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原来是痴人一梦
学期末提拨了一位调来不久的政治教员齐辉任副教导主任，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教导工作的领导力量。齐辉是党员，将近40岁的老处女。1951年我曾和她见过面。那是四中校长沈长虹请我去给四中的老师们介绍苏联的五级记分制和五段教学法，她当时是四中的教导主任，因此有一面之缘。后来听说她和沈校长不和，被调出四中。她到山东师范学院去进修两年。回青岛后市立各中学的校长对于这位惯于惹是生非的女同志均有戒心，不敢接纳，教育局就把她送到铁中来当政治教员。路局教育处审查她的档案：党员，大学学历，有教导主任的资历，自然是提拔的最佳人选了，于是齐辉就顺理成章的提拔为副教导主任。
当时我很高兴，教导处兴旺发达了，增加人员就是增加力量，何况还是位党员。齐辉是支部的组织委员，我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解决我几年来的入党愿望。于是我约她谈心。
那是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们在校院里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坐在台阶上，我谈出了我的愿望。齐辉听完之后，首先给我讲革命者要“过五关”，第五关是“委屈关”。其实这“过五关”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当然我还是要洗耳恭听。她特别讲了一个受委屈的故事，说的是中央的一个干部在根据地的某处，由于当地干部不了解他的身份，对他很不信任，而且用极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这位领导同志很有涵养，经得起委屈，不声不响，埋头苦干，受了一年多的委屈，直到中央派人来接他，当地干部才发现委屈了一个领导同志。我静静地听着，却不明白她为什么向我讲这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若干年后我才听说那个“中央干部”是她的初恋情人，由于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引起当地干部的不满，才对那个中央干部有过不公正的待遇。至于她为什么要向我讲这个故事呢？我想大概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倾诉吧，对于她来说，那一定是她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
接下来齐辉就讲到她自己的委屈，她说：“在根据地我就是个小领导，在我领导下的好几个干部入城以后都上去了，有一个都当了市妇联的委员了，和市里的领导在一起。因为我有文化，一入城就派到四中去任教导主任。为了做好党的教育工作，我主动要求到师院去进修，进修回来后反而降成教员了！这不，刚刚提起来，当了一名小小的副主任。我又没犯错误，越干越出溜，要不是受了党的多年教育，这还不把人气死？”听到这儿我有些明白了，这是一种“水满自溢”的心理，她是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有的人恨不得对着墙也要吼几声。今天她遇见了我，权且把我当作一堵墙了。同时我也觉察到她居于我这个非党干部之下是十分不甘心的，有意向我炫耀她昔日的辉煌来压压我。其实我不敢小看她，因为她是党员。我却也难高看她，因为她教政治课的两个高一班都曾派代表来向我反映过情况，说：“齐主任讲课我们越听越糊涂。”希望我去听听课。我很为难，如果这事发生在一般教师身上，我可以去听课，也可以帮助他备课。但齐辉是老党员，也是一位主任，要照顾她的面子，维护她的威信，我只能尽量说服学生，我说：“要尊重这位老党员，她的斗争历史长，觉悟程度高，连我也要向她学习，她教政治课是不会有问题的，听不懂就多向她请教，理解不深，就多和她讨论。多和她接近，对你们的进步一定大有帮助。”我告诉那几个代表：一定要维护齐主任的威信，多向同学们做些解释。我只能这样处理了。有了这种印象我就不可能对她产生敬佩感。
最后她终于把话题引到我的身上来了。她说：“你的愿望和积极性都是好的，不过还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总还是有污点的嘛！应该挖掘自己的原始思想，自己应该负哪些责任？”
我听到这里既惊骇又愤怒，她所指的“污点”不就是我未成年时被迫集体填过的那张表格吗？我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又能负什么责任？我的原始思想是遭受了一次“政治强奸”，还让我挖掘什么？如果她齐辉也是当时榆中的一个学生，她能不填？一个被强奸的少女是不是应该为被强奸负责？可以把《白毛女》里的喜儿看成是黄世仁的姘头吗？在封建时代的贞操观的绞杀下，被强奸的女人只有自杀的一条路，难道现在的革命队伍也用这样的“政治贞操观”来看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吗？辩证唯物论教育我们要“全面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为什么不看我的全部历史？为什么不看我16岁以后的思想发展趋势？而抓住未成年时强加给我的“污点”不放而否定一切呢？这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
我很想乒乒乓乓地把这些想法统统抛给她，但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我悟到这不是她个人的看法，是党组织对我的看法。我联想到在革大的时候宗和一入校就被接受入团了，为什么没有吸收我？为什么济南技校的党员干部们和我保持着距离？而且我估计到我的问题不仅影响了我，也株连了宗和，她在刚到青岛的时候就被吸收参加了党训班的学习，那应该是入党的前奏了，为什么时间过去了四五年，党和她的距离似乎是越离越远了呢？在她的家庭成员中，她是第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他的二哥、两个侄子和一个外甥相继入了党，只有她还被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如果不是受我的影响，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后悔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主动去交代一件自己从来不承认的事，一件连国民党也不肯承认的事，一件熟悉我的朋友、同事、妻子都不知道的事，一件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事！这种愚蠢殃及自身是自做自受，祸及宗和就实在是罪过了！这就是我的“忠诚”的代价！
齐辉在最后向我摊出底牌来，她说：“其实当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也很好嘛！”我明白这是“组织结论”。我的一厢情愿的痴梦应该清醒了。
我逐渐发现齐辉不愿意和我合作，有时甚至在拆我的台。譬如在行政干部会上决定由我主持的会议，她不仅不肯参加，而且要叫走一两个教师去谈话；我按学校工作计划布置下去的工作，她不配合，有时还另搞一套，事前不和我商量，事后也不通气，致使教导工作出现了“双轨制”，有的老师跑来问我：“叫我们听谁的？”我只好说：“你们完成学校计划的同时也兼顾齐主任布置的工作。”我无法干预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嘛！
济南路局教育处处长徐智清突然到学校来视察，召开了行政干部会议，会上徐智清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同样都是党的干部，干部有职有权，副职是正职的助手，副职必须服从正职的领导，帮助正职完成任务……”我这才知道徐处长是特意来解决我和齐辉之间的矛盾的。必然是两位校长发现了我们之间的不和谐，他们在无奈中只好请上级来处理。我很感激领导上这种公正的态度和良苦用心。我不敢奢望齐辉服从我，但求她不掣肘，我就心满意足了。
会议上徐智清还特别表扬了我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等等，显然是为了给我撑腰打气，压压齐辉的气焰。
此后齐辉不再另搞一套了，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僵硬了，大概她以为是我向徐处长告了她的状吧！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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