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自动控制机构好像是机修班班长夏师傅的成果，但具体实现他这个设计，还是我们的这三位小师傅。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申请专利这么一说，我们看到这个灌瓶枪可以减轻灌瓶工的许多劳力，当然也想带回去，为武汉厂里的同事们做好事儿了。三位小师傅倒是一点儿也保守，给我们讲解这灌瓶枪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的自控机构的原理。
我被这精心设计的一环紧扣一环的机械联动机构所深深吸引，按三位师傅讲解的道理，用高中学到那些物理、力学知识还把各个部位所需要的力、压力、压强等都自己又推算了一遍，更加佩服设计者的机灵和周到。只是那时还没学过材料力学，不知道选择用什么样的材料，用多少材料。
或许，我对研究机械的兴趣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吧。在高中时，我的兴趣很广泛，物理，化学，中医中草药，土地测量，电工电线电路，收音机，无线电，铸造翻砂，。。等等，凡是学校里有的学工学农的项目，我几乎都很感兴趣。现在具体能接触到有现实意义的实际应用了，就更上劲儿了。
比如，灌瓶枪的主体就是一个由压缩空气来驱动的汽缸，我可以按厂里现有的压缩空气的压力来算出汽缸需要有多大直径才能达到能使灌瓶枪紧夹在煤气瓶口，在灌瓶过程中，还要克服液化气本身的压力，使灌瓶过程没有液化气漏出，能顺利灌瓶。这些在高中的物理课里都讲过。可这气缸盖用什么材料作，汽缸的缸壁厚度需要多少，则是需要材料力学的知识来解决的。
师傅们也没学过材料力学，但他们有经验，按他们工作中接触到的材料、物件，来进行选材。制造出来的第一把灌瓶枪，又苯又重，估计灌瓶工要是端着这样一个铁疙瘩干上一天的活儿，胳膊也得累得抬不起来了。但不管怎么说，它可以按所设想的那样动作了！第二次试制，采用了一个气动阀门，减小了灌瓶枪的体积和重量，但也有限。灌瓶枪的重量还是下降的不多。第三次试制是基于改进厂里压缩空气源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灌瓶枪的直径就可以减小，从而灌瓶枪的重量也就能降下来了。这也就是要厂子增加一台能产生高压力压缩空气的空压机，还要给灌瓶车间配置高压压缩空气管道；每个灌瓶台的地磅也要进行改造。总之那阵子，机修车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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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去北京生活，就是我们这样小青年也有不习惯的地方。
吃是最不习惯的。那时全国的粮油等食品还是计划供应，粮食是每月男的30斤，女的28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不够吃就得买高价油。肉、肥皂、酱油、豆制品等也都要票或是要用购买证来购买。一年一人有两丈布票，买衣服，不论内衣外衣，都要交布票，床单、蚊帐等也是要布票的。甚至连买吃饭用的瓷碗、热水瓶等也要凭证购买。
要在食堂搭伙，若户口不在厂里，除了要交粮票，还要交油票。在武汉，粮票可以买大米和面粉。出差了，厂里就发给我们全国粮票。这全国粮票和各省市的粮票还不一样，全国粮票里包含有油票了。可我们拿着全国粮票在北京用，就要按北京市的粮油供应规定使用。北京那时的粮票里还分粗粮票和细粮票，具体的比例我记不清楚了。粗粮票只能买棒子面，小米、高粱米之类的，细粮票才能买到白面、大米。我们把全国粮票交到北京煤气公司灌瓶厂的食堂，可那食堂供应的饭菜，我们都吃不惯。窝窝头，玉米饼，武汉的同事们开始吃时，新鲜，还能吃下去，后来就咽不下了。
我找我在北京的姥姥和老姨、表姐们，求他们给换些细粮票，我们自己去粮店买来大米。
小朱和小胡被分配成了管道钳工，即水暖工，来到北京煤气公司灌瓶厂培训，就在厂里的锅炉房跟着那儿的师傅学徒。他俩发现了那里的锅炉旁可以蒸东西，我们用家里给我们带零食的饭盒，放上大米和水，让他们在锅炉边上蒸。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发现，后来我们就不仅光是蒸饭，还买来茄子倭瓜什么的，也放到锅炉房去蒸，蒸出了花样了。
北京煤气公司灌瓶厂的工人们到了吃饭时间，看到我们这些“湖北佬”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做的饭菜也新鲜、好奇，我们就跟我们的师傅们互通有无，让他们尝我们的饭菜，他们也给我们尝上几口玉米面的饽饽。我记不得他们是否喜欢我们的饭菜了，可我倒是很爱吃玉米面加豆面的窝窝头的。（现在想起来还直流哈拉兹呢！）师傅们就可劲儿地让我吃。一个月下来，原来还算是苗条的我，就被师傅们称为“胖子”了。后来师傅们干脆就不叫我的名字，就叫我胖子了。再后来，不光师傅们叫我胖子，就是一同来实习的武汉的同事们也跟着叫我胖子了。
不过，我那时好像也没在意，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贝，我就是我。怎么叫，我还是我。若是现在，谁叫我胖子的话，我说不定还真会跟他起急呢！
其次，是语言的不习惯。北京话说起来，尤其是那些“儿”音较重的句子，我的武汉同事都听得一楞一愣的。我还能听懂，可也不能给他们一一做翻译呀。一开始，听不动也不好意思多问，师傅问起来，只能似懂非懂地点头、打哈哈。同样，我的那些武汉同事回答时，虽然是在憋着讲普通话，可也是武汉腔调的普通话，师傅们也未必全都能听懂。闹了几次误会后，大家才认真起来。后来，跟师傅们混熟了，也慢慢适应了他们北京话了，还跟着他们学上了北京土话呢。
我们这批徒工，年龄都在十八九岁左右，正是学知识、长身体的时候。也许是那时的营养不够，荷尔蒙还没有发育成熟，对异性，还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处在蒙蒙胧胧的状态中。
那时武汉的女孩子们觉得上厕所这件事儿很“私隐”，一般不好意思说出来，尤其不当着异性说。可在北京，这不过只是个人人都有生理想象，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干活儿时，我们要上厕所时，就悄悄地、尽量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一会儿；而师傅们要上厕所了，就大言不讳地跟我们说声：“我去去一号！”
双英尤其敏感，听到他们哪位说了这句话，脸马上就红，还跟小付吃吃地暗笑，弄得师傅们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我当时也觉得挺别扭的。心里说：“你上厕所，走你的人就是了，也用不着这么大声通知别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