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在打倒高饶反党同盟之后的首次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总评价。
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前中）和一部分骨干
1941年重建新四军军部后，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与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中）在苏北盐城。
在新四军问题上，毛泽东多次认真听取陈毅的意见和看法。在陈毅和项英之间，毛泽东宁可选择陈毅。因为陈毅比项英更具有全局的观念。所以，在陈毅向中央汇报准备东进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支持了陈毅。特别是派周恩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精神时，毛泽东又赋予了周恩来特殊的使命。周恩来尽管没有完成全部使命，但是，通过周恩来皖南之行进而达到新四军内部化解项英的权力覆盖面的目的基本达到。
毛泽东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非常排斥项英，相反，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做项英的工作。像项英这样久负盛名的我党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自然不会轻言放弃。然而，凡事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只是争取，毛泽东经常说陕北的驴子不能只是推，而是要用打的办法结合推，所以，毛泽东选择了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先后作为项英阵营中的反向的打的手段。事实证明，这些手段是行之有效的，虽然没有完全扭转项英对新四军的控制，但是，基本上改变了中央以往对新四军鞭长莫及的状态。所以，当江南总指挥部成立之后，中央一纸命令就把项英轻松地以开会的名义调往延安总部，而项英没有任何反弹(后因皖南事变未果)。
陈毅、周恩来在新四军的问题上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在刘少奇之下，特别是陈毅，可以说是开创了苏南新四军新根据地的第一人。毛泽东在整顿新四军过程中，先后调用刘少奇、曾山、饶漱石来作为新四军的实际灵魂，起到了中央掌控新四军的作用。而新四军的外围力量的首领人物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的一切政策。
在新四军军长人选的问题上，更能说明毛泽东用人的特别之处。
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留影。
新四军军长选定叶挺是周恩来的建议，因为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谈话之后，蒋介石提出由陈诚担任新编第四军的军长，陈诚外号“小蒋介石”，其人勇于任事、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如果陈诚出任新四军军长，那么，就不知道要有多少高敬亭似的人物人头落地了。所以，周恩来立刻建议延安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毛泽东决定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虽然有些人对叶挺的脱党和对党内的处分发出的怨言表示疑虑，但是，毛泽东仍然作出了选择叶挺的决定。
1937年10月，叶挺赶赴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全体出动、列队欢迎。毛泽东夸奖叶挺书写了人民军队的“开篇历史”，并且对当初共产国际对叶挺的非难和叶挺负气脱党表示充分理解，叶挺本人深受感动：“参加革命如同爬山，自己中途折回，现在又赶将上来，一定遵守党的纪律。”毛泽东多次给项英打电报表明中央全力支持叶挺的决心。惜乎项英没有完全理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相反，多次和叶挺大搞摩擦，对叶挺正确的军事主张忽略不计。比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不仅迟疑不决，而且，在事后反告叶挺、陈毅违反组织原则。周恩来有鉴于此，建议中央设一个统一指挥新四军内部军政的新四军委员会，由项英为正，叶挺为副，但是，即使这样，项英仍然对叶挺不能容忍，以致于叶挺三年军长、四次辞职，后来连广东军阀余汉谋都以旧友的身份请叶挺南下抗日。
毛泽东在使用陈毅整理新四军方面可以说不啻于东北之放手林彪，所以，新四军在盐城重组时军容之壮、军威之盛不在八路军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