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转变要加快

年届七旬的农村老人付达信，以故意“抢劫入狱”的极端方式，解决了“两年没吃过肉”的生活困难，也暂时解决了养老问题。

和前几起因“入狱求医”而引起舆论关注的案件一样，“老汉抢劫为养老”的新闻曝出后，人们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欧·亨利笔下的流浪汉索比。只是这一次，年轻的“索比”变成了年老的“索比”，医疗保障问题也变成了农村养老问题。这一切，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周围，但读来多少有点像黑色幽默。

当然，它之所以能成为新闻，说明类似案件也没有普遍到随处可见；而与此同时，它能引起广泛同情，又说明导致“老索比”入狱自救的原因：农村人的养老问题无处不在，当引起更多的关注。

鲜有人会为了追求幸福而求进监狱。所以，面对“去监狱，还是去养老院？”这个问题时，在同样可选择的条件下，“老索比”们显然乐意去后一个地方。不幸的是，在自由与温饱之间，付老汉别无选择———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放弃自由。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觉悟。孔子早先也讲过：“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遗憾的是，几千年来这些话通常被束于道德之高阁，却难以落实到政治层面彻底实施。至少在今日中国农村仍未摆脱这种局面。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养儿防老”。这也是农民多生孩子的最主要原因。显而易见，养儿防老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它主要靠道德伦理维系，却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因素，因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至于对农村五保户的照顾，虽然目前在一些地方做得还不错，有一些老人也住了地方政府办的敬老院，但就整体而言，农村养老还很难令人乐观。

必须承认的是，直至现在，诸如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养老保险等制度尽管在个别地方的农村实施了，但仍普遍适用于城镇居民。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治，农民在享受公共支出的分配上极不公平。农民遇到问题，更多是通过子女或者亲友间的互助来寻求解决，这也意味着当国家不给这些穷人“做加法”时，他们只能在熟人间互相“做减法”。许多穷困农民在自己的小生活圈子里，甚至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事实上，关于农村养老问题，中共十六大报告就已经提出：“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8年10月份，《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明确：“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

看来，今日中国正在试图从“养儿防老”、私力救济的传统社会，转型到“养政府防老”的现代公民社会。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再加上普遍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农村“老索比”们的养老难问题，还需要加快政策的落实力度，尽快做到农民养老不再靠儿女。

□秦关（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