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莫 市区的北部是旧富人区，学院就坐落在这样的地方。刚来时，托普先生就交代我，学院的后面约克路不要去走，学院前面的查理大道可安全步行。我曾经从圣母学院门口的查理大道朝南走，要走大约一个小时才能走到他家。刚来时觉得有时走路也是一种享受，因查理大道一直到39街，全是非常漂亮的老殖民式的旧大房子，没有一座是一样的，每一家都有整齐的草地和花园，各种高耸入云的大树环挠。因我是从中国南方来的，而B 大约是中国的大连的纬度吧。当我在路上走，看着两旁的奇花异树，看到过去只能在书中看到的松鼠，它们就在我面前蹦跳，一点也不怕人靠近，每家门前都是象地毯一样的草地，一路步行难见一个行人，不象是走在闹市，而是在公园散步。大约半个多小时走到了39街交叉，如果一直走到底，可通往市中心直到港口，如果朝左拐就通往有名的约翰甫金斯大学 (
在我们学院学生休息室墙上有一布告处，经常有"help wanted"(需要帮忙) 的条子。根据美国法律１４岁以下孩子，不能没大人陪而单独留在家，所以大人晚上出去得请 baby-sitter (陪小孩)来家呆着。每小时4 或５美金。后来我经常背着书包去当baby-sitter，特别是周末和假日，还有晚上。这就是我的主要经济来源。刚来时没钱买车，这是唯一的能做的工作。当我在学院墙上看到找帮工这样的小告示条子，一般都是住在这不远的人家，我就根据上面留下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去联系，她们一听到是ND的大学生，而且是个妈妈大学生，听到我在电话里和她们用英语交流，很流利清楚，一般都很喜欢。我告诉她们我没交通工具，需来校接我，而且送我回家，她们也没意见。这样我有了工作，家长开车来校接我，然后送我回家。当小孩睡了或自己在玩时，我可看书，不误学习。
我在那时给很多家看顾小孩有的都是一周去一次人家，也较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母亲，有一份爱心和很强的责任感。我从小无形中已作了很多看小孩的工作了，因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爸妈不在家时，我是理所当然的看顾他们。记得小时候，我还带我的弟妹去 “远足”呢，因我们口袋都空空的，所以“远足”是别有心材的。那时从厦门到鼓浪屿的渡船是去不用买票，回来才买票，我记得票价是5分钱。 我就带我的弟妹乘船过了轮渡，到了鼓浪屿上了岸不出检票处，在那玩了一会儿，就可再乘船回来，这样就不用买票了。要是好运气，爸妈给我们几分钱，那时两分钱可买一条冰棒，有时两人共享一条，坐在小汽艇上过厦鼓海峡那是其乐无穷哩。大姐是十个兄弟姐妹的老大，其时已出嫁，我做为二姐姐，是常照顾弟妹 的。 我应该是从小就掌握了当小领导的本领和照顾小孩的耐心吧？ 所以上学后，我当班长，很关照我的同学哩。
在 美国和孩子打交道时，我发现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你爱他们，关怀他们，他们一下子就能体会到，而且和你特别知心。甚有个别几个和我的友谊很不寻常呢。在和孩子玩时想到， 当我是个母亲时，为了谋生，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享受这人间最美好的做母亲的快乐。想到在乡下，没有电灯，常常和老大，第一个孩子，天 刚黑，就躲到蚊帐里。我给他讲故事，有时讲完一个，儿子还要再一个，然而那时我是很累了，我常常是靠半记忆和半自编，故事越讲越短，讲得山穷水尽了，儿子还硬缠着要讲长的故事，后来我就说：“好吧，就讲一根竹子的故事，它长得很长，很长，很长...”他知道这个长故事再没舍好听了，也就绝望，睡了。 农民的孩子，大都很小就得放牛割草，甚至在田里干农活。有的一手牵着牛，背上还背着小弟妹。在我们下乡的农村还存在童养媳习俗。我们村有一个9岁的女孩，还经常背着小丈夫在放牛哩。这些童养媳，因家穷养不起。从小就被以一点点钱送走。要是这将来的婆婆心不善的话，她的地位很低。常常要服侍全家吃了，她才能吃，全家睡了她才能睡。
在美国，我所在的这地区，也就是中产阶级地段吧，孩子一般都有自己的卧室。在床边都有书架和许多的儿童书籍。现在中国的城市的孩子，一家只生一个，他们的童年肯定大不一样了，也有了这些了吧？在孩子睡觉之前，我给他们读一篇 “ bed time story.” 睡前故事，书由孩子自己挑。有时候，孩子会把喜欢的故事，已经听爸妈读过的书，让我读。一般都在读完后，就乖乖的爬上床，躺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记得一个叫马修的三岁小孩，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住在我住的那条街上。还记得第一天到他家，他的妈妈已事先给他做了对新来的babysitter的详细介绍。当门铃响时，妈妈来开门时他就紧跟在后面。因是第一天，女主人花了时间细细的给我做了指示，几点孩子该吃饭，几点上床睡觉，出了事该给谁打电话。当妈妈和我讲话时，小马修把三只小指头塞在嘴里静静地听着。她的妈妈给了我一张书写的他和他弟弟的作息时间以及和他们联系的电话，包括邻居好友的电话。马修的Baby brother (娃娃弟弟) 叫亚当，他已含着假奶头睡香了。很多美国婴儿有含假奶头睡觉的习惯，他们把它叫 pacify (使婴儿宁静物)。当妈妈讲完，马修就迫不急待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他有着赤棕鱼颜色的头发，直直往上翘，个儿很小，但他的举止像小大人。他大方，充满热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当爸妈跟我讲再见时，他急忙拉着我朝窗口走去， “ Let’s go to the good-bye chair.” (让我们去坐在再见椅子上吧) 他说。他爬上窗边的一张大椅子，我们朝外面望出去，看到他家小车正在开出车库，车停在窗下片刻，车窗开了，爸爸妈妈向他摇手说再见，他和我向他们摇手说再见，就这样他们开走了。 小马修一点也不认生，不象有的孩子，第一次见了生人，父母要离开还会大哭小叫的。他严然象一位小主人。
马修该吃晚饭了。他坐在桌边，我端出他的妈妈给他准备好的晚餐，坐在桌边看他吃饭。他一会儿就吃饱了。我看他盘上还留下很多没吃完的。我对他说“马修，把它吃完吧，这晚餐太香了。” 他向我笑了笑说：“妈妈也总是说尽量多吃点吧，但爸爸说，要是真的吃不下也就算了。我现在已是尽量吃了啊。” 看他多狡猾呀！
在学院附近的家庭里都有很安全的小孩活动室，一般不必太操心。有时我读书给孩子听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纠正我的错误读音。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也练了我的英语听力，这工作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当我离开中国时，中学老师工资才80多人民币一个月，我一两个晚上的看小孩就可顶在中国一个月的收入。我赚下钱，除了存起来，还经常寄回中国。几年后我回国，发现国内发展很快，很多人的工资都提高了许多，我的生活比在国内的亲人还苦，也就少寄回国了。
我的功课是很重的，因不必交学费，我就尽量多学几门。我的指导老师 Alison说那太多了，我就对她说学不了，再drop吧， 但我从不必drop。而且后来我发现选修的科目，我要是选理科的话，我简直可不费力的得4分 (满分)。有一次署假，我修了一门数学。第一堂课是摸底考试，同学们都还没做出几道，我早就做完了，我检查了几遍就交上去。交完考卷我就离开了。第二堂课，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学这门，我吓了一跳因为Alison说这门挺难的，劝我以后才学。我正不知要说什么，老师给了我那摸底考卷，我得了满分。老师说：你不必来上了，我可给你4分。后来我明白，这间女子学院文科好，理科并不怎样。另外，中国学生中学的数学比一般美国学生强多了。我本来在读中学时功课很好，竟然那么久了还能记住，后来我学硕士学位时索性改学理科，因听说中国学生读英语专业难找工作。
这学院的文科老师，特别英语专业老师很强，很多老师是修女。那些修女老师就住在学院一座钟楼里面。她们终身未婚，对教学一丝不苟。文科班级很小，一般不超过十个。老师对每个学生了如指掌。在Notre Dame 相邻的是LoyolaCollege,专收男学生的，很多老师是天主教的Jesuit (男修士)。那间学院的理科就很有名。这两间学院共用一个图书馆。后来我听有的学科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