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一年后，我认识了
Jay 和我是在写诗班认识的。用英语写诗是我最害怕的，因我连用汉语写诗都不会，用英语写，那一定更困难的。但这是英语专科必修课。第二年，我硬着头皮上了，她也上这门课，她是因为兴趣而来。教这门课的是Ruth Miriam修女.
还记得上第一课时。在祈祷，请求上帝给我们灵感后，老师一开始就强调好诗是重在它的名词和动词用的妙，不在形容词副词。特别是动词的选择。这使我想到哪一首中文名诗不是都有绝妙的动词吗？再想到我们的“推敲”的典故，我不禁微笑了。
第一个作业是用一颜色作题，写首诗， 文中再不能有此颜色这字。而且只用名词和动词组成的。我不禁想到有个朋友，她是最爱绿色。她狠白色，她说要是雪是绿色的，那世界该多美丽呀！但我要挑哪色做题呢？后来我挑了白色。白色使我想到婚纱，母亲脯育婴儿的奶汁，刚学走路孩儿的小白靴，还有白色恐怖，医院，死神和盖在死尸上的白布。我的第一首作品”White”，全用名词和动词组成.我看来看去不像诗。但这让我有了个概念 ；贯穿主题，有想象力后，要在动词上下功夫。形容词就像烹调里的味精，不能太多。名词和动词才是一篇好文章的关键，特别是在字字是金的诗里。这就是我的开始。
接下去，是各种诗的格式，有的诗有严格押韵，有的自由。第二周，学写英语的Haiku,它是由17个音节组成，分成三行，5，7，5，每一首小haiku就是一副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门课。我们在她指导下，从简到难，从自由到要压韵，从短到长。但每隔一周要交一篇诗，我走路都在推敲啊！
Jay和她丈夫会成了我的终生朋友，还有个原因。她的丈夫Rainy的祖父是清朝期间去中国的传教士，R的爸爸在中国出生，他祖父在中国呆了一辈子，死了就埋在山东。 Rainy前年去世，尸体献给医院做解剖。Jay说她也签了字，死后也一样献给医院。我很庆幸，我来到Notre Dame 认识了他们。
在写回忆录的这门课，和写诗一样，除了写，还得交流。有一天我读了一篇回忆我的好友李文斐的文章。她是在读完初中1964年，在听了学董家耕的报告，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要下乡的。我还记得大会上她上台交了表决书，她才15岁，是我班文艺股长，一个美丽能歌善舞的小姑娘。同学时，我经常去她家。她家就在中山路和后路头交接，绿岛饭店后面叫文湮井的小巷里。我们从来没见过她的父亲，听说去了台湾。(我的许多同学和亲戚都有家人跟蒋去台湾，因那时他们以为去了没几年就会回来。) 她是厦门最早一批下乡的。在下乡多年后，她的丈夫补员回城，留下她和小女儿在山区，她被告知女儿户口不能跟爸爸回城，除了母亲死后。不知为什么许多人被调走了，而她还在那。她已下乡12年了啊！在绝望中，她喝了乐果 (杀虫药)。当知青们发现后，把她从山沟沟运到县医院，已太迟了。她临死还想见女儿，还说不甘愿死啊。我下乡和她不同地方，1976听她的妈妈给我讲了她死的经过。那时我的经历和文斐太相似了。因我的第一个丈夫也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他也刚补员回城，更悲的是他丢下我和两个孩子在乡下，吵着要离婚哪，当我听到她的死，我是非常悲愤的，但我知道我绝不能像她一样去死，我一定要活下去，至少为了我的孩子。
当我读完我的回忆录，我已泪留满面，发现许多同学也泪流满面。第二天我的桌上有一大把鲜红的花，是同学给我的，祝我来到这美丽的国家，有着更美丽的明天。
