。大夥儿都跳下来拼命跑，一个个嘴里叼着“大炮”相互鼓励着，“进山就好了！进山就好了！”龇牙裂嘴，手指、脚趾已开始冻得生疼，脸也麻木了。人人都望着山口，估计着还有多久能进山。
山口是一道白虎岭，风水先生们认为最不吉利的地方。一道山梁，顺着脉络不断地伸沿着，忽然齐刷刷地断掉。一面断崖，下面成了一马平川。这便是白虎岭。可进山的大车队盼着看到它，因为只要进了山，气温就会高几度，同时离“清林点儿”－－清林的人们住的那个大棉帐篷只剩十里。
这白虎岭的断崖是一面几乎笔直的、寸草不生的绿颜色的大石板，好几十米高。白虎岭上也都是犬牙交错的绿色巨石。我们管这叫“满山军大氅”。马车队穿过最冷的一段草甸子地带，白虎岭便出现在眼前。
“满山军大氅！”“满山军大氅！”小伙子们发疯似的大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儿马蛋子们也都嘶叫起来，只想尥蹶子跑。它们好像也知道进山就暖和。
真是这样，进山的感觉大不一样，空气似乎不再冰冷坚硬，马车小道两边的林子隐隐散发着热量。其实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气温已从最低点回升。不过林子里暖和是大家的共同感觉。
清林点儿的人们也在盼着马车队的到来。见过清林的人们住的棉帐篷吗？盖的时候先在平地刨下去小一米深，棉帐篷支在上面。烂泥把帐篷四周的缝糊上。帐篷里搭上两排矮铺，铺上乾草，上边铺行李。帐篷中间扣个大铁锅修个取暖灶，烧木头拌子从不断火。帐篷里冷不着，就是暗得很。有两个马灯挂在帐篷里也管不了多大用。
一般在帐篷里的人们吃早饭时，马车队也赶到。于是大家伙儿挤在一起吃喝，热闹非凡，个个喜笑颜开。大车队的人们拴好马便赶到帐篷里取暖。第一件事是脱鞋。棉胶鞋脱下来就把取暖灶上的碎砖头放进鞋里。这是清林点儿的人们早就预备好了的。烤得很热的砖头放进鞋里可以吸潮。在高寒地区与寒冷作斗争，最重要的是保持衣物的乾燥。鞋总是穿得紧紧的，保温相对差，里边热外边冷，最易受潮、上霜。脚要是出汗就更糟。鞋子一潮，脚很容易冻伤。有御寒经验的人们最注意鞋子的防潮。再者，帐篷里热，如果不迅速把鞋脱下来，鞋里的寒气和帐篷里的热气马上在鞋里产生水蒸气，那鞋还能不潮？
大早儿不是已经吃了一顿了吗？再吃呀！半斤一个的大白馒头烤的外皮焦黄，掰开里面一股热气，滚烫！一口下去暖到心窝。一坛酱豆腐随便吃。吃饱了热水管够。太舒服啦！“大炮”要连吸好几颗。
吃饱、喝足、聊好，人们都出门干活。清林的人们分成小组去砍树，赶车的人们去装木头。探好路，把车赶进山洼子里，从山坡上把一堆堆的木头扛下来。木头很粗很长，得两人扛，重到不是很重，就是坡陡雪滑。这就有点费劲了，总不能从坡上一路摔下来吧？这会儿得出一身大汗。皮袄、棉袄、皮帽子都甩了，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每个人还要戴个线帽。干活干得满头冒蒸气，可气温还是零下二十多度，光着脑袋很容易把耳朵冻伤，戴个线帽子可以保护耳朵。
忙活两个钟头把木头装好，牢牢地捆住，大车队便到路口集合。都到齐了，六挂车就往回返。从山里出来也会有几个很险的大坡。象在十一月份拉杨木杆时一样。六挂马车都集中在坡上，一挂挂往下“放”。这几个大坡更陡，有的下坡路就在山腰上，路的左边是大沟，沟坡上的树挡住视线，让你觉得沟深不见底；右边是五十度角的大坡，看着眼晕。空车来的时候，谁也不会在意这些，马拉着车一口气就跑了上来。回去就成了“上山容易，下山难”。
“放”坡时，跟车的还是要当“闸”。插在车板下压车轮子的方木杠只能在马车靠深沟的一边。我全身趴在杠子上面，往下一看就是深沟。如果马这时毛了。不知该是个什么命？马车前边牵马的车老板就更惨了。怕吗？老柳有话：“怕不怕也得干！”不后怕吗？“事情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可后怕的？”
大概大车队的人都是上辈子积德，从没见过这时马车毛了。每个辕马都极努力，听到老板子的口令，两条后腿一动不动，蹄子在坡面滑动着，死死地“坐”住身后满载木柴的大车，从坡顶一直到坡下。
“皮皮”从坡顶一牵着马就念叨：“老实听话。下辈子你们都托生变人。”
“变成人不更受罪吗？”老赵笑道。
“变成个大官。”
“是人就得受罪。因为人想的太多。”老柳来了一句。
一出山口上了公路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事，下午三点便赶回连队。一路上老板子们吆吆喝喝，坐在车上赶着马；跟车的在木头上昏昏欲睡。气温以升到一天的最高点，也就零下二十度。太阳虽然半死不活，可每个人的脸都比夏天还黑。白雪反射的紫外线比夏天的阳光还强烈。
“一天又过去了！”每个人都打着哈哈。
可有一次我跟的马车翻个底朝天。那次是孙建达赶翻的。老柳得了重感冒，管大车班的曹连长问我能不能赶？边上孙建达自告奋勇说他行。于是那天孙建达和我赶一挂马车，另找个跟车的替孙建达。
那次下午回来的时候变了天，刮上了“大烟泡”，天昏地暗，狂风卷着满天坚硬、细小的雪粒子，抽打在人脸上生疼，能见度很低，风卷着雪在田野上、公路上画着龙，路面变得更滑。每个车老板都小心翼翼。
山里那段险路没出什么岔子，上了公路大家便放了心。我缩在大车上的木柴空儿里，不断地计算着还得多长时间能到连队。挺在“大烟泡”里真难熬。装木头那阵身上出了不少汗，贴身的衣服都潮了，现在冷风夹着雪粒直往领口里钻。鞋和手套也是潮的，脚尖、手指开始冻得隐隐作痛。以往拉木柴的下午，天气都还不错，没什么风，气温相对高。今天不对劲了，应该下车跑跑，活动一下身子，可“大烟泡”的天气跑起来该多难受？再说身子乏，一身棉袄、棉裤，加个大皮袄真跑不动，而况马车也是一路小跑。我紧紧身上的皮袄，耐心的忍着。他听见车前边坐着的孙建达一路打着响鞭，喊着口令，心想：这家伙还行！虽然马不太听他的。刚这么一想便出了事。
马车队经过一段穿过低洼草甸子的公路时要过一座小桥。孙建达赶的马车过小桥时，前边拉套的三匹马撒开了欢儿。孙建达“吁－吁”的止喝不住，一时性起，照“里套”的马头就是一鞭子。更糟！“里套”梗梗着脖子跳了起来。辕马也“坐”不住，发起脾气来。立刻四匹马四蹄腾空，马车毛了。
我在车上的柴禾上躺着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先是觉得车“飘”了起来，跟着听见孙建达失声大叫：“你快跳！马毛了！”我起身一看吃一惊，四匹马箭一样的往前冲，路前边还有两挂马车。这挂马车在一个最不该“毛”的地方出了事，眼看就要撞在前边的车上啦！修在低洼地里的公路很窄，且两边都是深沟。
“孙建达！你他妈的还不跳！”我只来得及喊这么一句，四匹马已斜刺里冲下了沟。马车立刻翻过来砸在沟底，溅起一大片积雪好像炸弹爆炸。“轰！”
赵平坐在另一挂马车上看得一清二楚。孙建达赶的马车狂奔过来他毫无办法。眼瞅着马车被带下了沟翻掉。赵平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他连滚带爬地跳下马车，一时竟不敢过去看看。他觉得孙建达和我或许已经成了死人。这个念头让他有些毛骨悚然。前边两挂马车差一点也毛起来，“皮皮”揪着辕马大喊赵平去揪“里套”。赵平只是愣愣地朝马车翻了的地方一步步走过去。
我在车翻的一刹那顺着惯性飞了出去，狠狠地一头扎在地上，一下子晕了过去！孙建达被卷在了车下边。赵平冲下沟最先看见的是孙建达的一张划破了的，流血的大脸。孙建达也处于昏迷状态，嘴半张，眼半睁，看不见黑眼珠。
“怎么办呀？”赵平失声，伸手去摸孙建达的脸。大脸忽然一下子扭动起来，并发出声音，“哎哟，哎哟！快让我出去。我压在下边了。我的一只胳膊动不了！”孙建达醒过来便乱喊乱叫。赵平再定睛一看，孙建达只是小半个身子被压在车下，确切地说，仅仅一个胳膊被挤住。孙建达摔下去的位置很巧，一车木头并没有真正砸到他，脸是被树枝划破的。倒是我摔得有些瘟头瘟脑。赵平过来时，我跪在地上直说：“这是哪儿呀？”
大车队的人们带住自己车上的马后，纷纷跑了过来，先用两根大木头做橇杠把车橇起来，拖出了孙建达。大家看看两人没什么事，都松口气。下一步是收拾翻了的车。说来也怪，现在四匹马都一动不动。前边三匹低头站着，后边的辕马四脚朝天也是静静地躺着。是不是知道自己闯祸不小？
老板子们处理翻车很干练，先用刀子割断了马肚带，把仰面朝天的辕马带了出来，然后大夥喊着号子把大车翻过来，最后把四匹马重新套好，空车赶上了公路。
“不要紧吧？”老赵问问。我和孙建达都说没事。“没事就好！咱们上路！今天刮‘大烟泡’，咱们得加小心啦！”
大车队继续前进，鞭子甩得震响。那几个老农工越发地显得威风凛凛，什么都不在乎的劲头。风雪中个个坐得笔直，挺着鞭子。孙建达和我坐在空车上，无精打采地跟在车队的最后面。按阶级斗争的说法，这回“阶级敌人”占了上风。要不他们怎么好像很得意？咳！谁尽琢磨这个呀？不过车老板子们确实在显示：我们什么没见过？
……
呵，这些赶马车的往事一晃都过去三十多年了，一切、一切仍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