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哎，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她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
听到这支歌，人们便想起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并同声称赞它是我国建国以来拍摄的优秀影片之一。
那么，这部电影的编剧是谁呢?是已故的赫哲族著名作家乌里定克·白辛同志。
乌里定克·白辛同志生前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文联专业作家，他于一九一九年生于吉林市。从青少年时代时，他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二十岁那年，携同女友高兰，从吉林到北京，与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取得联系，进行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一九四五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部队转战于东北、华北、中南和新疆等地。一九五○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曾立战功。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都把赫哲人当作剥削和压榨的对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统治，用赫哲族人民进行细菌试验，在配给的橡子面和饮水中放毒，致使原有三千来人的赫哲族人，到解放前夕，只剩下三百多人，濒于民族灭绝的悲惨境地。从这样一个弱小民族里，出现像乌里定克?白辛这样的革命作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完全归功于党的培养和关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蔑为“伪满人员”、“反党分子”、“特务”和“冒牌的赫哲族作家”，使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含冤死去。
这次我到哈尔滨，怀着对这位有才华、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崇敬心情，拜访了他的夫人高兰同志，请她谈谈乌里定克·白辛同志和他的文学创作的一生。我去的那天，她正躺在床上，发高烧。但她一见到我，就坐了起来。
这时，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热情地给我们递烟沏茶。高兰同志告诉我说：“这是我的二儿子徐景洲。”
“徐景洲?”怎么姓徐，我心里纳闷。但没有问什么。
高兰同志从病床上下来，洗了脸，梳了头发，准备向我们介绍乌里定克·白辛同志的情况。
我用商量的口气问她：“您身体不好，是否改日再谈呀?”
“你从那么远来，不容易；再说，谈起白辛，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啊!”她心情十分激动地说。
据省文联同志讲：“高兰同志是哈尔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哈尔滨话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她今年六十岁了，但谈吐谦和大方，具有表演艺术家所特有的风度和气质，她好像进入了自己的角色似的，开始讲了：“白辛祖籍在乌苏里江支流毕拉河畔红石砬子村，他曾祖父乌里定克·苏清阿是向清朝政府进贡貂皮的佐领，在十七世纪中叶随满洲镶红旗，和其他几个氏族一起迁往吉林市西郊果木园子街居住。白辛高中毕业后，他父亲就让他到沈阳经学院念佛学，可是白辛背着父亲考了一个话剧团的研究生，所谓研究生，就是试验演员。我那时就在那个剧团里演戏。这样我们俩就开始同台演戏，第一个戏是《雷雨》，我演四凤，他演鲁大海。这时候已是‘九·一八’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不少有志气的、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纷纷走向社会，投奔革命。白辛也不甘心落后，以去北京上学为名，领着我离开剧团进关了。到了北京，我们就找共产党，天天到西山、香山，挟着报纸、杂志，从早到晚，站在桥头，坐在树下，好像有谁来找你似的，那时候就这样幼稚。这期间，白辛写了不少诗歌，有一首题目叫《九月之歌》，写的是一个农民老大爷对他小孙子说的话，意思是：九月是丰收的季节，小孙子看了这金黄金黄的庄稼很高兴。但爷爷告诉他，别忘了，这是九月，即便庄稼长得好，也不要忘了‘九·一八’耻辱啊!还有一首《南行草》，其中有这么几句：‘南行草，南行草，往南走，寻找一种什么草。’表达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寻找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我问：“那你们找到共产党了没有?”
“找到了。”高兰同志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接着说：“那是以后的事儿了，这时我们已经结婚了，从北京回到了吉林。白辛为了进行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自己创办了一个教师业余剧团，他自编自演。第一个演的剧是《深渊》，接着又演了根据苏联小说《吃耳光的人》改编的多幕话剧《台后》。这两个剧的演出效果很好，轰动了整个吉林市，结果日本宪兵发现了，剧团被封了，白辛也上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白辛经常到同学家避难，在同学家中认识了一个姓郑的人。不久，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末，她郑的办了一个读书会，组织我们去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来他是从延安来的。从此，白辛整天跟他在一起，办起《前进报》、《轻骑报》等油印刊物，宣传希特勒快垮台了，苏联红军快来了，小日本快完蛋了，我们快被解放了。他有时很晚很晚才回来，但每次回家时心情都那么振奋，好像他心里有说不完的新事和喜悦。他已经找到共产党了，是地下党员。”
突然有人敲门，打断了她的话，我回头一看，从外面走进来一个背着红十字药包的姑娘。高兰同志告诉我说：“她是话剧院的医生，给我打针来了。”
我趁着打针的功夫，把高兰同志的住室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是一个分内外两间的极普通的房子，房外是闹市，喧哗和躁音清晰地传入屋里。屋内没有一样可称得上著名作家的夫人、一个表演艺术家用的豪华考究的陈设，除了刚才高兰同志躺着的睡床和放衣服的皮箱、一对沙发，连个像样的书架都没有，更看不到乌里定克?白辛同志生前读过的书和写下的著作了。
高兰同志打完针，给我们倒了一杯热茶，说：“你都看了吧，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人都没有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她叹了口气，用手指着说：“只有那件东西还在，那是白辛生前最喜欢的一种花。“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它被摔坏了，可是我现在又把它找回来了，重新养了起来。”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在靠窗户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盆花，暖洋洋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洒在花朵上，鲜红色的花瓣润泽透明，散发着一股清淡的香气，悲翠似的吐片上闪着晶莹的水珠。我仿佛感到花瓣在抖动，枝叶在伸展。
医生走了。高兰同志接着说：“不久，东北解放了，白辛搞群众工作。接着成立了吉林市文工团。地委决定把文工团交给部队。到了部队他仍搞宣传队和文工团的工作。这时赶上了一九四六年的大撤退，指导员传达命令：要全线撤退。我到部队时，没有带孩子，把大孩子留在家里了，可是这时我又怀了老二，组织上给我两个介绍信，一个是到满洲里的，一个是到图门江的。你瞧，这撤退多大，过了满洲里就是苏联，过了图门江就是朝鲜。白辛我们俩商量之后，就回到吉林，带上大孩子，怀着老二，坐上车过了江桥，火车刚过，江桥就被敌机炸毁了。白辛忙着回部队了，我继续坐火车到了敦化，领导又让我去延吉，在一个陆军医院生了老二，然后又匆匆忙忙回到了部队。”
我问：“这期间乌里定克·白辛同志写过东西没有?”
“写过很多东西，而且是他创作上的转折点。如小歌剧《送饭》和《好班长》。其中《送饭》是受《兄妹开荒》的启发而写的，歌颂了军民鱼水关系。后来，他又写了《郭老太太杀鸡》、《张平之死》、《马玉惨案》、《土地是我们的》和《四海为家》等剧本，其中比较红的是《郭老太太杀鸡》，这个剧也是写军民关系的。”
“乌里定克·白辛同志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电影剧本的?”我又问。
“一九五○年，他赴朝鲜战场，除了写些歌词、短诗、特写和报告文学之外，开始写电影剧本《为和平而战》，可惜的是刚刚写完，还没有来得及给电影制片厂寄去，在一次战斗中就被敌机炸得一字无存。以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把他调回北京当编剧，派他到新疆、西藏，深入生活。这期间他编导了《在帕米尔高原上》、《雪山巡逻兵》、《风雪昆仑驼铃声》、《勾格尔王的遗迹》和《伞兵生活》等艺术纪录片，其中《在帕米尔高原上》和《勾格尔王的遗迹》分别获得了中央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影响片二等奖和三等奖。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探险中，从马上摔下来，得了脑震荡，治疗期间，他根据在新疆的一段生活，写了电影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在全国放映后，受到了好评。”
真巧，就在这时，江上俱乐部的广播喇叭播出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哎，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她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为什么这样鲜；
哎，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她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高兰同志听了这支歌，更加激动起来，打着手势，指着白辛同志生前最喜欢的那盆花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有了阳光，有了雨露，有了肥沃的土壤；白辛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的好作品，因为受到了党的关怀，人民的哺育，亲身经历过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对边防战士，对边疆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他才写出了《冰山上的来客》这样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冰山上的来客》和他后来写的《赫哲人的婚礼》哪一个更好呢?”
“《冰山上的来客》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所以影响比较大，但从艺术角度来看，还是《赫哲人的婚礼》更成功一些，它能代表白辛一生的文学创作。我们从北京调到哈尔滨以后，白辛参加了大型纪录影片《祖国东北》的编导工作，走遍了东北各地，特别是他到了乌苏里江畔赫哲族居住地区之后，亲眼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巨大变化，他十分激动，决心写一部反映赫哲族人民怎样从几乎灭种绝户到繁荣兴旺的歌剧或电影。不久，他就到赫哲族人民中间深入生活，同赫哲族渔民谈心，交朋友。他接触群众是有办法的，把酒瓶一放，就同渔民边喝酒边聊天，再加上他那土里土气的样子，渔民们愿意跟他接近，愿意给他讲心里话，给他唱赫哲族民歌和依玛堪。这使他更深刻地了解到：赫哲族不仅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且也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是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曾多次给沙俄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同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参加抗日联军；有的人积极支援抗日斗争，掩护抗联战士，为抗联运送了弹和粮食。白辛把赫哲族人民的整个历史系统地了解后，就着手写了歌剧《赫哲人的婚礼》(后又改成电影)。他通过描写乌定克和阿尔姑尼亚、包桔和库尔卡玛、金星和喜凤三对情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婚礼，反映了赫哲族人民的苦难过去——他们举行的婚礼，实际上就是举行葬礼；迎亲的人们，实际上就是送葬的人们。那时候，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灭种绝户的地步。只有共产党派来游击队员许望云同志探望这个苦难深重的赫哲族兄弟，又给他们送来了‘自由之乡里的金色的种子’，送来了‘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赫哲人这才度过了漫么的黑夜，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清晨。白辛写这个歌剧的时候，正是盛夏，天气炎热，他只好坐在澡盆里，一边擦汗，一边写作，只用了二十多天，就写成了。从这个剧本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民族、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以火一般的热情，用诗一般的语言，采取依玛堪的表现形式，从过去唱到今天，从地狱唱到天堂，纵情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纵情歌颂了自己民族的再生和兴旺。”
我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个剧本我看过，确实写得好!”
高兰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后来，白辛又写了《印度来的情人》和《映山红》，但这两个剧本，有点脱离现实，失去了他原来的朴素感人的风格。一九六六年春，他从广播里含着眼泪听完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后，只用了一个星期，写出了歌剧《焦裕禄》，并深有感触地说：‘今后还是多写些英雄模范人物吧，别扯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了。’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走过的一段弯路。”
我又问：“据说乌里定克?白辛同志不仅是个作家，而且也是个旅行家?”
“对，他从帕米尔高原起，越过昆仑山、冈底斯山，跋涉无人区，直到喜玛拉雅山，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西南和西北。那些日子，他天天给我来信，每封信都是很好的游记、探险记，我都给他保存了的，但抄家的时候，都被抄走了，烧掉了。他著的《从昆仑到喜玛拉雅》这本游记，不仅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而且富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
“你们有几个孩子?”
“三个儿子，老大叫白一、老二叫徐景洲、老三叫高原。”高兰同志说到这儿，看了我一眼：“你奇怪了吧?我这三个孩子三个姓，老大随他爸爸，叫白一；老三随我，叫高原；老三随他养父，叫徐景洲。噢，我刚才忘了，没把老二的事讲清楚，就是那一九四六年的大撤退时，我把老二生下后，为了赶上部队，把他留在一个老乡家里，上前线了。可是，战争打定了，我们胜利了，老二就找不到了，直到前年才找到的。”
“那他现在和您一起过吗?”
“没有，他和他的养父养母一起过，这次我病了，他哥他弟都不在，他就来照顾我了。”
我笑着和老二点了点头，心想：在全国这类事太多了。可惜乌里定克·白辛同志竟没有看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
我从高兰同志那里告辞出来，走出老远，但刚才访问的一切——从青少年时代起，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把一切献给党的文学事业的赫哲族著名作家乌里定克·白辛同志的一生，像彩色电影的镜头那样一个个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都悦耳动听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