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之交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三国演义”，先是明朝灭亡，之后李自成的大顺覆灭，最终由清朝一统中国。其中说法很多，但有不少谎言，本人特别要揭露被人忽略的一个现象：儒林人士应该为明朝灭亡应该负有的重大责任。为了说明问题，文末附有北宋和南宋灭亡的文章。归纳起来，宋明两朝的灭亡都有标榜“舍身取义”的儒林人士的责任，儒教鼓吹“战”就是英雄，但他们却是让别人去战，让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明哲保身”，儒教有时是误国害民的毒药。儒教非但不承认自己的罪过，反而篡改历史，制造“奸臣”和“英雄”，继续歌颂儒教的伟大光荣正确，被诬蔑的有崇祯，宋高宗，秦桧，张邦昌等等；伪造的神话是岳飞，袁崇焕，史可法。
明思宗朱由检（ 1611 年 2 月 6 日 — 1644 年 4 月 25 日 ），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十八岁即位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 (1628 年 ) 十一月，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 1627 年）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一。史学家对崇祯的评价：明朝灭亡因为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和士大夫无关
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企图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史》评价思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清张廷玉在《明史 . 流贼传》：“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二。崇祯死前斥责士大夫
崇祯十七年（ 1644 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
“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在大臣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时年 33 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
李自成：“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也同意崇祯的观点：“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崇祯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陪同，“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李自成的大顺进京后如何呢？
三。明朝的儒教仕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群
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著”等事疏】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张正声《二素纪事》】。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1644 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九十二页】
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文人如此，军官也好不了多少：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四。康熙说了公道话
清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雠，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雠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因祖之雠，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高宗赵构）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雠，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雠，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陈新甲（？－ 1642 年），明末崇祯帝的重臣。万历年间举人，任定州、知州知县。崇祯元年（ 1628 年），入刑部员外郎。崇祯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三年官至兵部尚书。有魄力，起用傅宗龙、孙传庭等人。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大败，洪承畴降清，言官皆弹劾新甲之失，新甲乞罢不许。崇祯密召他主持议和，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塘报》，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塘报，又称《提塘报》、《驿报》，明朝的新闻传播工具，类似于宋代的《省探》，可用于向内阁反映战情，另外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并请求增援。明代朱国祯在《涌潼小品》卷 12 解释：“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该称塘报。塘之取义，未解所谓，其说亦不著。阅马塍《艺花记》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欤？”例如“东江塘报”即由当年的援辽都司毛文龙撰写，用来提供皮岛军情，后由其子毛钰收集。近代学者戈公振最早注意到塘报的存在，他说：“兵部车驾司，于东华门左近，设两机关：一曰马馆，专司夫马；一曰捷报处，收发来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职 16 员，驻扎各省会，归按察使司管辖，经管该处直接寄京之文报，名曰‘提塘’。此‘塘报’名称之所由来也”。关于晚明的塘报，可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书。
东江塘报的真实性还表现在它不光报捷，也报败，还报误。例如：
“……行至火阴沟，冲遇大队要往江来达贼，遂将王一登围砍许久，……并阵亡守备将士王守羔等官兵 200 余名。……”（天启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塘报）
“……参将王辅身先士卒，往起突围，奔救官兵，三换战马，身被重伤，与红旗有机李良梅、都司石成玉等，千总李友柏等，把总张可新等，并官兵康守义等 2400 余员名，俱皆阵亡。又有阵内突出溃散官兵 3000 余员名，俱各回营。……”（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塘报）
“……本月十一日夜将二更，人皆未睡，忽听巡卒叫唤，黄都司房上火起，随即奔救，草房火大，飓风骤至，火毯乱滚，工落处随烧，势难近救。其府前各囤米粮，烧毁一空，当查被烧客店兵房 500 余间，前山下草房两间，内贮铁盔 137 顶，铁甲 201 领，牛皮 46 张，弓角面 164 副，箭杆 9 大捆，翎毛 1 包，白藤 1 捆，尽毁无存。……”（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塘报），但是，塘报并非完全准确，陈新甲就是被其害死的。
金国无意灭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战争，于是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扶持了刘豫的伪齐政权，作为缓冲。后来，金国对刘豫不满，伪齐消失。伪齐政权的版图怎么办呢？金国有个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主张把伪齐政权的版图送给南宋，以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友好，顽颜昌真的这样做了，于是，金宋缔结友好条约，河南等地划归了南宋。顽颜昌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罕见的。金国当然有反对这种“金”奸卖国行为，此人就是金兀术，他杀了顽颜昌这个“金”奸，向宋朝开战，要把送出的土地夺回来。宋金之战开始。古代，北方军队野战强于南方，南方最好的办法是守城，据城而战。宋高宗当然不希望把吃进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战略就是防守战，无疑，高宗是正确的。但是，岳飞向来我行我素，先是不听命令援助友军，之后，不顾高宗命令要孤军北伐，结果失败。南宋把河南等地又还给了金国。也就是说，整个战争是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惹起来的，战争的结局南宋并没有吃亏，把便宜土地还给了金国，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学者们却歪曲历史，把岳飞无限夸大神话，把高宗说成个卖国贼似的，儒教学者们也鲜有人赞美一下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差点就攻陷开封汴梁；经邓广铭考证，根本不存在。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史学界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1188 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的故事，这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什么 500 破 10 万，什么 12 道金牌 ( 实际只有两道 ) ，都是编造的。朱仙镇大捷是假的，岳飞北伐的最大战斗就剩下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但这里面也有水分，可以证明的战绩：岳飞军杀金军只有 500 人，而金兵总人数在 10 万到 20 万之间，岳飞军自己损失多少却没有提，扣除岳飞军队占领各个空城的兵力，岳飞实际北伐的军力只有几万人，而且，岳飞的粮草被金军截断，又没有友军支援，只是岳飞在后撤的时候，友军刘琦救了岳飞一命。
金国不想消灭宋朝，蒙古也没有要灭宋的意图，但因为南宋狂热的爱国者不顾自己的实力，多次俘虏和杀害蒙古的外交使臣，蒙古震怒，才导致南宋的灭亡。北宋的灭亡也类似，北宋先是违背和辽的和约，与金联合灭辽，后来，北宋再次违背和约，收留辽国的大将，还要和辽联合灭金，金震怒，北宋灭亡。
后金和明朝的关系类似宋朝。本来后金不想入中原的，希望建立和约，但是因为塘报把，陈新甲害死了，再加上一些不知兵而言兵事，唱高调支持战争的大臣反对议和，明朝被李自成消灭。如果明朝和后金议和，明朝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创王李自成，如此，很可能明朝会持续下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狂热反对议和的大臣们，后来却争相投降清朝，儒教的舍生取义的信条是多么的虚伪，可怜的崇祯只好孤独上吊。
五。袁崇焕被杀不冤枉
三个主要人物：
袁崇焕， 1584-1630 年，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 1622 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1626 年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 1628 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毛文龙， 1579-1629 年，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 1605 年武科及第。后以朝鲜为根据地与清军对抗，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时在清朝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
清太宗， 1592 ─ 1643 年，姓爱新觉罗，名皇太极（亦作皇太子、黄台吉），军事家、政治家。满族，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在世时期，减轻农民负担，并迁都渖阳。 1636 年皇太极控制漠南蒙古后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和开国皇帝。他还诱使多疑的明思宗凌迟处死袁崇焕，为后来清朝灭明统一天下立下基础。皇太极病逝于 1643 年，年 52 岁。葬于渖阳昭陵（今渖阳市北陵公园北）。皇太极有不逊色于其父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有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
崇祯是杀了袁崇焕，但袁崇焕该杀。只是崇祯不该处袁崇焕以磔刑，千刀万剐，这有损皇帝的宽容仁慈形象，而京师百姓争抢着去嚼食他身上割下的肉以发泄愤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百姓并非不知道真相，实在是袁崇焕当真可恨。起初，崇祯重用他，“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帅蓟辽”。但袁崇焕犯下了很多大错。
1. 丧失消灭后金的最佳战机：皇太极兵力并不雄厚，根本无法和明朝对抗，在皇太极攻击明朝的附属国朝鲜的时候，袁崇焕可以攻击皇太极的东北老家，或者和朝鲜联合攻击皇太极的侵朝军队。但袁崇焕什么都没做，白白丢失了朝鲜，从此，朝鲜成了皇太极的一个基地。当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内乱，无法单独抵挡皇太极的狂攻 , 向明朝求救。“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朝廷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而袁崇焕不听命令，没有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崇焕再次违反命令，而且给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说，“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袁崇焕的满族兵十万守沈阳，完全是瞎扯，满族的全部兵力也不过八万多人，几次和与满族打仗的袁崇焕是清楚这些的， 1635 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 270 ，总计兵力为 81000 人； 1642 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 319 ，总计兵力为 95700 人，之前的军队人数更少。最后，袁崇焕还是出兵了，但只从他的七万兵力中，只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袁崇焕十分天真，在在皇太极攻击朝鲜的时候，他不积极出兵帮忙，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袁崇焕的想法是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想趁后金攻击朝鲜的时候抓紧时间修防御工事。实在缺乏远见，最终，朝鲜被征服了，明朝对后金的经济封锁破产了。而且，后金对明朝的进攻也多了选择，就是从海上进攻，不一定非要经过山海关。当年，在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举国之力相斗，而在后金进攻朝鲜的时候，因为袁崇焕的失误，导致朝鲜的丢失，以及后金的突然增大。就凭这一条，袁崇焕就该杀。
2. 袁崇焕被皇太极的议和之计耍弄： 在皇太极的兵力有限，无法多线作战，于是假装和明朝议和，袁崇焕上了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正暗中准备攻击朝鲜，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对于袁崇焕或皇太极来说都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皇太极开出的条件：每年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作为和好之礼；又以每年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换取大明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缎，三十万匹布的互市条件，皇太极的苛刻条件证明了其毫无诚意可言。
3. 同室操戈，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是为镇江大捷。 毛文龙据皮岛不停侵扰辽东诸地 , 并派人潜入满金 , 策反降满汉官 , 煸动辽民起事。巡视过东江军务的姜曰广说：“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袁崇焕也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而两年后袁杀毛之时，袁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兵部尚书王在晋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预谋的，杀毛后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袁崇焕策划了一个圈套，为了麻弊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 ( 毛 ) 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杀毛文龙，先改贡道，再禁海路，后断饷道，以发粮饷为名招毛文龙于双岛而杀之，明末吴国华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明朝政治上党争太残酷了。
袁崇焕不过是个不知兵的文人 , 狂修碉堡 , 等敌来攻 . 又不知敌从何处来攻 . 什么时候来攻 . 只好每处都分兵防御 . 造成敌暗我明的战争状态 . 供手放弃战场主动权 . 那有不吃败仗的道理？白白浪费有大明国力 . 自古文人带兵 , 都是不敢奋勇向前 , 寻找有利自己的战机 . 怕冒流矢之险 . 不敢运动歼敌 . 放弃全军的机动能力 . 退守石墙之后 . 说白了 , 就是少个 " 胆 " 字 . 要说明末辽东军事人物 . 首推毛人龙 . 东江镇越战越强 . 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 . 在战争中发展自己 , 还不停的削弱敌人 . 如果东江不崩溃 , 如果袁崇焕不乱修碉堡浪费国力 . 明朝本来可以有修养生息的机会 . 只要对后金保持这种战略态势 , 后金国力必然被拖垮 . 就算后金不垮 , 也不至于要抽调全国军力去巩固处处都被动挨打的宁锦防线 . 流寇也就不会成事 . 等明朝修养十年之后 . 必然可以灭了后金 .
《啸亭杂录》下 卷十 （ 清杨涟 著 ）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说毛人龙跟满族私下谈判，袁崇焕就没干过这种事？说毛人龙闹响 , 袁崇焕就没闹过 ? 说毛人龙死后军队反叛 , 他袁崇焕手下就没反叛 ? 说毛人龙没收复失地 , 他袁崇焕收复那些失地 ? 说毛人龙在困守皮岛 , 他袁崇焕就在积极进攻 ? 说毛人龙部队没战斗力 , 这恐怕是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的诬陷吧，最少毛人龙还没有诬陷过袁崇焕吧。本来两人是一正一奇 . 结果正不容奇 . 也就自然失去了兵法上的 ; 以奇胜 ; 剩个以正合 ; 在那里苦撑 . 被人家出奇兵掠京城 . 这责任自然要人来背 , 他袁崇焕都不背 , 谁该来背 ? 皇帝来背 ? 凭什么 ? 崇祯出钱出兵 , 放权放心 . 你还要崇祯怎么样 ?
袁崇焕的功绩不过是依城防守。依靠城墙和火炮防御后金的正面进攻，不是袁一个人才做得到，袁死后，后金也没有正面攻进来过。可毛文龙死后，后金就可以远征了，而且皮岛东江镇是在袁手里丢的，就是平时没战事的时候，后金还不是要留下一万人防御毛文龙可能发起的骚扰。战时后金被牵制的部队会只多不少。袁用尚方剑杀了另一个有尚方剑的将军。先斩后奏。兵部敢克扣他？ 别忘了他还是兵部尚书，有７万军马的关宁军就不可以出击一下么？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崇祯长编》说：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的大致意思是，袁夸口五年平辽，过了一年多反而给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祯上任初期心气极高，辛辛苦苦筹措一年多结果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他气得七窍生烟。 说明崇祯看不惯袁在辽东的作风。杀了毛文龙后，袁的确无人能制了，这个让崇祯暗自担心。欺隐可能是崇祯认为袁在粮饷上跟他玩花样，东江兵减饷粮反增。 私自和后金议和加私杀毛文龙。袁崇焕得警后入关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蓟州，上疏说“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然而还是给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后便休养生息，崇祯以为袁是在蹑后纵敌，存心不战，以此要挟。 刘策等领兵回防，袁令其还守密云。这个是战略部署，崇祯认为袁存心遣散援兵。 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以为袁要入城逼宫。
反间计：为了丑化崇祯和歌颂儒教代表袁崇焕，儒林特别强调“愚昧”的崇祯中了皇太极“反间计”，似乎袁崇焕被杀完全是皇太极太聪明而崇祯太愚蠢，袁崇焕被杀是冤枉的。请注意上述袁崇焕被杀罪名，里面根本没说袁崇焕是清朝间谍的罪名。事实是，崇祯自己也曾经议和，也给了袁崇焕议和的权力，袁崇焕被杀根本不是因为所谓的反间计。就算袁崇焕是清朝间谍，也不过增加一个被杀的理由而已，袁崇焕证据确凿的罪过已经足够被杀了。
有人说袁崇焕不过是清朝搞出来的一个英雄而已，这种逻辑实在可笑，洪承畴被乾隆评为奸臣，按此逻辑，洪承畴是汉民族英雄么？杨靖宇和李舜臣被日本人称为战神 , 按此逻辑，他们也就成了卖国贼么。皇汉纳粹的思维逻辑，常常是很搞笑的。
为什么袁崇焕如此的该杀，反而在多数人眼里成了英雄了呢？这个和神化诸葛亮而贬低曹操一样的道理，也和狂捧唐朝而贬低其他朝代类似。因为袁崇焕是个进士出身，知识分子带兵啊，了不起啊，诸葛亮被人三请才出山的大儒，为知识分子争了多少面子啊，唐朝的诗词谁能比呢？于是，在知识分子控制舆论的情况下，毛人龙死有余辜，曹操成了奸贼，隋朝荒淫无道，李世民的爹爹也逃不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李渊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当然，这些历史学家基本在扯谎，详细的见我相关的帖子。
反间计的存在与否，有争议，大致是清朝和朝鲜的史料支持反间计存在，明朝个人写的历史也有支持此说的；一些明朝私人史料却没有记载反间计。反间计是少数高层人物才知道的秘密行为，因此，没有资格接触双方高层的私人修的历史可信度不高。总之，反间计存在与否和袁崇焕被杀无重大关系，袁崇焕的其他罪名已经足够了。不过，还是把反间计相关的几个资料附上：“反间计”见于《明史》《明通鉴》《明史新编》《袁崇焕评传》《东华录》等。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焕列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 谓崇焕密有成约 令所获宦官知之 阴纵使去 其人奔告于帝 帝信之不疑 十二月朔再召对 遂缚下诏狱”。
《明通鉴》第二千二百六十四页第二段说 “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 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 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 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 时杨太监佯卧 窃闻其言 纵之归 以所闻告于上 上遂信之不疑 再召见崇焕及大寿于平台 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 责其援兵逗留 缚付诏狱”。
《东华录》“天聪三年”说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 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 至是回兵 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 坐近二太监作耳语云 今日袁巡抚有密约 此事可立就矣 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 悉记其言 庚戌 纵杨太监归 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三千四百三十一页“仁祖大王实录三 八年 明崇祯三年”有“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之语。
反间计疑点：
《烈皇小识》《明季北略》《国榷》等明人史料中提到袁崇焕下狱一事时俱无“反间”之说。
《烈皇小识》第二卷说“下督师袁崇焕于狱”。
二太监被捉与袁崇焕下狱的时间之间有矛盾。
比较详细提到二太监被捉又纵还的是《崇祯长编》，该书第一千六百一十一页至一千六百一十二页二十九卷“十二月甲子”条目下有“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 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 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 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 还有一二百废马 次日 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 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 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 得了马二百匹 生擒士将一员 次日各给书二封 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 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 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 总置不理 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 我们恼恨得紧 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 我们所以提兵到此 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之语，只说命令这两名太监回去送信，并未提到反间计之事，而且信中明说因袁崇焕而来，与“反间计”更是背道而驰。
《崇祯长编》第一千五百九十四页所说，袁崇焕下狱于同月辛亥朔（“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黑云龙等锦衣卫堂官召对 逮督师尚书袁崇焕于狱 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此时间上和《国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皆吻合。如果按此书所说，则袁崇焕下狱在先，太监被执纵还在后，“反间计”之说自动证伪。
《东华录》说十一月庚戍纵还此二太监，与“反间计”一说是对上了，与《长编》在太监纵还的时间上则又存在分歧漏洞。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焕列传》说“法司坐崇焕谋叛罪 龙锡亦论死”。
《崇祯实录 怀宗端皇帝崇祯三年》说“癸亥 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 處以殊死 上御煖閣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 出御平臺 文武諸臣俱入 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挚畈粦 ? 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并无“谋叛”字样。
《明通鉴》第二千二百七十六页第三段有“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为崇焕罪”字样，也并未提到“叛国”“通敌”。
《国榷》第五千五百四十四页所列之罪名与《崇祯实录》中相关章节完全一致，同样未提到“叛国”“通敌”。
《崇祯长编》第二千二百六十页“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目下有“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 以市米则资盗 以谋款则斩帅 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援军四集尽行遣散 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字样，亦无“谋叛”“通敌”之语。
《明季北略 崇祯二年 逮袁崇焕》条目下说“大清師聞報撤兵 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 具述崇煥通敵根底 入奏 上命法司追崇煥書 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把袁崇焕处死的基本时间都弄错，又及《北略》一书记载的多为明末市井传闻，此处说袁崇焕“通敌”并非当日明朝官方正式说法，只是民间流传之言。
《朝鲜李朝实录》第三千四百五十九页有“治经略以通奴罪”。
六。史可法做秀，明朝的儒教仕大夫纷纷投降清朝
弘光帝朱由崧（ 1607 年— 1646 年， 1644 年— 1645 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孙。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以后，他世袭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 2 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 1644 ）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 1601 年— 1645 年），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溧阳侯史崇第 49 世裔孙。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 1639 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清朝将领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直趋扬州，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报：“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 四月初五日 ，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旎，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扬州战役，史可法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 1653 ）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关于史可法，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他指挥错乱，无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为一个武将自刎怎么会不死？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么？如果是这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后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会做秀，亲自给史可法题词，以拉拢儒教信徒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继续作秀，历史就象是一个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官军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清；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赵福星派人持书信往海上招降刘泽清等人。刘泽清即在闰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实在很五奈，如果崇祯当年不顾儒教大臣的反对，如南宋的高宗一样南下，明朝不会败亡的如此之快。也因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将，明清易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个，至于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上说的杀 80 万，完全是谎言，因为扬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 ”等书驳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注：本文参考了顾诚的《南明史》
七。崇祯的错误：贪财，爱面子，缺乏宋高宗果决气度
1. 调吴三桂部进关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愨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贴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然而，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竿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军队。大臣们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 蒋德璟：《愨书》卷十一】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蒋德璟：《愨书》卷十一】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梦余录》卷二四】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
三月初，大顺军已经逼近畿辅。明廷才在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刘渌清为平东伯）；同时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吴三桂部因为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在三月十三日进关【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 : 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正是陈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 《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部落空。
2. 南迁
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里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然而，连这样一件并不难抉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搁浅了。崇祯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睿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检的这种心理。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祟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 ; 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 ( 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 】，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 给事中先时亨又跑出来奏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蒋德璟：《愨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奏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 : “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塵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 ( 指驸马都尉巩永固 ) 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3.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
朱由检搜括兵员，碰到了军饷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即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
崇祯是否吝啬有争议，私人修的历史多数认为崇祯没钱(内帑)，但这种机密的事情，私人修的历史不可靠，而崇祯的亲信左都御史李邦华的奏折是可信的，李邦华不会在这个事上撒谎或者诬蔑崇祯，难道他的官不想要了？他嫌自己的命太长了么？还是把相关的反面意见附上，看看历史是如何被强奸玩弄的：
《明季北略》：“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计氏紧接着加了一句话：“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
《甲申纪事》记载：“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
史惇《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遗录》：“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
《怀陵流寇始终录》：“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宋，富户归小盗。又拷掠追索毕，刘宗敏进所掠银一千万两，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数，人皆称焉。共得七千万两。其中勋戚十之三，内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
《国榷》：“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平寇志》：“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个数目呢，是这样。刘宗敏上交给李自成最高是一千万两，其他将领都没有高过，所以我估计高过这个数字，这北京实际抄到的数是两千万两白银。现在回过来国库里的，国库里的清清楚楚，有一个户部，户部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当小科长的人姓赵，他最清楚。他说李自成把国库里的那些银子全部搬到西安，用驴，用马车搬的，他一车一车看，看下来，万历八年以来国库里的底银始终没有动过，总共多少呢，他算下来是3700万两白银，还有黄金，黄金是多少呢，黄金是一百五十万两，一百五十万万两按一比十计算，大概我们说，这样看起来至少总有四、五千万两，四、五千万两再加上前面的2000万两，大概我们数目是六千万到七千万两。』
《怀陵流寇始终录》：“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宋，富户归小盗”
《明季北略》：“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
谈迁《国榷》：“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明季北略》：“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
八。李自成最后失败：不是因为领导集团腐化变质
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七，《孝义》；又见同书卷一，《地里》附《纪事》】。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纪事》】。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卷八，《述考志·事迹》】。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卷三，《灾祥》】。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郑廉《豫变纪略》卷六】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钱《甲申传信录》卷五】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比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
总之，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瘟疫，有崇祯的决策失误，有强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也有儒教信徒的大量变节。如果崇祯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反对，和清朝达成议和，明朝可以专心对付农民起义，如果崇祯如宋高宗一样毅然南迁，明朝和清朝并立于世。但是，后世的儒教信徒却歪曲历史，痛骂清朝，指责崇祯，歌颂袁崇焕和史可法，就是不提儒教应该担负的责任。如此，儒教就可以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继续成为中国的国教，万世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