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肠与爱情 (德) 埃 · 海登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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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哈里电影学院刚毕业,成绩出众,不久就有机会拍他自己的第一部片子。赞助费得到了批准,拍摄班子归他调遣,电视台答应支持该片的制作并最终予以播出。那是七十年代中,我们大家都在念戏剧专业,而哈里同时还上了电影学院。

哈里喜形于色。他坐在我们的厨房里不断琢磨着这部片子,他想出了别出心裁的爱情故事、含义深刻的戏剧性场面、具有双重意义的喜剧,最后决定拍一部耐看的侦探片。

“这才是他们想看的。”他说,“侦探片他们总是需要,我必须一炮打响,先得创下票房纪录,自己的理想以后总有机会去实现。”

哈里是个现实主义者,要不然他现在也不会坐在圣莫尼卡,也不可能认识达斯廷 · 霍夫曼 [1] 。哈里一向目标明确:他要当名导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用一部老超 8 摄像机在他爸爸的一个香肠店里拍摄过《店中一日》:泡在店里喝啤酒的流浪汉,傍晚下班后急急忙忙往嘴里塞红白相间的咖喱香肠和薯条的办公室白领,忙里偷闲来解解馋的家庭妇女。哈里用老超 8 摄像机把他们都拍了下来,还配上了解说和音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的生活。

一部侦探片,但不能缺少爱情。一部反映师生生活的侦探片,这种氛围与他自己距离不大,他了解。男学生爱上了女老师,不,还是男老师爱上了女学生更妙。他引诱了她,她的男朋友妒忌,谋杀,真相大白,眼泪,爱与死,太棒了!

他开始写分镜头剧本,但这不是他的强项。哈里善于运用画面,在我们的厨房里他也完全称得上是个能言善辩的男人,但分镜头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所以朋友们都得帮忙。我们和他一起编故事、推敲对话、提建议,他修改,我们喝阿尔及利亚优质红酒,吃夹西红柿奶酪的粘糊糊的吐司。分镜头剧本越写越长,最后定了稿,电视台编辑大喜过望。一位有经验的男演员饰演老师,一位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出演学生。有一天整个项目真的准备就绪了,开拍在即。

哈里极为幸福和激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等一等,似乎还有什么事让他放心不下。

“我也说不好,”他说,“但确实有件事还没有搞定,那就是电影还缺个理想的开头。我总不能让她就那么坐在教室里热烈崇拜他吧。多丽丝,一位热恋中的十七岁姑娘会做什么?”他问我。

亏他问得出来!我总是惊讶,男人和女人之间竟然还能建立起爱情关系,尽管他们彼此是那么不了解对方。我十七岁时曾爱得痛不欲生。他是个小提琴手,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我热情奔放,他则沉静如水。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他的一切都与我截然不同。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爱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年长以后人们才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寻找安静、理解、和谐和一致。但十七岁时一切都必须是新奇的、另类的、罕见的。我的钢琴弹得一塌糊涂,他的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我年轻而毫无经验,他三十出头,在乐队里有个固定的女朋友,还和一位戴顶大帽子的西班牙语女教师有艳遇。但他和我一起远足散步,他握着我的手管我叫公主。他带我到他的住处,用他的小提琴给我演奏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我的心在颤抖,恨不得立刻嫁给他。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还有两年才中学毕业。我们甚至没有在一起睡过觉,当时还是六十年代!我们不过是偶尔接接吻。为了他我写满了一本又一本日记,写他,写给他。“今天我见到了你,这是金色的一天。”我写道。我写诗:“一切最终不过是一场等待,等待你,等待你的爱 ; 你深深、无法形容地深深充盈着我,就像众多花朵的芬芳充盈着一座狭小的花园。”

今天我想自己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类似的句子,或许是从哪儿抄来的或改写的。但当时觉得所有这些感情都只能出自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与梦想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一座狭小的花园……不错,我念给哈里听,他大受鼓舞。

“太棒了!”他喊道,“她就是得给老师写这种感伤诗!”

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忆起这些我的心中仍旧有些隐隐作痛。

“我用自己的心血替你把天空染成黑莓色,但你从未与傍晚一起降临,我穿着金色的鞋子伫立在那里。”我背诵,哈里高兴得在地毯上直打滚。“金色的鞋子,我受不了了!”他笑道,“这真绝了,你听到了吗,奥托?女人们穿着金色的心仪之鞋伫立在那儿等待着我们,来,把它写下来,多丽丝,她正是该这样含情脉脉地注视他。”

“埃尔泽 · 拉斯克 - 许勒尔 [2] ,”我冷淡地说,“这不是我写的,这是埃尔泽 · 拉斯克 - 许勒尔的诗。”他问道:“我认识她吗?她也是学戏剧的吗?”

“不,”我傲慢地说,“你不认识她,埃尔泽 · 拉斯克 - 许勒尔是位不寻常的伟大诗人。你甭想在自己的电影里移花接木。”

作为香肠店老板的儿子,哈里听不得“移花接木” [3] 这个词。“我不是移花接木,”他说,“我是艺术性改编。”

“行了,”我说,“要是阿瑟·米勒 [4] 对玛丽莲·梦露说: ‘你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姑娘’,后者把这当作一句非常珍贵的话,是只针对她讲的,可一转眼这句话已经出现在他下一个剧本中。这叫什么?这就叫移花接木。在这方面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米勒做过这种事?” 哈里问道,“这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来,多丽丝,别闹别扭。这个电影会成为一部偶像型片子,我们大家都会世界闻名的,谁认识埃尔泽·什么什么米勒是何许人呀!动手吧,把你的日记看一遍,给我找出点什么:爱情的折磨、悲叹、苦恼,全部思念的点点滴滴。听着,我这样开始:俯视校园,她和其他姑娘站在下面,他站在三楼教师办公室的窗前。他往下看,唰,拉近镜头,她的特写镜头,她往上看,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心声,你明白吗?”

“她在想什么?”奥托问,“她来例假了,拉丁文作业做得一塌糊涂?”

“笨蛋,”哈里说,“她想……她想,就是嘛,她想什么?多丽丝,这正是你得写的:如果一个姑娘彻底堕入情网时她会想些什么。金鞋、为天空染色什么的,你知道的。我们似乎在听着她如何思维和作诗,来,多丽丝,帮我写出来。”

“你付什么报酬?”奥托问,“心血是不能白费的。”

“你这家伙,”哈里说,“别总这么利欲熏心。你知道经费少得多么可怜。多丽丝反正已经记下了全部爱情感受,她只要把这些抄下来。或者把你的日记本给我,多丽丝,我自己找出最缱绻的段落。”

“你想得倒美,”我说,“你那油腻的手指任何时候都甭想碰我的日记本。”

“哈,”他说,“这也不错,像瓦格纳 [5] 一样用个头韵 [6] ,维古拉维阿,沃坦,沃格,用油腻而令人恶心的手指进行悲伤的祈求 [7] ……”他和奥托笑得流出了眼泪,然后哈里点燃了一支烟,作为告别吻了吻我的面颊并说:“多丽丝,我可就指着你了。星期一见。”

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周末。我沉浸在当时的愁苦中,我读那位小提琴手写给我的短纸条——“我的公主,”他写道,“我们的爱高高地盘旋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小心,不要睁开眼睛,我们在下坠……”

我读一叠厚厚的情书,这些情书是我用褐色的墨水写给他的,却从未寄出过,信中我旁征博引世界文学中的名句,当然做了与他相关的改动。“我的小提琴手,你的笑容是那么温柔与细腻,就像古老象牙上的光泽、似乡愁、又似圣诞之雪……”

这是谁的诗?里尔克?为什么我几乎不再忆起这些,难道我现在的生活与当时那个热恋中的年轻姑娘完全脱节了吗?我怎么了,我是什么时候忘却这一切的?当时我心比天高,自己想出和从别人那儿盗用的画面都堪称别出心裁。今天我谨小慎微,我的心不再燃烧,没能让世界适应我的激情,我却适应了世界。我在思考,谁该为所有这些损失负责。长大成人?大学生活?奥托的实用主义?我渴望能回到初恋时那种幼稚的情意绵绵状态。

我一点点地追寻着自己感伤的过去,奥托情绪不好,他问:“我们到底还煮不煮这可恶的甘蓝了?”我温柔地回答道:“你煮吧,亲爱的,我现在煮不了,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但后来我还是告诉他,他得先把洋葱放在鹅油中煸一煸。

“秋季,哭泣着扑倒在地是多么容易。” 1963 年 10 月我这样写道,今天我还清楚地知道,这句话出自一位匈牙利诗人,他的名字我早就忘了。我又回到了十七岁,门铃马上就会响起,金黄色头发的小提琴手会弱不禁风地靠在门框上对我耳语:“嗨,公主,来,让我们飞离这里。”

当我因为他而伤心时,他那时曾为我写道:你应逃避到那美好而仅仅属于你的东西中去。

现在什么是仅仅属于我的呢?甚至我最隐私的日记都要被用到一部电影中去。我到底为什么要同意这样做呢?我想,我觉得这样我的日记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派上点用场,世人会听到它们,虽然不知道这是我的灵魂在喊叫,但起码能听到某个灵魂在喊叫,是吧?

哈里星期一打来电话:“嘿,我的爱情篇章如何了?”

“我正在写,”我说,接着就给他念了起来:

“你用如此桂冠奖赏我的命运。

你成为今天的你完全靠自己,我却不能和你相提并论。

有朝一日,即使我必须红着脸承认,

我对你而言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瞬间,

你对我却曾意味着我全部的青春!”

哈里目瞪口呆,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还在听吗?”我问道。

“我的天哪,”他说,“这是你写的?”

“不是,”我说,“是鲁道夫· G. 宾丁 [8] 的诗,但我做了些改动。”

“接着写,”哈里说,“多写点儿。我不在乎是某位米勒女士的诗,还是宾丁先生的诗。做些改动,省得我们惹上侵权的麻烦。注意别押韵,她毕竟不可能用诗句思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把桂冠、命运和稍纵即逝的瞬间什么的都删掉,就让她想:我对你不过是瞬间,但你——你却是——他是什么来着?”

“你对我却曾意味着我全部的青春!”我无力地说。

“没错,”哈里说,“但不要‘曾’,风流韵事才刚刚开始,把‘曾’去掉,你对我却意味着……等等。太棒了,我把它放到片头,你知道,她走过校园,往上看,他恰巧也在往下看,然后……”

“然后,唰,拉近镜头。”我说道,“他看到她,我们听到她的内心独白。”

“完全正确!” 哈里在电话里喊了起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已经讲述过了。”我说。奥托从厨房喊道:“问问他出多少钱!他甭想白捡便宜。”

“他有什么事?”哈里问,我说:“明天晚上完稿。”

整个星期一我都在读,熬了个通宵。我重温了十七岁时的自己,找到许多连我自己都不能忆起的想法和曾让我热血沸腾的感情。我又看到瘦骨嶙峋的自己,总是穿一身黑,一支接一支吸烟,高跟鞋鞋跟高得不能再高,面色苍白地站在我那脸无血色的小提琴手身旁,他对我说:“唉,公主,你太年轻了……”。我说:“我觉得自己像春风中的一棵树,一旦风暴来临,它就会折断。”我抄录里尔克的诗:“如果我生长在那里,岁月轻盈,时光纤细,我将为你构想出一场盛大的庆典,我盈握你的双手不会如此笨拙而恐慌,就像间或发生的那样。”

他那时与我分手并不奇怪。啊,我多么想今天能有机会与他重逢,向他解释十七岁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我从当时所有的诗、信和日记中为哈里整理出充满渴望的独白,它是这样开始的:

“我的最爱,脉脉含情地望着你的不仅仅是我的眼睛,而且是我的心。涉过无数梦的海洋我才来到你的身旁,现在千万不要用你那铁石般坚硬的心来折断我的翅膀!我愿永远与你谈情说爱,但你我都知道,真情无语。你是我的一切,我对你来说不过是瞬间……”

“这真是太棒了!”哈里激动地说,“铁石般坚硬的心、梦的海洋,你们女人为什么总能想出这种比喻?这正是我所设想的,然后她向上望去,接下来……”

“……接下来,唰,拉近镜头。”奥托说。“天哪,多丽丝,你当时给那个可怜的家伙真写过这种信?”哈里说:“了不起,我写不出这种信,女人总是让人捉摸不透。这段独白用在我的电影里正合适,多丽丝,你真棒。”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扭开了,心想:“你懂什么。你能懂什么?没人给你写过这种信,今后也不会有人给你写这种信。你所有的电影都会缺乏心灵底蕴。哈里,你的心对爱之烈焰的认识将局限在黑暗的剪辑室里。”

好了,简言之:哈里的第一部电影已经极为成功——格里梅奖 [9] 、金摄影奖 [10] 、基督教电影批评奖。如前所述,今天哈里坐在圣莫尼卡,不仅认识达斯廷 · 霍夫曼,甚至认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11] ,并且已经和威诺娜·赖德 [12] 合作拍过一部电影。

二十多年前,我当时在电视中听到自己的话被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望着楼上的窗口喃喃道出,窗口站着老师,他若有所思地往下面的校园望着,接下来,唰,拉近镜头。我想:也许现在我那年轻的,不对,应该说是年老的小提琴手正坐在什么地方看电视,这些话他听起来有些耳熟,让他大为感动,他心中有什么东西融化了。他将,噢不,他不可能知道这些话,因为这封信我从未寄出过。这封信我甚至没有写过,只是为了这部电影,我才用当时的真实感情和盗用的引语设计了这封信,现在有八百万观众在听着它。他们听时能感受到什么吗?他们会笑吗?或许他们会忆起那样一个时代,那时的感情还是那么动人心魄,那么光芒四射,犹如南方夏夜的满月?

电视台播出这部电影两周后,当我走进我们的厨房时,那里放着一台大的老式铸铁香肠切片机,奥托正在用它切一根匈牙利色拉米香肠,切出的片薄得只有几毫米。

“这是什么 ? ”我问道,“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个,”奥托说,“是世界上最棒的香肠和火腿切片机,是哈里祖父的,哈里刚才送过来的,算是给你那爱情独白的报酬。行吗?我看满不错。”

我也认为可以。为什么不行呢?香肠切片机本身无可厚非。但只要我和奥托用它切火腿、熏肠或是色拉密,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就好像我自己的心被这台香肠切片机切成了薄片。

当我此后不久与奥托分手离开他时,我没有带走香肠切片机。奥托非常高兴,至少切片机留在他那儿了。



[1] 达斯廷 · 霍夫曼:美国电影演员。

[2] 埃尔泽 · 拉斯克 - 许勒尔( 1869 -1945 ):德国著名女诗人。

[3] 此词在德文中发音类似“香肠”一词。

[4] 阿瑟·米勒( 1815 -2005 ):美国作家, 1956 年娶 玛丽莲·梦露为妻, 1960 年婚姻失败。

[5] 里夏德·瓦格纳( 1813 -1883 ): 德国著名作曲家。

[6] 上一句中的“油腻手指”( fettige Finger )均以 f 开头。

[7] 此处为文字游戏,前三个词均以 w 开头,后六个词均以 f 开头。

[8] 鲁道夫· G. 宾丁( 1867-1938 ):德国作家。

[9] 格里梅奖:德国电视奖项,自 1964 年起每年颁发一次,此奖以德国西北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的名字( Adolf Grimme )命名。

[10] 金摄影奖 :自 1965 年起由电视杂志 « 倾听 » 编辑部举办的媒体奖,颁奖对象不局限于电影电视,但以其为主。

[11]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1930 -):美国制片人、导演及演员。

[12] 威诺娜·赖德( 1971 -):美国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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