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阶级无计可施

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年2月28日 星期四


今年是大选年，同时美国经济又有可能陷入衰退、甚至更糟糕的境地。因此，美国政府人士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些计划以防范这种危险，这不足为奇。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Bush)提出了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有主要总统候选人也都拿出了类似方案，其中包括削减中产阶级税收、提高基础设施支出等。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联储(Fed)将利率再度下调75个基点。但这些方法都不会有多大作用，因为它们都不是针对美国选民目前最根本的焦虑。这个问题深藏在目前的经济放缓之下，超越了商业循环的范畴。

实际上，中产家庭已经穷其使用了30多年的应对机制，依靠（计入通胀因素）仅比1970年略高一点的中值收入度日。其实，如今男性的工资低于当时的水平：现在，一个30多岁年轻男子的收入比三十年前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低12%。然而，多年以后的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超出了其支付能力。尽管收入中值几乎原地不动，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还是日益兴旺。这种情况就要结束了，美国人已开始感觉到了后果。



第一个应对机制是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带薪工作行列。自1970年以来，家有学龄孩子的美国职业母亲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38%升至70%。现在有些父母甚至 24小时轮班，一个负责照看孩子，另一个工作。这就是所谓的“Dins家庭”（即“双薪无性家庭”(double income, nosex)）

但是，可以继续从事带薪工作的母亲人数已经达到了极限。怎么办呢？我们求助于第二个应对机制。当家庭已经竭尽全力的时候，那就努力坚持得更久一些。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美国人一般每年多工作两周。与任何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我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每年比欧洲人多工作350个小时以上，甚至比以勤奋著称的日本人工作时间还长。

不过，我们工作时间的长度也有极限。随着经济上的必要性日益提高，我们求助于第三个应对机制。我们开始借钱，大笔地借钱。由于房价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路猛涨、2002年到2006年之间甚至涨得更快，我们通过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loan)，把自己的房子变成了储钱罐。美国人每个季度通过二次抵押与再融资获得近2500亿美元的房屋净值。这几乎占可支配收入的10%。随着信用卡如天赐甘露般倾盆而降，我们购买等离子电视、新家具、休假……

由于美元虚高（因为尽管美国在债务中越陷越深，外国人还是继续持有美元），我们可以从全球其它地方唤取便宜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这最后一个应对机制也无法再保证我们继续前行了。来钱容易的年代已经结束。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房屋净值正在枯竭。正如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房屋净值贷款违约已升至10年来最高水平。汽车和信用卡债务紧随其后。2007年上半年，个人破产上升了48%，下半年可能更多，掀起了一波消费者贷款违约的浪潮。与此同时，随着外国人开始转而放弃美元，我们也不再能够获取便宜的外国产品和服务。

简言之，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焦虑不只是眼下经济放缓的产物。根本问题始自1970年前后。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更宏大的范畴考虑，而不是仅仅考虑为银行和借款人纾困、或者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

在兴起于30年前的高科技全球经济中，大多数美国人现在仍不算富有。自那时起经济增长的几乎所有好处，都落在了位于最顶端的少数人手中。

承认这一点，并拿出对策，不只是刺激经济、同时也提高工资（比如说通过力度更大的累进式税收、更强大的工会，以及从更长远的角度说，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学校、让他们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候选人才很有可能赢得美国庞大而日益焦虑的选民。

本文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他曾任美国劳工部部长，著有《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