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衰败，日本崛起仍然对今天有巨大启示

“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简思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
1.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在东亚局势中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活动，还是以清朝帝国为重心，平衡各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力量。
“高升号事件”打破了大东亚的这种均衡。
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经走了26年之久，日本人目标明确，这前三十来年的功夫，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走向世界，进入与世界列强平等的体系内。而韩国则是日本人走出列岛的出口，也是他进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则无心进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将世界从自己的天下观里驱除出去。
从1848年开始，喊了将近五十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长计也学了，就是治不了夷。结果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人如愿以偿，第一个为它发放进入西方列强行列通行证的是英国。
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敏锐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气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国的没落已不足以作为他在东亚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转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国在东亚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在开战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国人竟然痛快地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实行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远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写作者雪儿简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一书中说。
无疑，大东亚的沉没，是作者雪儿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睁眼看晚清帝国的地位及其没落。“高升号事件”涉及到清国以及清国的属国朝鲜、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等，英国人在远东的唯利是图、俄国人在东亚的扩张企图、日本人要走向世界主宰亚洲的野心、美国人利益均沾的原则，还有德国、法国的参与，这难道还不是一部世界史吗？
以世界史的眼光看，日本要走向世界的脚步，是谁也拦不住的。因为那是时代的趋势，是进步。晚清帝国就是不想前进，则必然衰亡。这就是历史宏大叙事的框架。也是我们常常追问的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说的准确些，是晚清帝国失败了。
但是天下不会掉馅饼，日本人要将他们被殖民的代价，抵作进入世界史的学费，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要进入世界史，不仅仅交点学费就够了，还要在任何细微处努力。

2.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
“我告诉亲王……如果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坦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实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这样的疑虑态度，对于英国公使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决策取向带来的重要影响，但是在总理衙门却浑然不觉，它们在向军机处和皇帝呈递的奏折里，根本没有提到英国驻华公使对清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这一重要的外交情报。
贯于大而化之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依旧热衷于劝说英国联手对付日本。而且游说没有一丝的外交辞令的机智、含蓄与优雅，直奔主题。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竟一厢情愿地以为英国人已经被他们的说辞激怒了，肯定会趟这个浑水。英国人评价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随后，英国人则一边以太极功夫从容应对清国，一边倾倒在日本对英国“无微不至”的外交游戏中。
“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特林•西格雷夫语。
的确，高升号事件后，日本人开始每一个细节的补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一再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的正当性”。
著名的“末松调查”，就为青木提供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为日本人向世界传播有利的舆论提供了足够的谈资。日本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新闻媒体，并与当时国际媒体连接，媒体与官方口径统一。
想起看过梁实秋《雅舍札记》（文化艺术出版社）中抄入美国打油诗人那施（Ogden Nash）的一首打油诗《日本人》:
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
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
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
他咧嘴笑，然后友善地鞠躬；
“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正如这首诗所云，这位“卑怯的攻击者”，由开始的躲闪，在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向英国致以隆礼，“为了目的随时可以将脸面和尊严放下”。拉着英国人一起拜会中国人，向英国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国人说“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清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而当时清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清国官方没有关系。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报》，乃英文版，虽然言论自由，但毕竟是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申报》也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聘用士人为主笔，适合中国读者的品味，高升号沉没后，派有战地记者采访获救者，但除慷慨陈词外，对于远在北京的决策者，究竟能有多少有用的信息，包括《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延伸《字林沪报》，实未可考量，相反，误导凿凿。
北洋舰队的老爷运输船操江号，同时被日军俘获。日本海军将这一“木质”战利品，改成训练舰。《字林沪报》极尽嘲笑讥讽之能:“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之勿用，倭人不加详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讥讽日人，更是不遗余力，“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劫得我木质旧式操江递书船，即以为大获胜仗。”而此时正是叶志超讳败言胜之时，所以《申报》兴奋尤佳，继续夸诞，当“平壤败绩之信”来临之际，看日本人以何面目相向祖宗。却不究日本人的节俭品格，更不知这一改成训练舰寓意额外的教育意义，其误导影响极坏。
3.出来谢幕的人是这场悲剧的主角，“高升号事件”的受难者，无论是后台的慈禧和军机处，还是前台的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似乎除了“以夷制夷”之术外，别无他法。“以英制日”落空，李鸿章愤愤拿国际公法说事儿，但法术势三位一体，在术尽势弱时，法又奈何？清国充分体验了弱国无外交的滋味。
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呀，这个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勃时代，中世纪的封建帝国正处于衰世之际。一个是在世界格局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国家，而另一个是刚刚破茧重生的新生力量。胜败趋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了。
清朝主宰的大东亚沉没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清国的沉没中崛起。
与清国在大东亚争正统，取代满洲人，继明朝之后的日本新帝国，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日本人的天下观。“征韩”是关键的第一步，日本人一边在“高升号事件”中投石问路，一边进入并控制了朝鲜的局势。相反李鸿章和清国并不真正关心朝鲜属国，他们的注意力全在“以英制日”上。
而且处于衰运的清朝，一开始就为上升气十足的日本所震慑。
租用挂有英国商船运兵，用日不落帝国的国旗作保护伞，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已潜伏了一个“怕”字，“怕”字当头，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
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价值取向不对称，更为重要的是实力不对称，只好玩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术道，与长于自己的“夷”周旋，不可不谓心苦。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给叶志超信，谈到增援朝鲜牙山的兵，几无可调动。“清军看似庞大，并非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种职能。”当七拼八凑的士兵上船后，发现武器和饮食配给既不充分，也非常混乱。
“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西方帝国各种势力在远东的角逐，在“高升号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对“高升号事件”的处理结果中，各方都已经看到了中日之战的必然，大东沟海战，只不过是高升号事件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雪儿认为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役，“高升号事件”本身已然改变了大东亚的世界格局，从中我们必须承认，一股旧势力在陨落，另一股新力量在升腾。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承认历史趋势的不可扭转。但一直以来，近代史研究，笼罩在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惯性情绪中，忽略甚至不愿承认“高升号事件”本身给我们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