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兽首与折腾

铜兽首与折腾

谁都知道，英法联军1860年劫掠并焚烧了圆明园，一批中国皇家文物流失海外，此次法国拍卖的两件铜鼠首、兔首便在其中。公元2000年，香港的两家拍卖行苏富比、嘉士德拍卖三只铜兽首，于是大陆媒体呼声骤起，大抵是“挽救国宝”。当时就有故宫博物院专家出声：这些圆明园铜兽首决不是什么“国宝”，对于“五千年文明史”而言，这些物件既不古也不珍，充其量不过一般历史文物，把它们炒作成“国宝”，除了哄抬拍卖价格之外，别无它效。甚至有议论称，那些铜兽首只是些“水龙头”，并不具备多少文物价值，参与竞拍无异于报名充当冤大头。

然而，手持大量公款的国企老总们并不理会，早早放话说，他们将不惜千金购买这两件“国宝”。自己哄抬物价自己掏钱买进，满世界唯有中国才会发生这等荒唐事。果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声中，高开天价至300万港元的铜虎首，经37次叫价以1400万港元成交。此物已比前几天拍卖的另两件铜兽首价格高出一倍，三只铜兽首合计3000万港币成交。绝顶愚蠢的买卖，却赢得一片“精神胜利”的喝彩，任何理性的声音都被它压倒了。其实，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中国古代文物在海外者约164万件，而中国有估计称此数高达1700余万件！比这几个铜兽首之文物价值高得多的文物几乎每天都在以低得多的价格在世界各地流转，只缘我们的“爱国者”们没参与炒作，它们便悄无声息地按照市场价格低调流转。

2007年十月又冒出一个铜马首，这回估价竟达6000万港元，多位北京文博专家叹息道：不过数年，一个马首就估价6000万，而当年3个兽首总价才3000万，这简直是利用中国同胞爱国情感哄抬拍价，“漫天要价，就地圈钱”。可见“爱国主义宣传”有多大奇效，帮外国人挣钱很灵验。殊不知1985年首次拍卖3具铜兽首时没有爱国主义喧嚣，每具拍卖价不过500美元，折合港币不到4000元，12年飙升了一万五千多倍！反过来思索，我们那些心焦火燥的“爱国情感”有没有“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嫌疑呢？所幸，据说此次国家文物部门表态：“如果迫于人为故意制造的压力，不得已用不合情理的高价出手竞拍，不但有违竞拍的初衷，也是每个尊重中国文化、祈愿国宝回归的有识之士所不愿看到和难以接受的结果。”最终，澳门赌王何老先生以评估价购得此物并捐献，除了夸奖一下老何的举动之外，我们是否还可以思索一下，国企不去竞拍了，连抬价的“托儿”也不存在了，倘若老何不买下，天知道有谁去买那玩艺。有媒体评论：如此天价拍卖比当年英法联军抢掠还要恶劣，属于“二次抢劫”。恕俺直言，这个“二次抢劫”不折不扣是我们那些“爱国者”们挥霍纳税人血汗导致的，不如叫“二次捐献”，若无他们凑热闹，那些铜兽首恐怕连几万港元都拍不出来的！

另外的话题是，那个铜马首原本在台湾，属于中国人自己藏着的。显然是经不起大陆国企们慷慨解囊之诱惑，那位私人收藏者抛出来换巨款，如此反倒出现“流出去”之可能性了，呜呼！现在，巴黎欲拍卖的两件铜兽首估价达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件一亿元！这是什么概念？俺不甚关心收藏市场的状况，但也偶尔“见过猪跑路”。前些时在一位热衷收藏青铜器的朋友处得知：举世只有三件的殷周时期青铜器方鼎，一件在日本东京一件在法国巴黎，2008年留驻国内的这件经故宫杜大师鉴定为真品，评估大约价值一亿元人民币，跟这回两只铜皮敲打的鼠头、兔头身价相等！更莫名其妙的是，这12个铜兽首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制作的，彻底的欧式风格，毫无中国式文化韵味。即便扯上12生肖，那也是印度传入的，并非中国原创。你不能不叹服炒作的魔力，尤其是群起而炒的魔力！

于是俺又想起总书记那句“不折腾”，确实说到点子上了。为了圆明园里几个“水龙头”，多少中国人的血汗钱折腾到人家的腰包里去了？当法国拍卖铜鼠首、兔首的消息刚传来，国家文物局即发文禁止国资博物馆介入拍卖事项，其博物馆司司长宋新潮表态，认为对这件事“不予理睬是最好的应对”；他还呼吁媒体不要炒作此事，“炒作的结果，是让那些利用中国老百姓爱国热情投机赚钱的商人获利”。这个态度无疑是明智的，但没用。一个律师团慷慨激昂地奔赴法国递交诉状，有熟知法国法律的媒体断定将败诉，领衔的刘姓律师对凤凰卫视记者表态也说对于判决结果“不乐观”，但却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豪气。鄙人认定这些律师们不过炒作自己的知名度而已，不惜以“爱国”的名义绑架国民舆论以达其目的，不折不扣的折腾。行文至此，电视机里传来最新消息：法国法院驳回中国律师团下达“禁拍令”之诉讼请求，拍卖行有权继续拍卖行为之外，每被告尚获赔1000欧元。刘律师放言，还在争取流拍。用得着他去争取么？俺寻思除了用国资慷慨解囊的中国企业之外，没哪个傻帽会掏自己的亿钱去竞拍这本来物非所值的玩艺。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买家都只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中国的腰包而已。只要中国不去当冤大头，所有关乎中国的文物都会无可避免地暴跌。



炒作这几个“水龙头”根本还在于教科书灌输的“火烧圆明园”情结，其实那座皇家园林是我们自己的百姓首先放火烧的，只不过烧得没那么旺盛而已。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向英法宣战，18日清廷违背诺言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抓捕了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并对其滥施刑罚甚至杀害了其中21人。若不是恒祺闻知咸丰已降旨处决所有使节便赶紧劝说恭亲王释放尚未被害的巴夏礼等人，事态将更没法收拾。10月6日英法联军获悉被俘者关押在圆明园，绕过北京直接攻占了圆明园，却扑了空。在发现被俘者遗物便大肆劫掠，附近的百姓也“捡洋落”跟着英法军队打劫了此处，据说这个说法便来自圆明园。是否可以这样说，是中国受苦受难的百姓跟着外国侵略军剥夺了反动统治者剥削人民的血汗，“造反有理”？随即，英法联军移师并于13日进占北京城。据当时负责监察“战利品”分配的副军需官吴士礼上校《一个战士生活的故事》记述：住在附近的中国人“从宫殿中抢到比两国军队更多的掠夺品”。火烧圆明园是这些“附近的居民”开始的，英法经历一番是否破坏皇宫之争论，最终否定了摧毁皇宫的意见，决定破坏圆明园之宫殿建筑，以作为对清廷杀害使团人员之报复。





荒唐的是，此举乃建筑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被清政府杀害的21名英法使节团成员的意见被否决之后的替代行动。法军拒绝执行这项任务，其司令孟德邦将军称其为“破坏文化的暴行”。英军则单独前往，在中国百姓放火烧过的圆明园再放了一把火，烧掉了尚未焚毁的更多建筑。决策此事的额尔金勋爵宣称：“圆明园是皇帝偏爱的居住之地，摧毁它就等于打掉皇帝的威严，也刺痛他的个人情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把我们那些可怜的同胞弄来，对他们施行了最残酷的折磨；正是在他自己宫殿的围墙内，找到了我们被俘骑兵的马匹和用具，还有从一位勇敢的法国军官胸前扯下的徽章，以及属于俘虏的其他个人物品……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这一惩罚并不针对人民，相对而言，人民是无罪的。这一惩罚只针对皇帝，他个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负有直接责任；这不只因为俘虏在圆明园受到虐待，还因为他最近颁发诏书，说什么取一个外国人头可获一笔赏金，还宣布他决定把他最后的银两拿来充作此种凶杀的赏钱。”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由此可见，圆明园事件是一种报复行为，野蛮对野蛮的报复。马克思评价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卖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圆明园事件恰是马克思描述的对象之一，他没有涉及侵略还是反侵略，正义或非正义，更没有丝毫同情“落后挨打”。反而不无讽刺地讥讽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我们半个多世纪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不过延续了这些道义与悲情而已，毫无历史感。对大清国的谴责亦局限在“打不赢”之怨恨之上，接受了此种教育的中国人普遍地继续“激于道义”，安守奴才禀性，拥戴明主而拒绝文明进步。至今仍喋喋不休地否定普世价值，振振有词地谴责宪政民主，宁可丧尽自我权利也得抵御“西方文明”。

其实，1840年至1900年的几次局部性对外战争，说到底是抗拒改革开放、抵制融入世界潮流的挣扎。莫名其妙的是那些自称马克思信徒的人们，却彻底背弃了马克思先生当年那段精辟的总结：“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的大炮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一个很玄妙的现象就是，俄国乃至苏俄对华伤害远比火烧圆明园更严重却不会引起中国激愤之士哪怕半点不满。就在1860年3月，俄国使节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在北京，一方面愿意出售武器给清廷用以抗击英法军队，另一方面调遣舰队开赴天津沿海以恫吓清国。两者合成目标为要求清国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在清廷绑架英法使团之同时，这位俄国使节正受到清廷礼遇，频繁地给恭亲王出谋划策。作为对他自称说服英法不灭掉清廷的奖赏，清廷于1860年11月14日签署中俄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俄国，另“共管”44万平方公里。若连同此前1858年《瑷珲条约》割让的60万平方公里、此后1864年勘界条约割去44万平方公里，俄国不声不响割去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但这些领土看来还不如圆明园值钱，甚至不如几只铜兽首更值得炒作。更有甚者，当年苏联解体，中国那些激愤的“爱国志士”兔死狐悲如丧考妣，哀哭声不绝于耳，滑稽透顶。

其实，圆明园即便被劫掠焚烧，骨架子还是存在的，同治皇帝登基后尚以太后安享为由重修圆明园的。此处有1875年圆明园老照片数张，可以看到它与现今圆明园大相径庭。

直至清廷被革命推翻，圆明园这才万劫不复，几乎每一位执掌中国大权的首领都跑到圆明园拆卸搬运物件。例如，“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便曾大批拆卸圆明园文物运去东北建其父陵园，而那座陵园大半却又被毛时代修的水库淹成“龙宫”了。怎么没有“爱国者”去抢救呢？电视里曾经探访过，圆明园石雕如今散落在北京许多地方，不乏如垃圾般堆在不同的院落里，何以不见我们那些耿耿于怀要爱国的企业出哪怕一点钱把它们收集起来呢？很显然，这种事做起来费力却未必讨好，远不如炒作国际题材有利。我很高兴国家文物管理局三令五申不准任何国资介入投标以及不接受民间竞买然后捐赠，只要中国人不去抛撒冤枉钱，那些靠此牟利的企图都会落空的。更何况，流失海外未必都是坏事，例如吐鲁番千佛洞那些壁画，流失出去的那些至今好端端地展示于各博物馆，留下的全被“破四旧”捣毁了。老毛摧毁中国古代文物绝对是世界冠军，所有“盗窃”、“抢劫”出去的文物只是老毛所摧毁的九牛一毛，而且，那些文物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展出，无疑每时每刻都在宣讲中华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而被摧毁者则永无踪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失还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