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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的那个下午，我驾着我的奥迪，沿着密西西比河岸，在一条通往桂花烧饼店的公路上，我琢磨着，该怎么对桂花说，才能让她出庭作证。事情糟糕就糟糕在安迪生已经和女法官串通一气，桂花被法庭指定非出庭作证不可，要是她不去就等于触犯了法律。为了一个让虚荣心送进死牢的男人，我必须去办一件有生以来从来没遇见过的难事。此刻桂花在我心里早已不再是个普通的餐馆老板了。我甚至这样想，只要她不趁我不备的时候逃之夭夭，就算是我这次前往的大幸了。
“呀，大律师来了！”桂花从那个玻璃厨房里探着头对我叫着，“这回朱向才大概没事了吧？”
我苦笑了一下，见她还有几个客人，便对她说，“等你忙完了我再跟你说。”
不一会儿，客人走了，她解着身上的围裙走来，同时还为我拿了一盘烧饼。
“坐呀，”她笑着把烧饼放下说，“趁热吃！”
“桂花，”我苦着脸恳求她，“相信我，朱向才的案子没有你去作证恐怕还真不行呢。”
“怎么了？”那对小水瓢似的眼睛又瞪了起来，“为什么非要我去作证？”
“你上次跟我说起吴胖和张占奎，”我拿出一种万般不得已的声调说，“结果吴胖在法庭上作证，他说出事那晚他看见陈老板在打老板娘，并说你也在……”
“什么？吴胖！这小子也在？可我没看见他啊。”
“那么，你的确在那儿，并且也的确看见了陈阿大的行为。桂花，”我见她只呆呆地望着地上，便再次恳求着，“去趟加州吧，我为你把机票都买好了。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负责，你一分钱也不用出。”
“你让我跟朋友商量一下，行吗？”她显然是因为害怕什么才哭丧着脸问我。
“当然。”我安慰她道，“我会做你的翻译，你尽管放心。”
桂花拨通了电话。说了不一会儿脸色开朗了些，但仍然没有笑容。又过了一会儿，她把电话往我这一举说，“我朋友想跟你说几句。”
我断定这人是景凯。对于这位我眼里显得那么神秘的人物，当时，我仅仅是知道他和桂花上过床。因此，我被一种莫名的兴奋驱使着，渴望对他知道得更多些。结果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叫彭姗，是桂花的好友。因为桂花是偷渡进来的，所以这家烧饼店其实是我开的。我是老板。目前我正在以特殊技能的理由为她办理移民，因为桂花做的烧饼已经打进了超市。我们已经获得了劳工局的批准，现在等待的是移民配额。我想，这件事不会与上法庭作证发生冲突吧？据我所知，只要提出移民，无论身份是否合法，都可算作拥有合法居住权。桂花担心的就是这个，她怕移民局找她麻烦，从而拒绝她的申请。”
我就是在这时知道桂花是偷渡者的。吃惊之余，彭姗沉着的语调让我觉得她是个讲究责任感的人。
“不会不会！”我忙不迭地一连说了好几个不会，“您放心好了，我担保移民局不会找桂花麻烦。”
飞机上，桂花精神十足。白色连衣裙和披肩的长发，使她整个焕然一新。我呢，为了能让她按时走上证人席，已经几天没睡好了。所以，一直打瞌睡。
“别睡了！”桂花用胳膊撞我一下说，“你看你，让我一个人坐着真无聊！”
“要我陪你说话？”我笑着跟她打趣说，“除非你跟我说说鬼节晚上发生的事，不然我没法醒着。”
我上面所写的大部分事情，就是桂花在飞机上跟我说的。当她说到她是因为怀孕才离开景凯家时，由于打胎这种事，对一个不太熟的外人来说，是不便插嘴的。所以，对这件事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催着她说鬼节夜晚所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