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发配农村
1966年12月一个阴沉沉，冷溲溲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男孩随红卫兵串联到青海去了）被押解着登上了遣返的征途。押解我们的人，是铁二小的一名教师刘玉民，目的地是宗和的老家——河北省沧州地区肃宁县齐庄公社骆屯大队。
青岛火车站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推来拥去的人群中，大多数是穿绿军装、戴绿军帽、配戴“红卫兵”袖章的男女青年学生。这是来自全国各地和奔向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进行全国大串连。他们是造反的急先锋，是革命的主力军。“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他们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轻易地揪出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更是可以彪炳千古的，因而得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亲自接见。全国各地都在隆重地接待着这些小英雄，因此火车站就变成了红卫兵的世界。
我们是凭着铁路免票证得以先进站、先登车，因此每个人能得到一个座位。刚坐定，如潮的红卫兵和庞杂的旅客毫无秩序地拥进车厢，立刻车厢里已经是人挨人，人挤人，水泄不通了。厕所里，走道上塞满了人，连头顶的行李架上也坐着人，座椅下的脚边也躺着人。沿途每到一站停车时，下车的旅客只能从窗口钻出去，上车的旅客也只能从窗口塞进来。车厢里弥漫着浓烈的烟臭、汗臭、口臭等混合起来的恶臭，熏得人胸闷、气促，烦躁不安。显然是严重缺氧的缘故。
本来这是一列直达北京的特快车，由于各站都有上下车的红卫兵，不能正点运行，早已变成特慢车了。到达德州后，不知是什么缘故不再往前开了，北上的旅客必须换车。已经是深夜了，换乘的车竟然是运载牲口的“马笼子闷罐车”，没有照明设备。我们互相拉扯帮扶着摸上车去，席地而坐。大铁门一关，伸手不见五指。好在旅客不太多，不拥挤。其中红卫兵不少，革命激情昂扬，此起彼伏地唱起了“社会主义就是好！”“下定快心，不怕牺牲！”“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歌声绵延不断，破除了“闷罐车”里的沉闷气氛。
黎明到达沧州，沧州到肃宁还有180里的路程。我们托运的行李要在两天后才能到达沧州。我们理应在沧州等两天，但是刘玉明却不肯稍待，逼着我们到汽车站去乘汽车去肃宁，我们说：“行李还没有到，我们走了怎么办？”他蛮不讲理地说：“到时候你们来取呀！”我们说：“天寒地冻，没有行李，我们到了农村怎么过？况且再来取行李，我们也没有力量负担这来往的运费！”他眼睛一瞪说：“没钱？在沧州站上拍卖行李。”现在是狼驱赶羊，有什么情理可讲！按规定：遣送单位要负责遣返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包括运送行李在内。
去肃宁的长途汽车居然不是篷车，也像抗战时期一样。是载货的卡车，人坐在码得高高的货物上。我们从温暖的海滨来，冬装还没有上身，只穿着单薄的绒衣，迎着河北平原上凛冽的朔风，战栗在彻骨的严寒里，熬煎了两个多小时。
汽车到达肃宁，在南关的车站下车。县城很小，冷清而荒凉，穿城而过，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走上了城北的崎岖不平的土公路。路面被大车碾出深深的车辙。公路两侧大约每隔
极目望去，周围都是收过庄稼的光秃秃的田野，一片干枯，一片荒凉。
徒步10华里，才驱散了身上的寒意。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村庄，一条算是“街”的东西通道，两侧是高矮不一的平顶房屋，显得古旧、苍老、颓败。刘玉民把我们送到路北一个残破的大门洞旁边的平房，这是一间不住人的、满是尘土的空屋，临街开着一张窗棂很密没有糊纸的窗户。刘玉民叫我们在这里稍等，他去找干部。
我问宗和：“这是什么村？是你老家吗？”她摇头说：“我也弄不清，不像是骆屯。”她向窗外了望，想要找到她记忆中的老家的某些特征，却是枉然！经过了30年啊！这是风雨飘摇的30年，经历了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扫荡和反扫荡，然后是解放、土改、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共产风”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这个贫瘠的小村庄在疾风暴雨的剥蚀中早已面目全非了！
街上走过来一小群拾柴火的孩子，一个个猴瘦猴瘦，每人背着一只筐，筐头里多多少少装着些柴草，全是一个姿势，哈着腰，撅着屁股抵住筐头。穿得破破烂烂，光着黑脚丫儿，趿拉着露脚趾的破鞋。孩子们看见我们，就停下脚步，用惊异的目光瞅着我们，好像看见了外星人。宗和叹道：“没想到穷到这般光景！我离开老家时决不是这个样子。”她走出去摸着一个大点儿的孩子的头问：“这是哪村？”孩子答道：“骆屯。”宗和“啊”了一声，倒抽了一口冷气，吃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她和我都以为这是齐庄，我们想像着：应该先到公社，再到大队。她又向街两头张望了一阵子，才喃喃地说：“真是想不到啊！解放了这么多年，怎么反而变成了这个样子！”
刘玉明和一个高个儿歪脖子干部来了，他介绍说：“这是大队长张春林同志。”也向张春林介绍了我们，然后就伸出手来和张春林握手告别，扬长而去。他就这样草草地把我们丢在荒村里一走了之，像丢弃了一包垃圾一样，连头都不回一下！
张春林，40多岁，四方脸，浓眉大眼，膀大腰圆，显得很健壮，只是头向一边歪，想必是胎带的伤残。态度平和，对我们说：“你们再等一会儿，我去安排安排。”说着，就急匆匆地走了。
不多一会儿，张春林和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走进来，那个小老头儿一见宗和就笑容可掬地叫了一声：“三姐！”我听着很诧异，看样子他比宗和至少大10岁，怎么反而管宗和叫“姐”呢？宗和也先是一愣，不过她反应极快，笑着说：“是篮子弟吧？”被称作“篮子弟”的连忙说：“是啊。这位是三姐夫吧？”他转过脸来打量着我问。宗和道：“就是。”接着向我介绍了篮子，对小滢说：“快叫篮舅！”小滢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篮舅！”
篮子穿一件露棉花的褪了色的黑不黑灰不灰的土布旧棉袄，大概是纽襻儿都坏了，没有结纽扣，半敞着怀，抄着手揽住底襟，露着赤裸的长脖子和胸脯。头上戴一顶磨光了毛的破皮帽子，趿拉着破毡鞋，一望而知日子过得过于艰难。
在青岛议论遣返的时候，宗和就向我简单地介绍了老家可能有的几个亲属。宗和有三个亲哥哥，大哥、二哥两家早就定居北京了，三哥留在家乡。抗日战争初期，三哥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大概是1939年，他奉命到保定采购物资，被日本特务发现，牺牲在日本宪兵队里了。三嫂带着他的二儿子义山一直留在老家，她的大儿子名山由二哥抚养长大，解放后入革大学习，被分配到太原外贸工作。所以现在老家最亲的亲人就是孀居多年的三嫂和侄子义山了。堂弟兄则是他叔父的三个儿子，老二定居天津，老家有大哥名发的一家和三弟叫篮子的一家。现在首先见到的就是这位篮子。
张春林对我们说：“你们先住在篮叔家里吧！等以后再安排。”篮子热情地说：“我一听说三姐和姐夫回来，和家里的就决定请你们住我家。”
张春林走了，篮子领着我们到他家来。
大门宽敞高大，门洞很深，显得古旧，残破，年久失修，当年可能是很气派的。此地把这种形式的大门称作“梢门”，也许是“韶门”读讹了吧。梢门旁有耳房，院子纵深，中间拦了一堵墙，开了一张小门，把院子分为前后两进。后院正房三大间北屋，西厢房两间，都是平顶砖房。东边是一道墙，宗和告诉我：墙东边就是她家的老宅子。
河北平原上农村的房屋都是平顶。利用屋顶作为晾晒农作物的小场地，大概是因为人口密度大，耕地少，不得不充分利用屋顶的缘故吧！
我们刚跨进二门，那位三弟妹就笑嘻嘻地迎了出来，一迭声地叫着：“三姐、三姐夫。”她一边叫着，一边在结大襟上的纽扣，显然是仓促中从柜里扯出一件皱皱巴巴的蓝布褂子刚罩在身上。她拍着巴掌说：“快家来吧！一听说你们回来，我就跟你兄弟说：快叫三姐和三姐夫来咱家住，咱不管谁管？”小滢叫了一声“三妗子！”她乐得拉住小滢的手夸道：“吆，这是小外甥女呀，真俊！”这小女人的嘴很乖巧，话多，既殷勤又周到。我看着她，竟想起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来，真是“滴水不漏”！在她面前篮子就显得木讷憨厚了。
屋里凌乱而肮脏，处处显露出贫穷、寒酸的景象来。
乍听当地人讲话，怪怪的，吐字和语调都带拐弯儿，好像是加了“装饰音”，像唱歌，像鸟叫，富有音乐的韵味。平日觉得宗和的乡音就很浓，现在比较起来，她的话早已失去原味了。
宗和问及家里的生活情况，篮子淡淡地说：“凑合着过呗，谁家的日子不是过得紧巴巴的。生产上不去，打不出粮食来，队里分的粮食往往不够吃。只有那些外援户（指家里有人在外地工作，可以资助家庭的人家）的日子好过一些。有的人家到冬天就出去讨饭，我家倒还没到那种地步。”我听着脊梁上直冒凉气。
篮子有子女五人，大女儿嫁到东北去了，二女儿在队里干活儿，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小女儿都上学。劳力少，人口多，困难是不言而喻的。篮子家的（这里对已婚妇女的称谓与《红楼梦》里的一样，称‘XX家的’。为了方便叙述，我只好入乡随俗了。）是一位聪明能干、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向我们介绍了村里的情况，也替我们出谋划策。她说：“春林虽说是大队长，现在权不在他手里，村里有一帮人掌权，咱货哥是一个，他说话挺管用的，还有一个叫老白的，姓张，是个嘎杂子，好发坏，别招惹他。你们来了，该先去拜访拜访货哥，他是咱骆家人，总能有个照顾。”
经篮子家的指点，当天晚上，宗和就领着我到那位“货哥”家里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此人60多岁，身子依然硬朗，显得精明老练。态度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保持了他的尊严，也不使我们难堪，可谓恰倒好处。谈话只谈家长里短，不涉及我们在外边的情况，也不谈村里的事务和当前的形势。胸有城府，颇谙权术。嗣后宗和介绍了她对这位“货哥”所了解的一些过去的情况。他的大名叫老生，因为是“老生子”的缘故，被父母惯得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是村里人很瞧不起的小流氓，二流子。他参加革命早，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曾在县里当过干部，现在告老还乡，自然就成为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人们背后还称他作“洋货”，村里人把不值得尊重的人的名字上冠以“洋”字，以示轻蔑。篮子和他大哥发两弟兄不和，两妯娌常打架，哥儿俩又都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所以他们也都赚了个“洋”字，人们背后称他们为“洋发”、“洋篮”。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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